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鬼票子
夜里，我被尿憋醒了，马蹄表上的时间是1979年12月31日23时59分55秒，如果稍作拖延，便耽误时间，眨眼之间大错特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撒尿，已经是1980年1月1日零点10秒了。五秒差了年份，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我无意识地翻了翻身子，秀丽打起了呼噜。屋顶上还有猫撕心裂肺地叫着，那是叫春的动静。
每家每户都有小喇叭，按在了门楣上，昨天晚上县里的广播新闻中说，日本反省检讨协会访问，会长森木太郎带了几位客人参拜祭奠了郑家庄的殉难者。
郑家庄离我们搓绳寨不过十多里，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清明节都要到郑家庄纪念碑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辈传一辈，如今，盼弟也去悼念。
其中的缘故都知道，那是1944年5月18日，日本鬼子的骑兵队，执行“彻底肃正该村庄”的命令，以枪杀棒打、锹铲镐砸、活埋火烧等极其残忍的手段，血洗了郑家庄，屠杀和平居民1253人，烧毁民房750间，村内财物被抢劫一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千人坑”惨案。1952年，由海阳地区专员公署主持，在郑家庄村西建立了“抗日战争郑家庄殉难同胞纪念塔”。
唉，世界上任何事物每时每刻都在演变，庄稼也一样。麦子能变成白面，白面还能变成挂面。如此演变，猴子不行，老虎不行，牛马不行，鸡狗也不行。只有人才做得到。
早晨起来，已经是六点了。我挑起水筲，站在井沿摆水，看见了吴小翠和孙秀兰推着自行车走过来。
村人公认，她俩是全村最细腻、最白净、最活泼的姑娘。模样俊俏，聪明伶俐。从家庭环境上说，吴小翠是吴小淑的妹妹；从接触的交往上，孙秀兰就是那个轧过挂面的姑娘。
“你们俩干啥去啊？”我打了个招呼。
“老书记说让我们去代销店买水果和瓜子，”吴小翠说，“县里来过电话，今天村里要接待国际友人。”
“能有这种事？”我问道，想不通。
吴小翠说：“当然有这种事，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嘛！二哥你没有听过小喇叭的广播么？”
“小喇叭里广播了日本友人访问，跟咱们的老百姓没有关系呀！”
“应该有关系，贵宾来了就明白了。”孙秀兰说。
我挑着水桶回家，把水倒进水缸里，随后卷了一个锥子把儿，用火柴点着了，塞进嘴里吧嗒吧嗒，从鼻子里冒出两股烟。
秀丽在院里用簸箕簸高粱米，看见我皱了眉头，便察颜观色，放下簸箕说：“当家的，我对不起你呀！”
嗯？这是什么意思？我瞪了她一眼，“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秀丽脸红了，咬了咬嘴唇，低着头说：“咋说呢？不怪你怪我，你年轻不老，心里明白。”
一点就透，我终于明白了。我属猴，三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节，红男绿女，跃马横枪，免不了那场折腾的名堂。人们差不多，如果有了差距，算不上老实忠厚，只有二流子和窑姐儿才会玩花样。遗憾的是，闺女一天比一天长大了，又住在了简易房。半个多月我们好比当了四类分子，不敢乱说乱动。如果盼弟看见了父母的隐私行动，我们难免无地自容。
我往往只有叹口气，睡意来得快，打起了呼噜。
我说：“射出的东西跟尿一样，尿有了就要撒，鸡巴里的那东西也要放。
万般无奈，有个办法便是撸出来，就轻松了。”
“唉，憋住了准难受，”秀丽说：“出现过拦路强奸的，甘愿进监狱，有的还被枪毙呢。”
我和秀丽拉上这样的话题，从情绪上不是有了兴趣，滔滔不绝。只不过是想啥说啥，不顾廉耻了。我说：“那种人不值钱，按捺不住糟蹋女人。女人发痒了，同样抓耳挠腮。”
秀丽放下簸箕，说：“我不糊涂。盼弟下地了，没有乡亲串门儿，到屋里来吧。”
