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路上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老汉过来，还按了按铃声。我认识他，是本公社薛店子村的薛庆富，老党员、老干部，“文革”前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经过老中青“三结合”，担任了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猜想的话，也许他到公社开会，路过罢了。
薛庆富停下，架起自行车，他打了个招呼：“几个爷儿们来耪地，吃烟儿呢吧？”
孙老茂觉得是熟人，搭讪回答：“庆富的家庭经济优越，能骑上‘飞鸽’，我只好骑锄杠呢。”
薛庆富说：“振茂兄弟，你别眼热，是我们家你的侄子爱幼敬老。我的儿子景田当了几年兵，如今是营长了，每月寄家里二十块汇款，我凑足了钱，才能买一辆自行车。”
我不愿意听这种唠嗑，这山望着那山高，就插了句话：“大叔，别拉了，时间不早，该耪地了。”
“好，好，小伙子，你的劳动精神要提倡。”薛庆富说，“我耽误一分钟，你是吴天春家的侄子吧？”
永强说：“错不了，他叫吴永文，还到过海南岛育种。”
“对上号了，对上号了。永文儿，三十五六了吧？土改那年，烧地契时，你举着火把大街跑，差点惹成火灾。”薛庆富说，“我今天不是公事，是私事，到你们村里来，看望看望晓航大哥，我属蛇，他属兔，比我大两岁。”
狗剩儿说：“那是我爸爸，我想起来了，他曾经说过，你给我们家当过长工。”
贾贵福说：“人无头不走，人熟是一宝，按倒葫芦起来瓢啊！”
“人心换人心，明天是端午节了，”薛庆富说，“逢时过节，恰好儿子给我寄了一袋核桃和栗子，我想到了晓航大哥。”
姜是老的辣啊！掀过这一页，我倒是想不通。《半夜鸡叫》的课文，为什么竟然有人要翻案？薛庆富是老党员，吴永航是大地主，为什么有交往？
难道是变天了，资本主义复辟了？我喜欢读书看报，紧跟赶不上，不读书看报的，咋能转脸就变？
晚上我吃完饭，觉得心理上努力进步，没有走在前面，还落到了后面，又是为什么？我和秀丽生活了十几年，大概应该知道我的缺陷，人无完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说了一句：“我有毛病么？”
秀丽说了六个字：“有个性，不随和。”
谁没有个性啊？关羽是关羽，张飞是张飞，诸葛亮是诸葛亮。假如关羽摇羽毛扇，张飞拿青龙偃月刀，诸葛亮挺起丈八长矛，却指望周瑜会能气死呢。我反驳秀丽用了六个字：“没个性，墙头草。”
“老百姓就是墙头草。”秀丽说，“人们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栽花好看，栽荆棘扎手啊！”
我和秀丽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现象。女人啊！婆婆妈妈的，撒尿也是蹲着，不敢站着，一站了日头就从西边出来了。
我走出家门，前缘后果，不如向吴永航哨探哨探，要问个究竟。
吴永航听了来意，说：“永文啊！你还年轻，不知道有始有终，也不知道有头有尾。我赞成共产党，不拥护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有好人的标准，为老百姓服务。国民党的标准是升官发财，横行霸道，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
想不到吴永航对共产党不反感，出于意料。薛庆富前来，泾渭不分，必有缘故。就问：“薛庆富怎么说？”
吴永航说：“庆富上午来，讲明白了。他说，我们是东家和伙计，有雇有佣，买卖公平，想当长工就当长工，不想当长工只好讨饭，这种现象，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我扛活十年，我们哥俩同吃同干，不算剥削我。咋是同吃同干？我们下地一块儿干活儿，回来吃的饭一双筷子一个碗，没有区别。男女不平等，我们吃完饭，媳妇们才能坐后席。说句实话，因为你是小地主，不是大地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不过是给旧社会当了替罪羊。今天来，我不是后悔，是讲人情。说到人情，那年我的母亲去世，你还能前去吊孝，磕头作揖，似乎当了亲戚。我深受感动，难以忘却。解放以后，你戴了地主的帽子，我不便来看望，是大势所趋。这也不是共产党的错儿，而是事关大局。人不分三六九等，也要分敌我。穷人翻身了，平分土改，才过上了好日子。旧社会大地主不劳而获，吃喝玩乐，就该补偿。实行了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如今摘了你的帽子，自由平等了。”
