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够如此容易地完成这种对“忠诚”义务的转移？此处不能不说到日本古老的民间传说，也就是日本皇室是天照大神后裔的那个传说，它对于新时代的日本精神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与西方人所认为的神学并不一样。事实上，就算是那些对这个传说不屑一顾的日本知识分子也并未因此而怀疑必须忠于天皇的看法，至于那些接受天皇家族是来自神灵观念的一般民众，也不是像西方人所想像的那样日本人对天皇有着宗教一样的信仰。“神”相当于英语中的“god”，其含义是“至上”，也就是等级制中的顶峰。日本人对于人与神的界限并不像西方人那样有着巨大的鸿沟，日本人觉得人死后就将变成神。在封建时代，人们所“忠”的对象是没有任何神灵资格的等级制首领，而让日本人把“忠”的对象变成“天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又重新认识到了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天皇是唯一的万世一系的。这在西方人看来、根本就是没有根据的胡说，因为，我们所熟悉的英国、德国式的皇位继承从来没有什么万世一系的说法，我们并不能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想法。可是这样的指责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日本人就是认同皇家血统永远不会改变，“万世一系”的。日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的王朝更替，它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有过许多变迁，但日本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未瓦解，日本人遵从的模式也没有根本改变。当日本各种势力在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时候，他们的宣传并不是因为皇室是神灵的后裔，而是强调皇室的“万世一系”。他们说，如果把自己的“忠诚”必须献给等级制中的最高者，那么就只有天皇才是让他们的忠诚的对象。天皇是国民最高的主祭者，而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神灵。
近代日本使所有日本人把自己的“忠”献给了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维新之后的第一代天皇，杰出、威严，长期在位，他成了所有日本人瞻仰的对象和国家的象征。他出现在民众面前的时候很少，仅有的几次，礼仪隆重，威严肃穆。民众匍匐在他身前，毫无声息，所有人都不敢抬头正视他。天皇所出现的地方，二楼以上的窗户都被严密遮闭，这样可以保证没有人能从高处俯窥天皇。即便是天皇身边的高级顾问在觐见天皇的时候也同样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规定。天皇不会召见执政官员，因为只有少数有特权的“阁下”们才有机会“受赐觐见天皇”。天皇对于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不会发布诏书，他的诏书主要内容不过是关于道德、节俭或者是安抚民心的告谕。当天皇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都在为天皇虔诚祈祷。
天皇逐渐成了不关乎国内任何政治纠纷的精神象征。如同美国人超越所有政党分歧而对星条旗无限忠诚一样，天皇在日本就像国旗在美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我们觉得适用于国旗的各种仪式，是无法用在人身上的，可是日本人却对天皇这个人的最高象征观点明确、不容置疑。人民对于天皇充满敬爱之情，天皇也会对人民有很多感情表达。日本的平民在听到天皇“关心国民”的各种措施时可以热泪盈眶，“为了让陛下放心”，日本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报答天皇的天恩。在这种围绕人际关系而建立的文化中，人们忠诚于天皇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对国旗的忠诚。所以在日本，只说爱国就是国民的最高义务，那是不够的，必须要说全力报谢皇恩才行。
“忠”的义务让普通民众与天皇之间有两重不同的体系。一方面，民众对于天皇的忠诚不存在任何中介，要想使得“陛下放心”，要想表现自己的忠诚，他们必须拿出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天皇对于民众的圣旨敕令，则是经过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而传到民众那里的。所以，只需要“这是天皇的圣旨”一句话，就能够唤起普通民众对“忠”的义务，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有这样的号召力。罗里（H.Lory）曾经谈到过一件事：在一次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举行的军事训练中，当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之后，因为太过口渴和劳累，有二十多名日本士兵累倒了，其中五名士兵不幸死亡。训练之前军官的命令是，在训练过程中谁也不能喝水壶中的水。这是为了锻炼日本军队的忍耐力和坚韧劲。当人们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时，人们发现水壶中的水没有丝毫减少，这些士兵完全是死于对于命令的忠诚。“那位军官的命令就是传达的天皇的命令。”①
