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宝财本来是大鼓民间艺人，在家里敲着小鼓，指缝夹着梨花板演唱起来。他被揭发举报，被逮捕，在宣判大会上被枪毙了。当时我觉得是公开、公正也公平；后来平反昭雪了，亦觉得仍然是公开、公正又公平。难怪古语说，墙头草，随风倒。一年四季，夏天穿背心，冬天穿棉袄，假如穿反了，不是基因变异也是神经病。
拉回现场，审判长说：“被告人可以为自己辩护。”
大亮说：“我没有犯法。”
审判长说：“贾三立，你为自己辩护。”
三立说：“大亮说没有犯法，我说没有犯罪。”
三立把“犯法”改为“犯罪”，说差了一个字，不够严肃，在法庭上引起了哄笑。
随后，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休庭。另择日期宣判。”
42.钱数与棋术
法律毕竟公正，抓阄儿的行为在《刑法》之外，大亮和三立无罪释放了。
虽然是无罪释放，也有经济的处罚。因为抓阄儿活动，没有营业执照，被罚款二十万元。对老百姓说，是天文数字，对于大亮和三立这两个年轻人，并不在乎。
我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营业执照，以经济处罚。假如有营业执照，挣钱名正言顺。
大亮和三立被拘留，以入场券抽阄儿，不涉及刑法，幸亏有了辩护律师，有了转机。是谁举报，惹了麻烦呢？
谁也想不到，不是举报是指示。
顺藤不用摸瓜，应该是摸根儿。贾红卫转为商品粮，到工商管理局工作。
他与大亮和三立是伙伴儿，仍然保持情谊。每年聚几次，在饭店里吃吃喝喝，畅谈尽兴。自然，开销由贾红卫负责。穷富分明，乃是题中之义。
这一天，大亮和三立抓阄儿旗开得胜，当了东家，局势大为改观。
在豪华大酒店中，他们喝的是“五粮液”，菜肴有干烧鱼翅、红烧海螺、烤大虾和糖醋鲤鱼。
贾红卫问：“说实话，你俩挣了多少钱？”
贾三立说：“没准儿呀！不是铁饭碗，有多有少，上月挣了一万六千，这月今天是13号，不到半月，挣了接近两万了。”
贾红卫叹了口气：“铁饭碗不如泥饭碗，我的工资是七百八十六块五，加上补贴六十，也不过是八百多。一个月你俩净挣的，均分也挣了八千，是我的十倍啊！”
大亮说：“大哥，我们拜过把子，你好比是刘备，我是关羽，三立是张飞，你在甘露寺与吴国皇帝的妹妹结婚了，我还要过五关斩六将，三立还得拿丈八长矛呢。”
贾红卫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我不姓刘，因此不是刘备是贾备，在工商局上班没有意思，咱们可以合手去抓阄，我辞职下海，还能保留公职。”
大亮和贾三立先是惊讶，随后表示赞同。贾三立还说：“有了你，还能起个营业执照，一马当先，没人惹得起。”
贾红卫说：“我能不能下海，还得向老爸请示。我和你嫂子与老爷子分家另过了，因为我反感老爷子的观念，他整天说艰苦朴素、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的那一套。”
“老爷子”指的是贾朝阳。贾三立改变称呼说：“三伯当了六年的副县长了，总没有升上去。听说比他年轻的张立鹏当了县委常委，沈翠霞调到了市里当妇联主席。”
大亮也说：“我听了几句顺口溜，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小跑小送，平级调动；多路多送，提拔重用。”
“拉拉扯扯，你争我斗，那是官场的事。”贾红卫端起酒杯，“喝酒，喝酒，我提议再来一瓶。”
贾朝阳在这个时候也吃饭，因为回家吃饭的时节不多，操作简单，从来不喝酒。其实，省里、市里、兄弟县里来来往往，如果让客人自找饭店，独自用餐，违反了改革开放以后的通则。陪客也是负担，客随主便，尤其与兄弟县领导来交流，宴席上离不开酒，传杯换盏，难免喝多了，很难受。
吴小淑想到了红卫，说：“红卫两个星期都没有过来，工作太紧张吧？”
“你把这孩子惯得，大手大脚，”贾朝阳说，“他每次来都有找个借口要钱，上次你给了他两千，当时我批评了他，申明下不为例。他只是不说话，皮笑肉不笑。”