到屋里去做什么呢？
秀丽解开腰带，仰着身子躺在了炕上，闭着眼，等待我的行动。其实，我的东西在于孕育，也不是召之即来。对媳妇的行径，说不清是满意还是反感，只好苦笑：“它起不来，青天白日，早蔫巴了。”
“掏出来吧，”秀丽睁开眼说，“我给你摸挲摸挲，再慢慢拨拉拨拉，它就生气了。”
好像我成了《水浒》上的一百零八将，逼上梁山，只能替天行道了。到底我是霹雳火秦明还是黑旋风李逵，只好按秀丽的体会来评价。
秀丽摸挲摸挲了。
发展的情节是隐私，不宜公开。光明正大的，才应该大张旗鼓地呈现。
此时此地，有了下面的场景。
村内，一个奥迪轿车、一个桑塔纳轿车和一个面包车进村了，奥迪轿车里是司机、中日友好协会联络部赵副部长和周秘书，桑塔纳轿车里的是司机和县委宣传部部长何从振和通讯员秦少平，面包车里当然也有司机，其他人是日本反省检讨协会会长森木太郎、沈翻译和七八个日本贵宾。还需要介绍，何从振就是孙老茂的外甥二傻，地震前是县民政局副局长，地震后升为宣传部长，正如电影《南征北战》老大娘对当了营长的高连长所说的一句话：“那好啊！又进步了。”
乡亲们大都没有见过奥迪和桑塔纳，能坐上的当然是高级干部，街上招引了很多人，老的小的，柱拐棍的抱孩子的，凑到了大队院子里，看看外国人是什么模样，汽车是什么样子。
在大队办公室门口，吴天明鼓掌，吴小翠和孙秀兰站在两旁，她们好比是吴天明的左膀右臂。谁都知道，鬼子喜欢“花姑娘”，假如让贾向兴的丑陋媳妇和吴德玉的罗锅闺女出场，就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吴天明低头哈腰，说：“热烈欢迎国际友人森木太郎太君访问。”周秘书拉了拉他的衣角，更正说：“不能叫太君，应该叫先生。”
吴天明点头：“好，好，先生请，先生请。”随后又向周秘书问了一句：
“他是教书的还是写书的？”
周秘书摆摆手，小声嘱咐说：“你别多说话，注意分寸。”
吴天明的问话，也不是空穴来风，自有自己的理解，所谓“先生”不是尊称，因为素常对老师叫“教书先生”，对写书的人叫“鲁迅先生”。
办公室里，森木太郎说了一段话，沈翻译的中国语言表达的是：我们日本反省检讨协会到郑家庄请罪，几十年前，我们的讨伐军在村头遭到伏击，死了两个士兵，是抗日的区小队所为。我们遵命进入本村，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残酷烧杀，造成极其严重、令人发指的惨案。贵村在郑家庄附近，我们也曾经来糟蹋民众。因此，特来向贵村村民请罪。
森木太郎低头、鞠躬。
何从振说：“森木先生率领日本反省检讨协会光临，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加强中日友谊，是我们的共同希望。鲁迅先生曾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经过战祸的劫难和折磨，必将实现和平，中日两国人民一定像如兄弟般和睦相处。”
森木太郎说：“是啊是啊，中日友邦万古长青。”
县委宣传部长何从振对吴天明说：“老吴同志，你也讲几句。”
吴天明问：“该讲啥呢？”
何从振说：“对中日关系有益，是国家大事，俗话说，礼多人不怪，至今也是礼节，随便说。”
吴天明看到盘里的苹果谁也没有吃，就说：“大家别客气，吃苹果，吃苹果。”同时，他的头脑里还浮现了“日本”和“尿素”四个字，就说：“要感谢日本国的支援，前几年我们多了褂子和裤子。”
吴天明的话不是瞎说，而是有根据的。来自从日本进口的化肥，口袋是化纤布，上面印着“日本”二字，背面还有“尿素”二字。我们村里的老百姓，每年每人供应六尺五寸布票，不够用。便有人就用化肥袋拆开当布料，缝制成褂子或裤子。使得其所，鲜明夺目，结实柔软，经久不破，阴雨浇不透，无风自来摆，洋为中用。不知谁编了个顺口溜：上面做成袄，下面做成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哈哈，很有意思，中国从来不侵略日本，小日本却侵略了中国。至今，小日本不用中国的化肥，中国怎么用小日本的化肥呢？
吴天明说了几句话，土话俗语，不须记载。
