最后一条还真有点幽默感呢！
挣了这么多钞票，自然不是像过去的守财奴那样全部埋在自己床底下，而是要花的。1998年，盖茨的豪宅建成，全部由电脑控制，耗资5400万美元。装修布置光艺术品、文物的选购，就是令人咋舌的金额。好马要好鞍，好房要好画，他砸下3600万美元的天价，终于把现实主义画家温斯洛·霍默作于整整一个世纪前的名作《迷失在大堤上》弄到了手，挂在新房里，这创下美国油画有史以来的最高价。这种一掷千金，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3年在索斯比拍卖行以2000万美元从一位收藏家手里买来柴尔德·哈萨姆的《花房》，比原主最初出的550万美元价格高了近四倍。1994年，他购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巨匠达·芬奇那本18页的笔记，用了3080万美元。在具有传统眼光的人眼中，这简直是摆阔、疯狂烧钱嘛。
其实不仅是比尔·盖茨，他的合伙人和微软的其他主管，也都随微软成功而成为光芒四射的巨富，就连微软程序师查尔斯·西蒙伊，竟也是10亿富翁，公司的首席律师威廉·纽克姆，身价也有6亿多美元。微软帝国的这些“文臣武将”与比尔·盖茨心有灵犀一点通，也都纷纷花了大把银子来玩“收藏”这种富人游戏。当初合伙创办微软的搭档保罗·艾伦是世界第三富翁，有360亿美元，他对欧洲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莫奈、高更等人情有独钟，又酷爱摇滚乐，自己曾多次登台演出，他投资2.4亿美元，耗时三年，建了座“体验音乐工程”摇滚博物馆——就在西雅图标志性建筑“太空针”脚下，建筑外形像一把摔碎的吉他一一顺便提一句，这个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杰瑞设计的博物馆，2002年被《福布斯》杂志列为全球十大丑陋建筑之一。
微软公司退休的技术总监纳森，则酷爱收藏珍稀书籍、历史文献以及老式电脑。退休主管乔恩·谢利身价近10亿美元，收藏的艺术品更多，拥有抽象派先驱波洛克、抽象派表现主义大师马克·罗思科和卡克·克罗斯、抽象派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等人最主要的作品，还收藏了许多经典的法拉利赛车……
比尔·盖茨这位世界首富，当豪宅落成，私人图书馆竣工，他慢慢踱步，欣赏墙上的名画时，他会回忆起他20岁时做过的那个当百万富翁的梦吗？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大概就像站在黄山的天都峰顶，俯瞰匍匐在脚下的玉屏楼吧。超越了自立谋生的需求之后，超越了致富发财的欲望之后，他也早已超越了他的那个梦。
人是应该永远有梦的。旧的梦不论实现了，还是破灭了，该酝酿新的梦了。比尔·盖茨有了新的梦吗？山上有山，天外有天，又是什么样的梦，能够继续吸引他不畏艰险，去跋涉，去攀登？
赚钱，继续赚钱，赚比现在多百倍千倍的钱？可是，有句西方俏皮话说得好：“100块钱，那是张嚓嚓响的票子；10亿块钱，那是一个1后面加9个0的数字！”钱挣到一定的数额之后，对于个人享受而言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就算挣到的家财能买下全世界的山珍海味，自己不也是只能一天三餐吗？就算拥有的钞票能买下全世界的广厦华屋，自己不也是只能躺在一张床上吗？
何况就其性格本质而言，比尔·盖茨并不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他之所以拼命工作，苦心经营，挣到天文数字那么多的钱，并不是以追求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作为动力，也不是为了炫耀于世作为自我满足。确切地说，除了与软件打交道本身让他享受到思维与智慧的极大乐趣外，他另一个动机，就是想用挣钱，挣更多的钱，挣全世界最多的钱，来证明自己的本事。好，现在已经挣到全世界最多的钱了，自己的本事已经证明给世人看得清清楚楚了，从一个电脑软件程序开始，从一个创办企业的草图开始，建起了一个成功的公司；他还与他所爱的人结为伉俪，并且育有一双儿女……
下一步呢？还有什么值得他去追求、去寻索？有，这就是花钱。
花钱？花钱能被当成梦么？怎么花钱，不外乎消费和投资吧？——当然有些项目兼有消费和投资的功能。像比尔·盖茨买地皮，盖豪宅，收藏古董、艺术品，就说不清究竟算是消费还是投资。
回馈社会
