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观前人的反贪行为,不仅律令的言辞不失严厉,而且特别重视对贪官的惩罚,“雷声”大,“雨点”也不小。比如,几乎所有王朝都不赦免贪腐之徒,异地做官的奇特之举更少之又少。然则反腐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常常按下葫芦浮起瓢。事情这般蹊跷,不免替古人担忧,生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之感。喜者,除了想过把权力瘾的皇帝以外,大多数帝王对贪污腐败恨之入骨,一生要拿出很大精力处理这件大事;忧者,自然与效果不佳有关。不少权力持有者,重视皇朝国力的培育而轻视反贪反腐,把净化腐败行为看作政权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固定程式,不能不反,也不可太反。于是,腐败成了弹簧,当掌权者的反腐力度加大时,腐败便慌张遁迹,而一旦环境稍变,它便横行于世。历朝反对贪污腐败的措施虽然有增有损,然而其效果却总在重复先前的旧迹,原因在哪里?
贪腐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制度进步和人类本身进化的产物。不过,由此而断定贪污腐败具有积极意义,即使不算致命的错误,也是十分轻率的想法,有只看一点不及其余之嫌。某一事在一定阶段对社会有一种推动力,但当社会进入更高阶段以后,原有的那点推动作用可能消失殆尽,显露出十分明显的负面影响。
贪腐虽是伴随着社会进步而产生的,但它是一群人剥削另一群人的形式之一,是“公权力”私有化的表现,是权力者滥用“公权力”的开端。
人类在原始社会处于淳朴自然的状态中,生产品无剩余,也没有财富的积累,私欲无从产生,更谈不到贪污腐败。一旦社会发展,原来管理公益事务的管理者,更多接触了物质产品,有机会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在“五帝”时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贪贿现象。
《礼记》有一节文字,介绍社会的变化更形象更详细一些。《礼运》篇说,原始社会道德风尚是“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些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在那种环境下,我们的祖先有此举止,也算正常。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天下为公”就变成“天下为家”了,不仅“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且“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淳朴的社会风尚被重权谋和尚军事所代替。从此,贪贿产生了,反对贪污腐败的行动及其有关的伦理道德也相应产生。
这种变化蕴含的更深理论,学者可能有不少独到的分析,但以本人看来,有三点不能忽略。
其一,贪污腐败首先是官员的事情,涉及官场道德和职业道德,官场反腐才找准了主角。
其二,人类性恶还是性善,历来有争议,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定论。
定论与否,对普通人而言不太重要,反正普通人活在世上,由着性子来的可能性不大。对官员而言,究竟性恶抑或性善,意义就大了。假如官员的能力和道德水准近乎圣人,我们草民俯首听吆喝就行了,没有必要进行监督。但原始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者跃进到阶级社会的官吏以后,贪腐便开始了。原始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阶级社会的官吏、贪腐者,三者究竟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呢?倘说所有的官吏都贪腐,那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然而若说官吏个个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能够“拒腐蚀永不沾”,恐怕也不现实。官吏是靠不住的,只要有机会,很容易成为贪贿者。
其三,军事力量孱弱可以动摇国基,贪腐严重时也可以动摇国基。
发展经济,本来是为国富民强,贪腐却可以在富庶的旗幌下使国弱民穷。
如果单纯重视发展而不重视反腐,发展带来的繁荣,将被贪腐所溶毁。
这就需要有效的反腐,而不是装装姿态。而有效反腐的关键之一,就是突破自我监督的窠臼,监督者不能仅仅是官吏本身,要允许别人置喙。
贪污,是极易被其他政绩掩盖的。面对世界近代化浪潮的冲击,晚清的李鸿章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洋务运动虽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对历史趋势的深刻认识,如果不知道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不知道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样的积极抵抗策略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其历史意义不能忽视。但李中堂通过办洋务发了大财。作过《李鸿章传》的梁启超,虽然对于时人盛传李鸿章富甲天下一说持怀疑态度,但也认为李氏有数百万金之产业,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均有李鸿章的不少股份,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也是他的。据说梁启超算的这账还不全,至少漏掉了土地一项。李鸿章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 250 多万亩。据统计,仅在合肥东乡,李氏就有耕地约 60 万亩,占当地耕地的三分之二。除李鸿章外,其他洋务要员和官僚买办都发了财。
至于用人,在官场上,李氏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都是着重培养的人。盛宣怀曾说:“合肥(李鸿章)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清史稿》论李鸿章:“唯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中国古代官僚制管理机构,呈金字塔形状,顶端的皇帝是核心,皇帝之下是各种等级的权力支配者,底端则是人数最多的小百姓。从上到下,架构是一样的,李鸿章居于帝王之下,而在一般臣子之上,其施政的措施即自由也受制约。所谓自由,是全国范围内没有几个人敢挑他的毛病,他要什么便有什么,他看上谁便可以顺利提拔谁。不过也有所制约,虽然大多时候这种约束是徒有虚名的。当他得不到皇权的青睐时,受冷落、遭弹劾便会不请自来。也就是说,整个官僚集团,与老百姓是相隔的,老百姓需要什么,官员不了解,官员怎样施政,老百姓不关心。
社会只会因统治者本身的能力、道德不一样而略有不同。这种情形下,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作风、行政腐败等很猖獗,也被人视为很正常。
无论是谁,置身于这种体制,都会发生变化,李鸿章的做派还算好的。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除了改造古代专制官僚制为现代民主的官僚制,遏制李鸿章实在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