吴小淑解释：“有代沟可以理解，如今的年轻人都这样，以前的观念变更了，必须接受。”
贾朝阳摇摇头：“我绝不接受。花钱如流水，那是铺张浪费。”
吴小淑有了另一个话题：“朝阳，手里的钱还是应该存入银行，放在家里没有利息呢。”
贾朝阳说：“表面上有利息，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不好。储蓄不是秘密，银行工作人员了解，有的群众也知道，其中的数额大大超过了我俩的工资，容易引起猜测。”
吴小淑说：“是不是存到市里的银行？”
“没有必要，还是放在家里保险。”贾朝阳说。
说话间，听见了摩托车突突的响声，是贾红卫来了。
贾朝阳发现红卫面色通红，知道喝了酒，心中不满，说：“你醉醺醺的，不像话。”
“老爸，你也喝酒呀！我从来没有丑相。”贾红卫说。
贾朝阳原谅了，问：“你是不是又来要钱？”
贾红卫摆摆手，语言土洋结合：“NO，NO，我一分钱也不要。”
吴小淑问：“莉莉上班了吗？”
贾红卫说：“我在大亮和三立早外面吃的，还没回家呢。我回来特地向老爸请示请示。”
“啥事？”贾朝阳问。
“我想辞职下海。”
“嗯？”贾朝阳急切地问，“咋回事？”
贾红卫说：“报纸上说过，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创业经商、谋求发展。我提出了下海，不是随心所欲，前头有楷模，大亮和三立虽然是农民，半年就挣了十几万呢。”
贾朝阳严肃地说：“这是白日做梦！搞个什么企业？”
贾红卫说：“他们搞了一个新的事业，到各乡各村召集百姓抓阄中奖，得到了欢迎。活动性质等于是发彩票，发挥积极性。我查了查有关资料，在世界上，这是第六大产业。”
“乱弹琴！”贾朝阳斥责，又说，“这是非法的。县政府要加以限制，公安局承担的工作职责，包括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我给鲁永打一个招呼，乡里乡亲的，不能让大亮和三立越陷越深。”
贾朝阳马上抄起电话，给鲁永——即公安局长说了几句话。意思是，有群众反映，有两个村民搞抓阄活动，扰乱了农村稳定。你们最好研究研究，采取如何处理办法。
鲁局长说：“贾县长，你放心，可以让治安科负责侦查追究。”
公、检、法各司其职，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大亮和三立的经历，是拘留和释放罚款的必然结果。
哦，贾朝阳是好事还是坏事？说好事吧，避免大亮和三立越陷越深；说坏事吧，使绊子让大亮和三立栽了跟头。
我对大亮发了脾气，说：“你让我的脸丢尽了，三立险些离婚，你连对象也搞不成了。”
大亮并不羸弱，反倒笑了笑：“爸，这对我也是考验。失败是成功之母，不用大惊小怪，路还长着呢。”
来日方长，我岂能相信大亮的话？
过了一个月，大亮又摇身一变，买了一辆小轿车，开上了出租，时尚的词不叫小轿车了，还叫“的士”。
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拔苗助长。这是咋回事？我问：“大亮，你怎么还能买一辆出租车？”
“是红卫借给我的。”
“红卫有多少钱能借给你？一辆小轿车又不是自行车，借了你多少？”
“嗯，”大亮犹豫了一下，“8万。”
“你怎么归还啊？”
“无本难取利，有了出租车，每天能挣200多呢。一个月6000多元，一年就够本儿了。”
我又问：“朝阳愿意么？”
“我和红卫拜了把子！当然同意。他爸爸副县长不是老百姓，他家到底有多少钱是秘密，谁也不知道。”
大亮的话也有道理，没有外债内债，并不见得经济兴旺。大亮有了出租车，三立也有了出租车。
我向大亮的父亲贾子龙询问：“大亮向红卫借钱买了出租车，三立是不是也是借的？”
贾子龙说：“三立说是舅舅赞助的，他舅毕兴宏不是企业家么？从手缝里挤出票子。”
孩子们的运作让人想不到，我不行，贾子龙也不行。大亮和三立怎么有这种本事？
午后下雨了，我想到借了贾敬儒的1000元钱，欠债还钱是本分。三个月前，贾敬儒说，我赢了，永文跪下，给我磕三个头。永文赢了，他曾经借了我1000元人民币，一分钱也不用还。