要求他捐赠金钱、回馈社会的呼声日益增高，并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压力。有的报刊发表文章：历数美国各大富豪家财若干和捐献若干，然后笔锋一转，指责比尔·盖茨身为世界首富，竟一毛不拔，真是岂有此理。
比尔·盖茨照样我行我素，对所有这一切置若罔闻，不屑理会。
但是，盖茨的家人越来越感到局促不安了。对那些大报大刊含讥带讽的酸语凉言，可以装没看见、没听见，可是当地社区的舆论压力总不能完全置诸脑后吧。盖茨的父亲老盖茨在当地算得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律师，他的母亲玛丽在西雅图地区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社会活动家，对慈善事业一向相当投入。人有脸树有皮，对比尔·盖茨所受的指责使他们觉得颜面无光，何况，在这种舆论笼罩下，母亲还怎么劝别人慷慨解囊、投入慈善事业呢一一你自己的儿子做得怎么样？人家就是给你留点儿面子不明说，可那目光表情也让人感到不自在。人言可畏啊。
“他母亲和我一直在推动他、劝告他，作为一个好的公民，一定要为社会做些事。”老盖茨后来回忆说。但盖茨却听不进去。尽管他非常爱他妈妈，有时实在觉得妈妈的唠叨让他不耐烦，便大声回嘴说：“妈妈，妈妈，我有一个公司要管理。我为社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企业成功。”
从比尔·盖茨的角度来看，未必就没有道理：每个人有每个人回馈社会的方式，自己从事的高科技事业，不就是给人类造福吗？再说，自己的微软公司解决了数万人的就业，推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带动了美国经济的活跃，让更多的人，白的，黑的，黄的……有了施展才干的天地，这难道不是对社会巨大的贡献？
不过，社会对强者的需求就是更高——谁让你是强者呢？你经营企业的成功，不能取代你捐赠金钱、回馈社会的责任。每天都有无数的求助信、请求信雪片般飞来，其数量增长的速度与微软的发展速度、与微软的名气增长成正比。盖茨根本无暇去拆阅这些信件。说实话，他真的并不是钻到钱眼里那种人，他的时间真是太紧了：他在虚拟世界的搏击耗去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而作为微软公司的灵魂和头脑，除了要领导公司产品的研制开发和制订企业战略外，他还要全力对付竞争对手，应付来自美国在线、IBM、Oracle、Sim等等的挑战，司法部和19个州起诉的官司也使他分分秒秒不敢掉以轻心啊。他恨不得自己长三头六臂，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
以比尔·盖茨的聪明，不会不明白，所谓没有时间，未必是说得过去的托词，这只是在日程表上重要性如何排列的问题。而他当时，真的觉得企业的生存发展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别的什么都得让路。老盖茨心急如焚。如果对这些来信置之不理，儿子不仅头上原来“吝啬鬼”的帽子会戴得更牢，恐怕更要多一顶“傲慢粗野”的帽子。但是，儿子已是成人，也成了家立了业，劝他不听也只好随他。老盖茨与老伴商量，决定只好亲自出马，帮自己的儿子一把。
比尔·盖茨正求之不得呢，听说父亲愿意来料理这些事，便一推六二五，把所有这类事全交付给父亲。于是老盖茨开始负责处理有关的事务，以比尔·盖茨的名义做一些小规模、小数目的慈善捐款。促进比尔·盖茨有更大转变的，是他的妻子梅琳达·盖茨。
1993年秋天，比尔·盖茨和当时还只是女友的梅琳达，以及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到非洲去旅游。
梅琳达相貌乍看并不出众，但是却非常聪慧。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一颗仁爱的心。这次非洲旅游，本来是一次休假，一次轻松愉快的游玩。但谁也没有想到，与刺激的远征狩猎、辽阔的原野风光和奇妙的飞禽走兽相比，当地人的生活更多地引起他们心灵的震颤——从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我回来后对一位密友说，非洲永远改变了我，”梅琳达后来在《商业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看着妇女们走啊走，那种景象确实震撼了我。我们曾经一路上用目光搜寻走路的妇女，就是为了看她们是否穿着鞋？——没有，她们全是赤脚……”
