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可以对战争结束之后在管理日本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而充分感到骄傲。这项政策是在（1945年）8月29日由电台发布的，是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一项联合指令，由麦克阿瑟元帅负责具体实施。可是，美国的媒体对这项政策无法进行正确的评价和解释，因此那些党派性的赞扬或批评，并不能真正反应美国对日本政策是否恰当，只有对日本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很少数人才能明白其中的得失。
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性质。战胜国要不要利用现存的政府甚至天皇，是不是要废弃日本所有的现行体制？美国对日本的管理要不要渗透到每一个县市的行政？因为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占领方式就是在地区一级的A.M.G.（盟军军政府）总部下，由盟军的军队行政人员掌控了地方行政权。当日本刚刚投降时，太平洋地区的A.M.G.官员原本以为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政策也会在日本建立，而日本人自己也不能确定他们还有多少行政方面的权力能够自己掌握。权威的波茨坦公告上只是声明：“凡是盟国指定的日本领土必须由盟军占领，以确保盟国在此（波茨坦公告上）所制定的根本目标实现”和必须永远杜绝“欺骗和错误领导日本人民妄图进行征服世界的政权和势力”。最后实施的政策还是决定让日本人自行负责其国家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联合指令上确定：“只要能够促进美利坚合众国目标的实现，最高司令官可以通过日本国政府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允许其在内政方面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也就是说，麦克阿瑟将军在管理日本方面与盟军对德国或意大利的管理方式非常不同。其所选取的方式是由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依靠日本各级官僚机构进行对日管理。最高司令部不会直接管理日本民众，而只是将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它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标。若是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觉得此项目标难以实施，则可以选择辞职；若是内阁大臣对此目标提出建议，只要建议正确，指令也可以进行修改。
类似的管理方式可谓是一种非常有胆量的尝试。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此种政策也让美国得到明显的好处。就像当时希德林将军（GeneralHilldring）所说：“让日本政府自行管理的占领方式为我们带来了巨大好处。假设没有这样的政府，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能够直接管理七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所必需的全部复杂机构。况且日本人的语言、习惯和对事物的态度都与我们不同，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而通过对日本原有政府的净化和利用，让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也就是说，在日本问题上，我们只是提供具体的指导和要求让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
当华盛顿还在制定这项指令的时候，不少美国人猜测，日本人可能会对美国人的占领采取倨傲和敌对的态度，一个有着容易动怒、伺机复仇习惯的民族可能不屑于一切强加的和平计划。可是事实证明美国人的担忧是不存在的。之所以如此同样是因为日本的特殊文化。可能再不会有一个像日本一样的民族能够如此顺利地接受这种信义政策。从日本人的角度看，美国人制定的这个政策符合日本人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摆脱屈辱的习俗。日本人能够迅速地接受新国策，恰恰得力于其独特的文化熏陶出来的民族性格。我们曾经屡次争论让日本媾和条件的宽严问题，其实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恰如其分地在摧毁日本传统和危险的侵略性模式同时，让新的目标建立起来。其具体的处理手段和方法则要按照其国民性格和社会传统秩序来制定。根据同样是崇拜权威的普鲁士传统而制定的对德国政策，就不能照搬应用于日本。因为德国人不会觉得自己亏欠社会和历史赋予的恩情，他们没有报恩义务的观念，其努力奋斗只是避免自己沦为一个牺牲者。虽然两个国家都有父权传统，可是德国人对于父亲的权威，解释为“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如果得不到尊敬，父亲就会不舒服。年轻的儿子会反对权威的父亲，然而长大成人之后，也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屈服于没有激情的单调生活。在他们的一生之中似乎唯有青年的叛逆时期才是人生的高峰。
但是日本文化中出现问题的方面并不同于像德国那样的极端权威主义。来自西方的观察者几乎一致认为，日本人的父子之间所具有的关怀和钟爱是西方社会所少见的。日本的孩子都会自然而然地热爱自己的父亲，并且在很多场合中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因此，一个日本父亲对于孩子的影响非常大，或许只要稍微提高一下声调，孩子就会立刻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但父亲并不扮演教育孩子的角色，当孩子到了青年时期也不会反抗父母的权力，反而尽力服从父母的要求和其他社会道德和家庭准则的要求。日本人说，他们对父亲尊重是为了学习父亲为了自我修行提高的训练，换言之，父亲在孩子心中是一个受尊敬的对象，对父亲的态度是孩子遵循等级制和具备正确待人接物修养的一个象征。
学习父亲，也即学习等级制中位置较高的人，这种态度也是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在等级制上位置较高的人，受到别人的崇敬，但却不是源于自身的专断权力；在等级制中作为魁首的官员也可能不行使实权。无论是天皇还是底层的组织中，真正操纵权力运作的是顾问团或者隐藏在背后的势力。像黑龙会这样的团体就是如此，它的一位领袖曾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接受了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采访，其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特色。他说：“一个社会（当然是指日本）就像是一个三角，它的其中一角被大头针固定住。”①其意思是说，大家都看得见摆在桌面上的三角形，可是大家却看不见已经把三角形紧紧固定住的大头针。无论三角形是向左偏还是向右偏，它都要围绕着隐蔽的大头针而摆动。阵中运作专制权力的都不会表现在表面，他们会对有着最高象征地位的人表示绝对的忠诚，但最高地位的人却不是那个行使实权的人。如果这一点被日本人发现，那么他们便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其对操纵权力的实力派的看法就像对高利贷者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日本人才形成了能够反抗剥削和不义但却不会成为革命者的特点。日本人没有想过要让自己的社会组织受到破坏，他们可以实现最为彻底的变革，就像明治维新那样的变革，但对于原有的制度本身却不加批判。他们将这样的变革称为“复古”运动，他们没有把自己看成建立新世界的革命者。一些西方着述家曾经寄望日本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爆发群众性运动；有的还将战争期间的日本地下势力夸大，指望他们可以掌握日本在投降时出现松动的领导权；有的则预言激进政策会在战后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事实是这些预测都在形势估计上犯了严重的错误。1945年10月组阁的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下面的演讲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日本人的想法：新的日本政府将会尊重全体国民的意愿，政府的形态是民主主义的……自古以来，我国天皇就将自己的意志融合到国民的意志中，明治天皇的宪法精神也正是如此，而我此处所说的民主政治也正是政府与国民意志合一的民主精神的体现。
