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委员长，又有什么指示？”我也开起了玩笑，我知道高大明很乐意听这类的玩笑话。他就说：“我奉李耕书记之命来请文大才子，不知文大才子晚上能否赏光？”我说：“什么事吧？”“李书记就是想跟你交流交流而已，没什么事情。”不可能吧？他一个大忙人，市里的后备干部，难道真的就与我聊聊而已，我不相信。高大明的眼神似乎在说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蹊跷，我也就不再去问。即使他现在不说，我想到时候也会说的，我没有必要刨根问底。我答应了高委员，丑媳妇总要见婆婆的，与其这样下去别别扭扭，倒不如看看李耕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他已经来了好长时间了，我还没有面对面地与他交谈过一次呢，这倒是个机会。都说他理论水平特棒，这也是从侧面观察他的一个绝佳机会，真的假的，到时候就一目了然了。
我跟着高大明如约来到了太平宾馆，那是市里唯一的一座二十层的高层建筑，我们都叫它橛子楼，它就像一根橛子那样，插在城区中心的土地上。迅捷的电梯，猩红的地毯，古色古香的室内用品，我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如果不是原先就在这里开过几次会议，我肯定会对这里大吃一惊。据说这座建筑是市里倾其所有修建起来的一座空城，迄今为止上客率不满百分之五十。这座橛子似的高楼之所以躲过了整治楼堂馆所的风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主政太平的领导此时已经成了这次整治活动的主管，不然的话，橛子楼绝对会半途夭折，太平市也将从此不太平。试想，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县，能够经得起如此的折腾吗？橛子楼盖起来了，沉重的资金压力压得整个太平翻不过身来。这是主张上马的主上派们没有想到的。
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这个李耕挺会捉弄人的，他约了你，却让你在这里遥遥无期地等下去，本身对你来说就是巨大的折磨。为了礼貌，我不得不等，可李耕却迟迟不出现在现场。都八点了，这小子就是爬也爬来了，怎么还没有他的踪影。高大明就宽我的心，说李书记向来很准时的，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我不再去追问，省得让人们认为我没有见过宴请，一副庄稼巴子的嘴脸，就是饿死我也不能从口中吐出半个饿字来。直到过了九点，那所谓的后备干部才出现在我俩的面前。那是一副什么样的形象啊，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这位所谓的未来领导人，以前我还从未与他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呢，他面容带笑，就像审视一只兔子是公是母一样，悠闲地歪着个头直瞅我，围桌转了大半圈才在他的座位上坐下来。那眼神是较量，也是一种俯视，我不由得站起来，顺着他的眼光与他对视，最后听到他不屑一顾地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怎么着，喝扁乌？”
“扁乌吧，度数低点。”高大明说。扁乌是知名的索镇酒厂酿造的一种发酵粮食酒，曲香浓郁，味道纯正，不上头。
“‘行不行，黑双龙’，老规矩，59度的！”呵，来下马威了，老子不怕！上次请杜玲，我早就见识了“黑双龙”的威力，不就是一个醉吗，你把酒厂的所有产品统统拿来，别说还不是茅台，就是伏特加威士忌，我没喝过还没听说过？吓唬谁啊，老子不是吓大的。
我不置可否，他在看着我，我也在看他，我们就像两条狗，在互相辨别气味后，讪讪地落座各自的位子上。这就是我与李耕的首次正式见面，生鸡生狗都要咬一百口呢，何况是人！我们终于对上眼了。
“文天财，你就是文天财？”
“有问题吗？”我异常反感，我想我就是再不起眼，也不至于让你一个镇委书记攻击个体无完肤吧。
李耕居高临下地笑着，他的话就像子弹，带着不屑、疑问、责难一齐射向了我。我好像突然间被扒光了衣服，赤裸裸地被放在一条案板上，成了解剖的对象，李耕则成了主持手术的医生。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简短的对峙之后，李耕的笑容重新出现在脸上，他告诉我们，老板召见他了，不然他不会来得这么晚。老板就是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具体是谁，李耕不说大家也就不问，言下之意很明确，那就是他在强化他的后备干部形象。高大明就说：“我说嘛，一定有事。”大家开始坐下来喝酒，这一桌子坐了六七个人，都是李耕的死党或者说是左膀右臂，只有我这一个旁门左道，不在二十四节气的人。李耕显然不想让我长时间地担当这样的角色，就提议与我喝上几杯，我尚在犹豫，他的声音就砸过来了：“怎么着，喝点小酒有啥可矫情的，喝！”我似乎突然间被上足了发条，机械地跟着举杯，李耕更是有恃无恐：“怎么了，文天财，说你几句心里就放不下了，你问问这几个兄弟，你这算什么，真要到了要脑袋的时候，你得忙不迭地赶紧把脖子伸过来。你倒好，小性子耍得挺是时候呢。”