借钱快到一年了。今天正好鼓足勇气，到游艺室跃跃欲试。我从家里拿了1000元，还有那张字据。随后，拿起雨伞，对秀丽说：“过一小时喂喂海狸獭，我到游艺室唠唠嗑。”
秀丽说：“别忘了从代销点买二斤咸盐，罐子里用光了。”
“嗯。知道了。”我应付着，支起雨伞，直奔村委会。
游艺室了，只有几个年轻人下军旗。贾敬儒没有对手，却改变了玩法。
摆上了一盘象棋残局，好像是擂台，招引高手。吴守宝和孙交盛蹲在棋盘前旁观，斟酌下法的走步。
棋盘上的设置有意思，双方岌岌可危，若有不慎，即刻被将死。
贾敬儒问：“永文，你想不想试一试？”
我反问了一句：“是残局呀！你要红棋还是黑棋？”
贾敬儒说：“红先黑后，你随意。”
我端详着棋局，很简单又很高深。从棋盘布局上看，危难当头。黑棋先走的话，一步插到底，就把红棋将死了。红棋先走，是用兵拱炮还是拱象？
我也捉摸不定。我说：“我不下残棋，只想下三盘全棋。如果我能赢了一盘棋，按二叔的话照办。”
贾敬儒问：“咋办？”
“众所周知，磕三个头和还一千块钱嘛。”我说。
“我险些忘了。”贾敬儒笑了，“你下了功夫，棋艺提高了，再让交盛和小润助你一臂之力。”
青蛙是青蛙，癞蛤蟆是癞蛤蟆，我的走法是单车挂炮，瞎胡闹，贾敬儒是引车塞象眼，炮在后相从。交战两盘，我只有乖乖举手投降。
第三盘，难解难分。我进攻，他招架，象棋下了两个小时，互相纠缠，没有胜负。吴小润和孙交盛看天色不早，相继离开了。
贾敬儒说：“你不依不饶，我输了。”
我说：“这是平棋。二叔，是不是再下一盘？”
贾敬儒说：“再下一盘，三分钟你就能赢。我把你看透了，不想给我磕三个头。我也得认输退一步，那1000元不用还了，算赞助。”
这是瞧不起人啊！我马上把1000元钱掏出来，说：“二叔，我是堂堂男子汉，不能狡赖。下棋你故意让给我，我也不感谢。还给你，这是欠的饥荒，还有30块利息。”
“永文，我是长辈啊！应该讲规矩，我说话是钉子，不差分寸。”贾敬儒掏出我的欠条儿，撕粉碎了，“撕了欠条儿了，不用感谢。1000块钱算什么？
我家的几百亩地都土改平分了，难道我反对共产党吗？共同富裕奔小康，也是我的心意。”
贾敬儒够意思。此情此景，我不能无动于衷，情绪起伏，膝盖发软，跪下身来如捣蒜一般磕了三个头。
不论赢输，这就是结果。
此后，贾敬儒还办了一件大事。
一天晚上，他和甄氏商量，达到了共识。内容是签订协议，了结贾敬儒和甄氏身后的丧事。甲方是贾敬儒，乙方是贾从坤。
贾从坤是贾敬儒的侄子，也是贾敬学的儿子，还邀请了贾广才和吴小润到场，充当中间人。
后事的情由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贾敬儒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不知那一年去世。我和甄氏没有子女，我们的房屋、财产如何处理？决定由从坤继承。”
贾广才说：“这是家事，与村委会无关，我和小润能发挥什么作用？”
贾敬儒解释：“家事难免有纠纷，你俩是村干部，因此让你和小润当回证明人。”
“证明啥呀？”
“不是让从坤过继做儿子，也不是从坤有了义务赡养。继承权的实行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我们死后，丧事简办，必须由从坤打着招魂幡把我们送到坟地。”贾敬儒说。
吴小润笑着问：“难道台湾有这种风俗？”
贾敬儒说：“不是台湾的风俗，只是我和老伴儿的想法。”
“旧社会的招魂幡，不过用毛头纸和秫秸做成的，”贾广才说，“如今送一个花圈就行了。”
贾敬儒说：“我不要花圈，只要招魂幡。假如没有招魂幡，灵魂永远轮回于异地，长久地漂泊，也没有投胎转生的希望。有了招魂幡引路，天堂亡灵才能不灭。”
贾广才说：“这是一种迷信啊！我是无神论者，不相信这一套。”
贾敬儒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了。我们国家虽然允许宗教自由，我还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这一套的心理寄托，不在于信不信。你和小润不担待，只好去找张三李四了。”