如果让美国人来评价日本人这种对民主的解释，那简直是牵强得无以复加。可是，这种复古说与西方总是以各种主义为解释的情况相比，无疑更容易获得国民基础，增进国民福利。
当然，日本也将要试行来自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可是，西方的制度也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完全可资信赖的工具。虽然通过普选和其他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的确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也同样存在很多困难。如果这些困难得不到解决，日本人必然会修改这一体制，而我们那些在这种体制中实现民主的方式也可能在日本就此消失。如果真是那样，美国人似乎只能承认这场战争是白打了。因为我们一直自信我们的办法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在此，我们要说，在日本的重建过程中，普选最多也就居于其新政治体制的次要地位。日本并非没有选举，可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试行选举到现在，日本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根本性变化。当初小泉八云（LafcadioHearn）所记述的那些传统困难恐怕在今后仍然会重现：
选举战中出现的很多牺牲，的确无关个人之间的仇恨。议会中出现的激烈论战，甚至暴力，虽然令外人吃惊不已，可也很少关乎个人之间的对抗。但是政治上的争端，虽然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却演化成了藩阀之间、党派之间的利害斗争。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任何一个藩阀或党派及其疯狂的追随者，一旦见到与己方不合的新政见，只会将其理解成为新战争——为了党派领袖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前奏。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日本举行的选举中，投票之前的农民常常会说：“洗好脑袋准备被砍头。”这说明在农民的意识里选举战如果选了不该选的人就可能像以前冒犯了特权阶级的武士而会受到惩罚一样。即使在今天，所谓选举，在日本也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与是不是实行国家主义没有关系，所有的选举在日本都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在重建过程中，真正可以依赖的力量是日本人承认了他们以往政策的失败，而不是是否重新建立了一种体制。日本人向来都是善变的。起初他们的设想是在战争中赢得胜利以获取国家在世界中的“适当地位”，但这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立刻抛弃了这一方针，改变了自己的方向。日本的传统训练有条件让日本人进行这样的改变，他们的文化中没有怀疑自己的传统，即使之前的行为被认为是犯罪，他们也不会对罪行进行忏悔。因此在投降后的第五天，美军还没有登陆日本本土的时候，东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所讨论的问题就已经是战败及其之后带来的政治变化问题，他们只看到了将来的变化而不会沉溺在痛苦的过去中不能自拔。《每日新闻》的评论说：“但是，这（战败及战败带来的变化）对日本得以最终解救是大有好处的。”社论强调的是所有日本人都必须承认日本彻底地失败了。既然不能依靠武力来完成建设日本的伟业，那就必须转上和平国家之路。另一家东京的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时间内发表文章，认为近年来日本对武力的过分迷信是造成日本国内外政策出现“重大错误”的根源，它说：“我们以往的态度让我们毫无所得且损失惨重，因此我们必须把过去的错误抛弃，而选择依靠国际协调和维护和平的新态度”。
在西方人眼中，类似的转变应属于原则性的范围，因此我们不太相信日本人能够真会转变。可是，这种转变在日本人眼中，只是属于为人处世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人际关系中必须及时调整自己，国际关系上也应该如此。当日本人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却仍然不能实现目标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因为“错误”而导致失败，就必须将这种“错误”抛弃，他们是不会固守最终失败的方针的。日本人总是说：“噬脐莫及”，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日本人认定军国主义可以争取到世界的尊敬，崇高的名声需要武力赢得，为此，他们承受了实现这一纲领而需要的所有牺牲。但是，1945年8月14日，最为日本人尊敬的神圣的天皇向他们宣布日本失败了。他们就知道了自己必须接受战败所包含的一切。其中包括日本要被美军占领，他们表示欢迎美军，帝国的侵略政策应该被抛弃，他们应该考虑重新制定一部禁止发动战争的宪法。
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便发表了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的社论，其中写道：“我们必须坚信，民族文化和军事上的失败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应当把在军事上的失败作为我们新的动力。……因为，正是这种全民族的惨重失败和牺牲，才让我们的思想进一步得到提高，才让我们将眼光看向世界，更加客观地观察事物。以前那些让日本人思想歪曲的所有非理性因素都应当经过我们坦率地分析和反思之后彻底消除。……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但我们也必须自信日本文化的明天就在不远的将来。”其主旨非常明确：他们的文化没有问题，只是最初实践的一种方针失败了，而现在，将试行另外一种和平处世的方针。当时所有日本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的主题都是：“日本必须在世界得到必要的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在这个新基础上通过努力赢得别人的尊重。
不要以为这些报纸的社论只是少数知识阶层的心声，当时包括东京街头和偏远乡村的一般民众在内同样在发生着转变。占领日本的美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些友好人民就是当初发誓要依靠竹枪和自己死战到底的那些国民。虽然美国人非常排斥日本伦理中的很多内容，可是，在占领日本期间，至少从一些方面雄辩地证明，即便是与自己的文化不能相容的伦理体系也存在着很多需要肯定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