这段话好像有见识，不服不行。阶级的区分以什么为标准，我糊涂了。
老百姓知道秤杆的轻重，庄稼的好坏，富人和穷人说不清。我们村里哥俩分家，财物土地平均分派，为什么几年后有富裕有贫困？
唉，老百姓啊，总是缺志气，没出息。出息是收益，是前途，是名声。
我琢磨来，琢磨去，根源在哪里呢？门道若能走进去，耗子会捣洞，我不干！
差距太大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应该学习花猫当楷模，纵身上树，步步登高，那形象与老虎差不多。
我翻开旧报纸找答案，行行看，字字看，细细嚼，慢慢咽，没有白费时光，终于品出了滋味。滋味是苦辣酸甜，用古今历史人物证明最有说服力，打个比方是两道菜。
第一道菜：溥仪，是中国的末代皇帝。通称宣统。经日本帝国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当皇帝，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傀儡和侵略中国的工具。
抗战结束后被判决有期徒刑15年。获释并经过改造成为新公民，并担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他一生四次结婚，娶过五个女人，始终未能留下后代。
第二道菜：杜聿明、宋希濂和黄维都是蒋介石的高级将领，打内战顽固不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活捉，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收、关押、教育、改造了战犯，分批被赦。尤其是公布了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最后的名字却是这三位。
啧啧，是不是登错了，南辕北辙？不说吴永航，我们县的老书记董占昌已经当了平原省的省委副书记了，咋没有让上了名单啊？
学习学习再学习，毕竟有收获。毛主席早有真知灼见，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
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
高瞻远瞩，是毛主席的伟大，我这水平，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星半点。
试想，我若是国家统治者，决不当救了狼的东郭先生，要当秦始皇，杀人不眨眼，坏人统统杀掉，天下太平。怪不得我下棋的时候，全盘皆输。就知道象棋上兵卒不少，不用车马炮，只靠一步一步地拱卒。贾贵福在旁边看热闹，有感而发，也说：“永文是直肠子，不知道舍卒保车。”
活到老，学到老，我是天天学，死记硬背。可惜背熟了四书五经也考不上状元，是不是敲鼓敲不在点儿上？
吃一堑，长一智，过了村就没有那个店，我的年龄大了，吃后悔药也晚了，寄希望于接班后来人，只有盼弟和大亮。他们正在读书，古语说“学而优则仕”是反动，如今需要改变改变说法，可以叫“学习优良好”。对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真理。当了学生，不仅是一年级升二年级，二年级升三年级，小学上还有中学，中学上还有大学，听说大学里还有研究生。
糊涂人也知道，上级总比下级强！
青天白日，是国民党的党旗用的称呼名字。包公叫包青天，古诗里有“白日依山尽”，时代发展了，我们老百姓希望阴天变为晴天，白日变为红日。
举例来说，曾经有个小说叫《红日》，如果改成《白日》，绝对不能出版。
18.改名儿
这天，我去到县城赶集，目的是想卖一把铁镐，备用刨花生和白薯。
集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突然，一辆自行车把我撞倒。我站起身来，脚脖子崴了，不能行走。
赶集的有人说：“小伙子，撞了人，你应该送到医院救治。”小伙子答应了：“好吧。”我只好坐在自行车后架，小伙子推着自行车送到人民医院。
骑自行车的是小伙子，我看着面熟，好像见过。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严永进。”