我在家里，不说公事，转头说私事。夜里与秀丽办了私事，已经尽兴了，不公开，系上了腰带，我不禁拍了拍自己的脸，说了句心里话，说：“人也是牲畜，鸡踩蛋，狗恋帮，种猪能赶圏。”秀丽从炕上坐起来，也说了一句：
“你过瘾了，我也过瘾了。”
一前一后，我俩出了简易房，想不到一群人走来，呦！道貌岸然的是坐车来的客人，陪同的是吴天明、吴小翠和孙秀兰啊！竟然进了院子，可谓屈尊驾到，令人汗颜，秀丽好像做了亏心事，问我：“哎呀，当家的，咋啦？
我们偷偷摸摸，没有犯错误啊！”
吴天明说：“永文、秀丽，快来迎接贵宾啊！”
我装作毫不在乎，问：“咋回事？”
吴天明说：“永文别着急，常言说‘冤有头，债有主’，既然日本友好人士能够光临，你尚未出生，大概与爷爷奶奶或父母有关。日伪军为非作歹，肆无忌惮，最后提出本村西头一个人家受了欺侮，不知道姓甚名谁，应该看望。友人客人低下头，追忆了半刻，才说院里有棵石榴树，在三十多年前就有了印象。多亏小翠说，只有你家有一棵石榴树，因此，森木太郎先生特地前来拜访。”
石破天惊，连父亲都回避了，只有我知道。母亲被鬼子强奸了，难道这个友好人士仍然不甘心，公开于众？
何从振与我握了手，关切地问：“我表兄的身板儿还好吗？”
我说：“挺好的，大婶子遇难，也省心了。你的表兄说，诊断是子宫癌，多受罪，多花钱。”
话总是两面说，这是一方面，坏事变好事。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没有沾上外甥的光搭车，大婶子也许能保住命。
森木太郎跟沈翻译说了鬼子话，沈翻译问我：“家里有老人吗？”我回答：“父母都去世了，我是后代。”
这话翻译成鬼子话，森木太郎端详了我几眼，点了点头，从皮包中拿出一叠鬼子票，递给我，沈翻译说：“这是森木先生赠送的日元，表示心意。”
我连说：“十分感谢，十分感谢。”
我数了数，是十张，这是鬼票子，不是人民币，怎么去花呀？
哦，我明白了，前几年我买过冥币，那是烧给死人用的。上面用繁体字印了“捌亿圆”，日元上写着“1000”和“千丹”，是什么意思呢？如今，人民币最大的才是10元呢，竟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雕虫小技用鬼票子也来糊弄老百姓！可气可笑，充其量我给到父母坟前焚烧了吧。
我只好点头，重复说一个字：“谢谢，谢谢。”
森木先生说了日语，不是“八格牙路”，说了一句“苏米妈塞恩”，不知是什么意思。
这些人告辞了，家里没有来得及还存了一札冥币，我从柜子里翻出来，与鬼子票和对照了一下，样子基本差不多。对照的效果，还有了新想法，阴司的钱太毛了，冥币一张就是10亿元，卖一札100张是10000亿。在世上不流通，只能焚烧送到阴间。
吴天佑九叔来串门，问：“永文，日本友人对你说什么了？”
“鬼子话没有说八格牙路，只问了老人在不在，还给了我一叠鬼子票，翻译说是日元。”
“我瞧瞧。”
我把一张鬼子票递给九叔，问：“上面怎么写了‘千丹’呢？”
吴天佑到底有文化，解释说：“错了错了，大错特错了。上面的不是‘丹’，是‘円’，这字不是中国字，也是中国字，在古代是‘圆’的写法。日元上的印章篆文是‘总裁之印’，人民币上的印章篆文是‘行长之章’，不说印不印，章不章，毕竟是日元，1000元啊！”
“呵呵，1000元？去年，生产队的十分工是三毛六，我是八分工，每天挣了两毛八，一天不歇工，一年我挣不了100块，鬼子给了我十张，就是1万，等于我干活100年，有人信吗？”
“千真万确！你知道，我们是穷人，日本人是富人。别的不知道，种地施肥你看到了，人家的尿素还用化纤布来装呢。”
我好像理解了，说：“哦，鸡蛋碰不过石头，怪不得我们是大国，他们是小国，竟然能打进来，成为侵略者。”
吴天佑点头，又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中国有中国的骨气，日本投降了，经济发展迅速，日元是日本通行的货币，可以兑换人民币。我不了解之间的汇率，政策有规定，多了是几万元，少了是几千元。从天上掉下来馅饼，平常人做梦都想不到，你太不识时务了。”
天上不能掉馅饼，鬼子能给金元宝。第二天，我进了县城，平生第二次迈进了人民银行的门槛。