除了上述的情况之外，日本的民政管理中，“忠”也能够影响一切，不论是丧葬还是纳税，所有的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等等都是臣民在尽忠过程中的中介。日本人认为，只要认真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那就是报答最高恩情——“皇恩”的表现。对比一下美国的观点，这是一种最强烈的差异。美国人认为，不管是什么法律，无论是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或者其他所得税等等的法律条文，都是在干涉个人事务中的自由，这会让所有人对此感到愤慨。至于国家的联邦法律则更加让人质疑，因为这些法律还干扰各州自己的立法权，美国人认为这是华盛顿的官僚集团强加给美国人民的。我们觉得不管怎样质疑法律，都不能让国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日本人则觉得美国人的这种态度是无法无天，我们则认为日本人是没有民主自由的驯民。这种不同的自尊心感受与彼此有着很大不同的文化熏陶有联系，美国人觉得自尊心就反映在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上；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尊心体现在能够知恩图报。这两种不同的风格都有自己的缺点：在美国，即便是某项法律对于全国都有益处，也仍然会在被接受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在日本，则是虽然日本民众一生都要背负着“恩情”的重压，但他们却安然接受政府拟定的法律。或许，日本人已经有一种可以在遵守法律和给自己自由的中间地带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比如，美国人非常反对一些暴力行为、直接行动或者私人报复，但这在日本是允许存在的。总之，虽然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有各种自己特有的解决办法，但是支配日本民众生活的还是对于“忠”的态度。
全世界的人应该都看到了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时，“忠”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威力。很多了解日本或者对日本的生活有过体验的西方人士都觉得让日本投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认为，让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放下武器，无异于天方夜谭。更何况在很多地区，正在作战的日军并没有遭受过决定命运的失败，而他们又非常坚信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在日本本土，负隅顽抗的日本人比比皆是。所有攻进日本本土的先头部队只要进入日军的射程范围之内，都有被歼灭的可能。我们已经知道了日军在战争中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个民族似乎就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上述的这些看法忽略了日本文化中“忠”的作用。天皇下诏投降，战争就能结束。当然，在天皇决定下诏投降之前，军国主义顽固派把皇宫围住，准备阻止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可是诏书一旦宣布，日本人，包括那些顽固者还是服从了。从中国满洲，到印尼的爪哇，所有身在前线的司令官，包括身在本土的东条英机们，没有谁不服从这道诏书。当美军抵达机场之后，竟然还受到了礼貌性的欢迎。一名外国记者这样写道：早晨的时候，他们还手指按着手枪扳机，到了中午，枪就收了起来，傍晚来临，他们便上街购买一些日用品。日本人不再抵抗，完全是出于使“陛下安心”的报恩心情，可是谁都知道，仅仅在一周之前，同样的日本人还在发誓要手持竹枪，奋不顾身地击退夷狄让“陛下安心”！
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日本人是不会像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有着不易改变的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有人认为，日本民族会完蛋；还有人则主张，要让日本得救只有推翻现在的政府让自由主义者掌权。这两种说法并不适应于日本，它只适应于那些正在全力以赴，得到全民支持，努力推进总体战的西方国家，日本的行动方针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在占领日本的几个月而平安无事的时候，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在担心日本会爆发因反占领而引起的西方式革命，他们觉得现在的“日本人其实还不理解自己已经被打败”。这种担心只不过是在西方社会哲学理论下推测出来的，他们只是用西方的标准看待日本。可是，日本并非一个西方国家，日本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爆发革命，也没有采取什么消极破坏办法来偷袭占领军。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己固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忠”，它让还没有丧失战斗力的日本军民，不得不遵守作为日本人的义务而选择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在日本人眼中，对于“忠”的维护才是最重要的事，战争的结果并不能取代日本人的文化信仰，“忠”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东西，日本人有信心说：即便是一个投降命令，那也是天皇的旨意。即使是对待投降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问题，日本人仍然把“忠”当做法律一样摆在了决定自己行为的最重要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