我不再与李耕分辩。倒是高大明知人辛苦，他说：“李书记你不要生气，天财就是这样的人，你来的时间短，对他还不熟悉，天财是很仗义的，今天把他叫来就是大家好好地交流交流，有利于以后的工作。”
李耕倒也痛快，马上接过高大明的话说：“既然大明说到这里，我就不说了，都是兄弟们，天财，咱两个再加深一次。”
我又一次被动地举起了杯子。我说：“李书记，我不能再喝了，酒量不行。”
“那好，文天财、文老兄，你听着，工作上你大胆地干，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要注意行动上与党委保持一致。”李耕的话说得有点结结巴巴了。
“我怎么不保持一致了？”说到这里，我感到有必要与他解释一下。
“你不用解释，解释也是解释不清的，我说的是以后。”
这就是李耕的霸道了。他不允许你分辩什么，你所能做的就是执行，作为一个一般工作人员，我的职责也是执行，可又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执行。
“行了，天财，有些事情李书记都跟我说了。关于报道的事，党委这次下了很大的决心，从政策上也作了很大的调整，要大幅度地提高奖励的层次，这下工作有希望了。”高大明替李耕作着说明。
“大明，你不用解释，这根本就不是钱不钱的事，我不就是写了一篇稿子吗，再说我也没有占用工作时间嘛。”
“看看，又来了吧，文天财，你就是一个书呆子嘛，谁说你占用工作时间了？你问问大家，你这样做，分明是给别人制造借口嘛。”
“什么借口？”我迷惑不解。
“不说了，散场。”李耕说着一挥手站了起来。
大家就都跟着站起来准备开拔，这时李耕倒是没有忘记我，他让高大明与司机一块把我送回来。我根本不领他的情，黄鼠狼给鸡拜年哩，他的心思我还不明白，让我乖乖地听他的调遣不说，还要俯首贴耳地再去做奴才，他也太小瞧我了。我文天财虽说做着通讯报道不错，可这是为全镇五万人干的事情，不是你李耕私人的御用秘书，你就是让我干，我还不一定给你干呢。
李耕在这件事情上倒是显得非常大度，他并不与我直接交锋，他似乎觉得与我搅在一块有点降低他的身份。我更不屑，为什么要低三下四地拍你李耕的马屁，工作照常进行，高委员在里面起到了和稀泥的作用，如果没有高大明，我真不知道与李耕的关系怎么相处。这时候孙副书记已经调到市委宣传部去了，高委员很想自己再进一步，可没有政绩等于没有提拔的借口，他自然首先想到了我。高大明就说：“咱先确定一个目标，你说你是想干还是不想干吧？”我说：“当然想干了，我不能因为李耕的到来就把工作扔一边去。”“既然想干，那就一定要干好，你说是吧？”我说：“是啊。”“那你先看看这个吧。”我说：“什么？”“你自己看吧。”高大明把一张纸扔在了我的手里。我拿起来一看，哇！竟是关于通讯报道的各种奖励措施，我高兴地大叫起来。“放心了吧？”高大明问。“放什么心？”我故意地答非所问。“别装了，这是李书记和我讨论了一天拟定的措施，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喜讯。”“什么喜讯，不就是一些条条框框吗，有啥大不了的。”“嘿，天财啊，看不出你还装得挺像啊，这是往你的嘴里抹蜜呢。”我说：“我怎么没觉得甜呢，让其他人去干干试试，看这些东西有没有作用。”高大明急了：“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这些东西对别人可能没什么意义，可对你就不一样了，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看出来了，不就是奖励和补贴的标准提高了吗，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天财，你以为镇财政只是说说而已啊，这要真金白银啊。”“我知道，我没说你高大明做得不对，我只是感到，我没有必要被别人利用。”“你还真钻牛角尖啊，天财，你就不能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是别人利用了你，还是你利用了别人。”高大明不满了，我却笑起来，看到他认真的样子，我想这小子肯定是被李耕灌迷魂汤了，不然他是不会这么着急的。干点工作有什么，只是工作的目的别岔了。这李耕，显然是在搞站队呢，可是我为什么要归到你那一边去，你干不了几年脚底一抹油就走了，我呢，我往哪里走？还得继续我的老本行，我必须清楚自己的定位。大同就是我的家，我必须为我的家乡服务，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管，也管不了。