手里有钱，心里有底，腰杆硬了，显示财大气粗。我递上那叠日元，跟营业员小石见过面，知道她是老石的女儿，便打个招呼说：“小石，你爸爸好吗？”
“挺好的。”小石问，“叔叔，有啥事？”
“我有日元，给我兑换人民币。”
小石格外热情，殷勤又崇敬，说：“对不起，请您稍等一会儿，我没有经验，需要查阅汇率表。”
我说：“你按政策办就行，别麻痹大意。”
今非昔比。我首先进了百货大楼，特意买了一盒“大前门”香烟，既然有了机遇，不同凡响，马上抽出一支，摇头晃脑，“哼”了一声，叼在了嘴上。
小石用算盘计算，改变了称呼，说：“叔叔，国家政策的比例，是1元日元，兑换人民币0.39元，1万日元，就兑换人民币390元了。”
曾听了九叔的说法，多了是几万元，少了是几千元，如此不能相符，我便提高了层次，说：“太少了，太少了，交换差距拉大了，我有意见。”
“别怪我，您如果不同意，就别办手续了。”
我碰了钉子，只好说：“我同意，是白捡的，别说三百九，就是二百五，也不能放弃。”
小石听了我的话，笑了：“叔叔，你不理解政策，需要学习进步，再说，390元不少啊。我虽然上班，收入等于上班一年的工资呢。”
我不该说大话了，种地有春种秋收，当职工也不容易。营业员坐半天，屁股也坐疼了。
三十而立，身份提升了，有了经济待遇。如果我像三楞子，响应号召，造反有理，实行夺权，大权在握，已经过时了，不能重蹈旧辙，撞南墙碰得头破血流。营业员的话，提醒了我，毕竟我一年的收入并没有390，能达到200就了不起了。走一步，是一步，走两步，退一步，我只好承认错误，说，“我糊涂了，农民不如职工，不理解政策，当了个混蛋。”
小石又笑了，“嘻嘻，叔叔有意思。我爸爸曾经说过，在海南岛育种的时候，金环蛇还咬了你呢。”
一件小事，一个小小老百姓的经历轶事，也能传播流传。小石毕竟是孩子，她能“嘻嘻”，我只好“嘿嘿”了。
16.大字报
我刚刚吃完早饭，先吃后拉，想去解手。掀开门帘，永强便匆匆走来，我只好停住了脚步。
永强说：“二哥，大队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你快去看看。”
我问：“‘文革’运动结束了，无风起浪，写了啥？”
“我看不明白，你去亲眼目睹啊！”
我说：“目睹目睹，我看看是啥瓶子装了啥醋？到底酸不酸。”
秀丽插了句：“家里不缺醋，缺酱油。”
“你二嫂子太糊涂，不分倒正，说屁话。”我贬斥了秀丽，又对永强说，“磨蹭啥？走哇！”
我与永强走出门，当然先到厕所，撒了一泡尿，系好了裤腰带。
大队门前，站了不少会认字的乡亲，谁也没有评头论足。有的看完了就走开，恐怕受牵连。有的只是笑笑。笑中有含义，让人也摸不清头脑。
我的倡导各位社员同志们：粉碎四人帮，思想大解放，自己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曾经提出的建议上级没有采纳，不闻不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提出我的倡导，希望乡亲们拥护和支持。
倡导什么呢？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倡导发挥积极性，把土地分田到户，放开手脚，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走一条康庄大道。不向国家伸手，多做贡献，收获丰硕的粮食，按时交公粮，完成征够任务。建设新农村，虽然不是枪林弹雨，也要冲锋陷阵，这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际行动，谁愿意包产到户的话，在此签名。
贾广才我看了，不拥护也不反对，发现里面有错字。
是什么错字呢？也许很多人愚昧，难以发现。你看看，其中的“完成征够任务”，应该是“完成征购任务”。
永强说：“二哥，你有什么看法？”
我说：“征够不是征购，里面错了一个字。征购的‘购’，左边是‘贝’，写成了能够的‘够’，广才的文字水平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