“是有工作的吧？”
“大学刚毕业，上班三天了，在县委党校工作。”
他叫严永进，我就想到了吴永进。吴永进是九叔天佑的儿子，我问：“哦，你叫严永进，我知道有个人叫吴永进，你与他年龄差不多。”
小伙子一笑：“吴永进？你知道啊？事实上，我的名字开始叫吴永进，改了两次，上小学时叫蔡永进，上了初中后叫严永进。”
哈哈，巧了，按辈分上说，我遇上氏族的小兄弟了。我曾经叫过的九婶也姓蔡，试问了一句：“你的父亲是吴天佑，你的母亲是蔡翠兰。是不是？”
小伙子停下自行车，问：“您是——”
“我叫吴永文，搓绳寨村的，从辈分血缘上说，是‘永’字辈儿，你应该叫我是二哥。”
小伙子点头：“是，是。”
我又问：“你怎么姓严了？”
“嗯——”小伙子稍有沉吟，解释说，“因为父母离婚了，我的继父姓严。”
“哦，这很正常。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是县文教局的副局长，叫严守锁。”
毫无疑问，永进用了吴天佑的姓氏，用了蔡翠兰的姓氏，又用了严守锁的姓氏。有了这层关系，距离拉近了。互不介意，边走边聊，大约用了二十分钟时间，进了人民医院。
在门诊室里，穿着白大衫的年轻大夫诊断了一下，用手按住我的脚脖子，拧了拧，说：“好啦。下来走一走。”
我下了床，脚步如常，果然痊愈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小伙子没有花钱，我也没有打针吃药。妙手回春，医术了不得。
严永进问：“大夫，要多少钱？”
大夫说：“我还没有开处方，这是你的父亲吗？叫什么名字？”
严永进说：“他不是我的父亲。我叫严永进，在党校工作。”又回头问我：“二哥，您叫吴——吴什么？”
我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叫吴永文。”
“吴永文？”大夫望了望我，问，“您是不是到过海南岛，去育种？”
我惊讶：“是啊，你怎么知道？”
大夫说：“您是不是在晚上看电影时让毒蛇咬过？”
我眨眨眼，太奇怪了。他是年轻人，怎么知道几年前在海南岛育种，还在晚上去看电影让毒蛇咬过？我咂嘴：“是啊，你怎么知道？当年是杨大夫啊！”
“杨大夫是我的父亲，我叫杨继术，是去年从沈阳医学院毕业的。”大夫说，“父亲说过这件事，告诉我对毒蛇被咬过的伤者，要分秒必争抢救，让咬伤者要保持安静，不要惊慌奔走，以免加速毒液吸收和扩散。”
严永进听我和大夫交流，着急了，说：“我要上班呢，大夫，你开处方，我去交钱。”
杨继术说：“严同志，你在党校是干部，我知道吴大哥是农民，我没有必要开处方，算义务了。”
人逢巧事，撞我的、医治我的都有人缘关联，老天作美。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应该改了，叫做是祸正是福，是福两头堵。
路上，我忍不住唱起了京剧杨子荣的腔调：“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
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
进入村子，我看见了吴天佑扫大街呢。当然想到了遇上吴永进。从头切入，就说：“九叔，我跟你说今天赶集，被撞了脚脖子。”
吴天佑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听我说撞了脚脖子，行走无碍，说：“撞就撞呗，不伤筋动骨。”
“我想说是谁撞的。”
“无所谓，”吴天佑说：“永文，有喜事，我平反了。”
我表示祝贺：“嗯？好哇，摘掉右派帽子了，重新做人了。”
“戴着帽子也是人，”吴天佑说，“新政策说了，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对照自己，我算受了冤枉，也不算冤枉。”
“怎么说受了冤枉又不算冤枉？”
吴天佑说：“从头说来，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啊！1957年开展党内的整风运动，以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大鸣大放，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我说：“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呀！”