玩笑归玩笑，工作照常干，这就是我对待工作的态度。尽管我不乐意与李耕走得太近，他制定的政策我还是享受了不少。就说那稿费的补贴，省报是十倍，中央一级报刊则是二十倍，也就是说如果在省报上得到十块钱的稿费，镇上相应地要补贴一百块钱。可想而知，高委员说得不错，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补贴政策，如果不是有什么重要的原因，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要承受一定的风险的。我不知道李耕怎么想的，但我觉得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我知道我的优势在哪里，至于李耕怎么去想那是他的事，但我终究无法绕过他这一关。因为要多拿补贴，就得多发稿子，多发有质量的好稿子，这样李耕就顺理成章地被宣传了。我也想过或者试图不去在李耕身上着墨，可看来来往往的到访者就知道了，我的稿子正在形成一种巨大的效应，不但宣传了大同，还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他，从而招来更多的人宣传他。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路径，书记的位置决定了他就是这里的主人，而我们则只能成为仆从。
我不再去想这类的问题，然而李耕也开始更加地变本加厉，点名成为一种常态不说，晚上值班也成为党政干部们的家常便饭。我不是党政干部，可李耕那里传出来的信息却是人人有份，我又一次成为他的囊中猎物。我不知道他哪里得来的这种底气，一个小毛孩子居然敢在藏龙卧虎的大同镇为所欲为，不是吃了豹子胆，就是神经有点不太正常。大同与城区紧邻，历来是官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来这里做官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修成正果的名流。大同人是见过世面的。李耕应该明智些。
我们再次成了案板上的肉。
每个星期我们都要抽出两天的时间来值班。如果有一个词能够表达出我此时的烦恼，那就是苦不堪言。我被分在了李耕的小组，所谓大头小脑，我想我就是那小脑了。领导们总不能都集中在一个晚上吧，随从的称号或许更适合我。值班的每个晚上，我们几乎是在扑克牌的震天响声中度过的，除非有多余的人，否则我就成了“三陪”。我们称这“三陪”为陪时间、陪打牌、陪笑脸，我可没有那么多工夫在这里慢性自杀，可李耕似乎把我锁定了，每到值班的晚上，我们这个小组都要雷打不动地坐上接待室里的牌桌。写东西是不好办了，读书更成了一种奢望。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宽松的时候，我的空间却遭到空前地压缩。我不得不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地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更可恨的是，贾红打给我的电话，他们也不告诉我，还美其名曰执行任务去了，简直是玩疯了。我能到哪里执行任务？执行完任务总得回来吧，可他们就是不当回事，你说天底下怎么就有这样的人呢，名义上是值班，值的是什么班啊，到头来连自己都被值掉了。
我不想再这样无聊地虚度下去，当他们再喊我打牌的时候，我就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稿子交不了那可不是我的事，他们就不好再强求了。为了不散场，他们有时候还会把牌场搬到办公室的里间去，让办公室的齐老头参与进来，临时顶一下缺，而我则由此得以逃脱出来。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但它对于我的意义则是非同寻常，起码我已不是牌桌上不可或缺的顶梁柱，这样一来就大大地轻松了。
这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市报的小张打来的，让我过去结算一下稿费，我一听就高兴得不得了。好长时间没有结算稿费了，我虽说不指望它，可稿费还是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市报的稿费基本上来自于拨款，好不容易等来这个机会，我必须抓紧它。我按时来到了报社，小张在等着我，这几年他分管着大同这一片，好多事上我们配合得很是默契，有了钱的消息他马上就告诉了我。
我准备请客，小张却说他要出现场，我不便强求，怀揣着三百多元便找贾红去了。我知道三百多元在她的眼里算不了什么，可这是我辛勤劳动的结果，这样的钱花着才有意义呢。
我买了肴鸡，还有水果，直接提着进了贾红的家具店。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直觉告诉我，上次贾红为我做了许多，我必须懂得感恩，但更深层次的内心却让我想不起她的半点好来。我晃晃荡荡地进了贾红的店门，把好多正在挑选椅子的客人吓了一跳。倒是贾红对我的到来，显示出愈来愈多的从容，她指了指墙角那排闪闪发光的椅子对我说：“快坐吧。”
我不置可否，随手把手中的袋子往桌子上一放，鸡便滑落在了桌子下，水果也从桌子上滚到了店里的各个角落，客人们就再次把眼光对准了我，问贾红：“你对象不舒服了？”
“哪里呢，我同学。”贾红笑着告诉她的客人们，那些人听了，纷纷不相信地把目光收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