世上的习俗，用不上较真。别说招魂幡，花圈也没有根据。贾广才不宜推辞，说：“依二叔说的，步调一致得胜利。”
贾从坤异常高兴，说：“二伯的主意我举双手赞成，我是亲侄子，选中了我。看不上从喜、从恩和从忠，立字为据。”
贾敬儒安排死后之事，我想到了鲁迅讲的例子。据说一个财主儿子过周岁生日，不少人前来贺喜。有人说这孩子以后会大财，有人说这孩子以后会当大官，财主听了十分高兴，摆酒谢客。而一个疯子过来说这孩子以后会死的，财主听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叫人乱棒将疯子打出门去。鲁迅点评道，一个才过周岁的小孩子，以后会做什么是谁也不清楚的，说这孩子以后会当官会发财，那是十足的假话，而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要死的，而说这孩子以后要死，是十足的真话。
如此看来，贾敬儒比这疯子对孩子的预见更深远。
有了灵魂也罢，没有灵魂也罢，人情运转了。贾敬儒草拟了协议，马上按了手印，贾从坤、贾广才、吴小润也按了手印。
村里几天间，贾敬儒赞助1000元钱和打招魂幡出现了两件杂事，说不清楚贾敬儒的人格高低。不说伟大人物，即使是老百姓，每个人的所行所为皆不能推出结论。比如，人的身高有尺寸，人的体重有斤两，人的脉搏有跳动，是有目皆睹，公认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行所为，十三亿有一百三十亿指纹，从来没有一模一样。
同代人与同代人也有不同的观念追求。比较类比，贾敬儒有贾敬儒的特色，吴天佑也有吴天佑的独特。
吴天佑觉得城镇的天不如乡村的天蓝，城镇的空气不如乡村的空气新鲜。
甚至还说，在农村，脚上能吸收地气，不让水泥隔绝了。因此，退休后，就与蔡翠兰回到原籍了。
夫妻俩手里有退休金，虽然没有承包土地，生活却有了保障。
吴天佑走在街上，看见了两个孩子奔跑戏耍，他们脖子上还挂了项链，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把钥匙，他问：“你脖子上怎么挂了钥匙？”
孩子乙说：“我的爸爸妈妈都上班了，关上了门。把钥匙挂在了脖子上，能开门进屋，防止丢了。”
听话听音，家长和孩子各有其责。歌曲里唱过，有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孩子跑出去，携带钥匙，是为了关门防盗。
吴天佑问：“你们有什么理想啊？”
“过年有鞭炮才响啊！”孩子甲说。
孩子乙补充：“不能在屋里响，要在外头响。”
两个学前的孩子对“理想”不解，也难怪。吴天佑又问：“你们的爸爸去干什么了呢？”
孩子甲指着孩子乙说：“磊磊有好爸爸，我没有好爸爸。”
吴天佑笑了：“什么是好爸爸，什么是坏爸爸呀！”
孩子甲说：“他的爸爸当了老板，我的爸爸只会种地。”
吴天佑引导说：“将来不是靠爸爸，而是靠自己。长大以后，你们做什么呢？是当农民，还是当工人？”
孩子甲摇头说：“我看过电视，农民种地，工人炼钢，我才不干呢。不如当官当老板，能坐小汽车。”
孩子乙说：“小汽车有什么了不起？我还能转过方向盘呢。我也看过电视，要当阿童木和奥特曼。”
代沟太宽了，太深了，难道是后浪推前浪么？非也。苍茫大海，应该是前浪引后浪。后浪推进，拍打岸上的恰恰是前浪。
吴天佑有了自己的想法，回家对蔡翠兰说：“县城里有幼儿园，农村落后。我们不妨办个免费的幼儿园，让孩子们有了新环境，打好基础。”
蔡翠兰说：“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呢？”
“街上我看到了两个孩子，无人看管。我们退休了，响应上级的号召，发挥所长，老有所教，老有所乐，也算为乡亲们服务。”吴天佑说。
“咋办呢？”
吴天佑说：“就地取材，家里有五间房子空着呢。收拾收拾，再准备些板凳、小桌，就成了教室。我和你焕发青春，变为幼儿教师。另外，在院里搞个滑梯、秋千，让孩子们游戏锻炼。”
蔡翠兰说：“试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