吴天佑说：“你太幼稚了，前几年我对你说过，谁当权就听谁的，谁下台就反对。这就是当了右派分子的教训。共产党是核心，毛主席是伟大领袖，首先应该考虑到，下级不能批评上级，批评上级就是错误，响应号召也是错误。”
“我越来越糊涂，到头不到尾。”
“唉，我是学校教导主任，职责是教育学生，不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提不出什么批评意见。我起码是领导，响应党的号召，发动教职工‘大鸣大放’，各抒己见。教职员们积极进步，提了些善意的意见，比如实事求是，反对说大话；联系群众，不耍摆架子；艰苦朴素，干部要同甘共苦等等。”
“我没有经过，这些话符合方针政策啊！我弄不明白，你怎么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呢？”
“不知哪一级指示，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给了我们中学一个名额，汇报到县教育局。校领导班子协商讨论，找不出人选。赵校长说，如果不报一个，我们完不成任务啊！实在不行，我是第一把手，就算我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报上我的名字吧。”
“那校长就是右派了。”
“赵校长50多岁了，我比较年轻，刚28岁，是教导主任，应该挑重担，表态说，以大局为重，我一马当先。”
“当右派分子就这么简单？”
“当然不这样简单，总有背景。赵校长说，你承担了，不仅口头上说，上级需要文字材料，你文字流利，自己来写写。我说可以，言论自由，不贪污也不腐化变质。”
“你怎么写的？”
“报纸上有人提出了‘轮流坐庄’，意思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轮流当好执政党。我是共产党员，胸怀大度，不跟党外民主人士一般见识。检查上说，轮流坐庄，非常同意这种说法。今天是右派，明天当左派，共产主义是未来。
其实心里话，没有写在材料上。心想，试一试，民主党派有执政能力吗？想不到，我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务农了。”
“你申诉啊！”
“结论是白纸黑字，掉进黄河洗不清了。”
“事过境迁，如今平反昭雪了，怎么还说受了冤枉，也不算冤枉？”
“这是我的认识，云开天晴，党是伟大的，当时是黄河洗不清，长江滚滚，泾渭分明。我受了冤枉，是因为完成任务；我不算冤枉，是有书面检查。
从大局出发，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的那么多烈士，我不过是经历了挫折，有了教训，也是经验。”
吴天佑有了这样的境界，令人敬佩。我问：“平反了，按什么待遇？”
“恢复党籍，补发工资了。”
人生道路大有进展，前景灿烂。还得提到吴永进，或是叫蔡永进和严永进，从源头查找，问：“九叔，你和九婶怎么离婚呢？”
“正常，很正常。”
我仍然有疑虑，问：“离婚怎么是很正常呢？”
“符合一般的情况、规律或习惯，就是正常。”
我不是文盲，总有言语加以铺展，说道：“婚姻是终身大事，百年好合。
我们看过戏剧，有《天仙配》，是玉帝的闺女七仙女，私自下凡，在槐树下与董永结为夫妇；有《白蛇传》，是修炼成人的白素贞，与许仙一见钟情，结为夫妻；还有《西厢记》，崔莺莺嫁给了张生，张生唱过‘良辰美影眼前近，一纸书柬巧联姻’……”
吴天佑打断说：“永文，别百话了，这些我知道，无非是文人编写的故事，从人类的生活对照，这不是正常，而且是反常。”
我更反对：“奇谈怪论！文艺作品怎么是反常？”
吴天佑微微一笑：“文艺经典都是生活的反常，反常了人们才有兴趣。
《西游记》里没有孙大圣、猪八戒和沙僧，换成老茂、贾贵福和你当了唐僧的徒弟，西天取经，谁能看这本书啊？说到婚姻，没有玉皇大帝，哪儿有七仙女？蛇有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到什么时候能变成人？《西厢记》
的人物与老百姓不一样，莺莺的父亲崔相国是丞相，张生的父亲曾经是礼部尚书，虽然官势没落，毕竟子女有余荫，我们向谁学习啊？”
听了这番话，九叔有见解。我说：“也是。你和九婶的结合，是父母做主还是自由恋爱？”
“我是教员，翠兰也是教员，是同事撺掇形成的，周春普老师是介绍人。”
九叔说，“结婚后有了儿子永进，还有个女儿小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