他们去的国家是扎伊尔。他们记得，当时由于殖民主义统治的后遗症，以及政府腐败、通货膨胀，他们走过的一个个城镇死气沉沉，狭窄街道两旁的商店全钉上了木板，犹如鬼城。他们看见城外有小小的露天市场，几个妇女把少得可怜的一点儿蔬菜放在地上卖，再没有其他东西。妇女的困境使包括盖茨在内的每一个人终生难忘。
前面说过，1994年在比尔·盖茨的生命中是悲喜交加的一年。
这一年元旦，在夏威夷举办的结婚仪式上，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终成连理。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客人中有6位亿万富翁。新郎在拉奈岛包下了全部轿车及直升飞机和250间酒店客房。盖茨为梅琳达请来她最喜欢的歌星威利·尼尔逊，演唱了歌曲《亲爱的，如果你赢得了时间，那我就赢得了金钱》，气氛欢快热烈。但比尔·盖茨的母亲却在同一年不幸死于癌症。
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动，使比尔·盖茨的精神和感情受到巨大冲击，他开始重新思索人生和周围的世界，许多他原来埋在如山的事务底下的事情，进入视野，许多原来似乎无足轻重、只能排在日程表末尾的事情上升到了最前面的位置——这其中，就包括慈善事业。
与此同时，四方的求援信继续飞来，越来越多。老盖茨原本是业余帮忙的差事，竟然变成了全职的工作，老人家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但仍然应接不暇。老盖茨说服比尔和梅琳达，应该建立一个基金会，有组织、有计划、有条理地开展慈善工作。梅琳达大力支持，这一次，比尔·盖茨欣然应诺。于是一个资金总额达9400万美元的基金会建立起来，盖茨亲自任首席执行官，梅琳达任总裁，老盖茨和帕蒂·斯通西菲担任共同主席。
要干就得干个名堂出来，虽然都是自家人，但基金会的运作却是非常正规的。他们定期开会，反复讨论。基金会最初的重点，是向学校和图书馆赠送电脑——比尔·盖茨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但是这种举动，难免瓜田李下。
果然有人讥讽他们这样做是“一箭双雕”，既图虚名，又谋实利，着眼点是在占领电脑软件市场。
老盖茨不断建议，希望盖茨夫妇开阔视野，考虑其他可能性。
新婚不久的比尔·盖茨和梅琳达，以盖茨母亲玛丽的名义，做了一项特别的贡献。1995年，在纪念她逝世一周年时，他们捐赠给华盛顿大学1000万美元，建立玛丽·盖茨奖学金。玛丽一向非常重视教育，这笔奖学金使很多大学本科生受益。盖茨和梅琳达还捐献了100万美元给西雅图的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1998年，正在比尔·盖茨面临官司，也陷入心灵的煎熬时，《纽约时报》星期日版上的一篇文章，又使他们夫妇受到深深触动。
这篇文章运用数字和图表，勾勒出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在收入、健康保健和平均寿命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文章，以前也登过不少，但是这一次，对他们俩——首先是对梅琳达，随后对比尔·盖茨——却发生了奇妙的效应，可能是唤起了他们的非洲之行的切身体验了吧。文章说，在全球范围内，90%的疾病发生在贫困国家，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只有10%的保健资源。梅琳达后来回忆道：“我记得，这是我和比尔第一次谈论这些疾病对于孩子们是多么悲惨。我们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夫妇俩先是把文章寄给老盖茨，之后又去找他细细商量。
比尔·盖茨激动地说：“爸爸，我们或许可以做些事来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请求老盖茨帮助自己学习和掌握卫生保健方面的知识。
从此，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的重点，开始转向卫生保健领域。以前那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一反常态，开始大笔捐赠，可谓“挥金如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