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间，经受某些天灾，虽然可怖、可怜复又可叹，但毕竟也不是难以理解。人定胜天云云，只能在一些小领域实现，直到今天，人类对大自然也并不十分了解。倘若以小成绩为满足，进而以为自己高大得无以复加，实际是妄自尊大，是变态。
复杂的大自然，常使我们这片土地发生可怕的天灾。据记载，从公元前 206 年至 1949 年，大水灾就发生了 1029 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同样可怕的是，天灾往往与人祸相连，天灾肆虐程度因人祸而加重。1160—1189 年的宋代，水灾有 19 起、旱灾 19 起、其他灾害 23 起。
人祸方面则有 4 起内乱、83 起外患、其他 8 起；1360—1369 年的元代，有水灾 6 起、旱灾 11 起、其他方面 13 起。人祸有内乱 2 起、外患 24 起、
其他 5 起。1618—1657 年的明代，水灾有 24 起、旱灾 21 起、其他方面 26 起。人祸则有内乱 31 起，外患 33 起、其他 4 起。（《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天灾多见于水、旱两灾，人祸则以战争、民变为重，契机则往往是失误的政策。可见天灾与人祸同时啮咬着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民众。
《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前 138 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平原，就是平原郡，在今山东省。茂陵，在长安西北。灾难突起，汉武帝不是毫无作为，最少那个赏赐迁往茂陵居住的每户“20 万钱，田 2 顷”的行为，对解饥民于倒悬还是有一点作用的。然而，不可能所有的灾民都迁往茂陵，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史书很少记载。茂陵是他的陵寝，他究竟有多大成分是为灾民考虑呢？恐怕只有上苍知道。元鼎三年（前 115 年），汉武帝建成了两座瑰丽的宫殿——甘泉通天台和长安飞廉馆。到了 6 月，甘泉宫中生出一颗九茎连叶的芝草，汉武帝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认为这是上帝赐给自己的祥瑞，赶紧颁诏大赦天下，还十分得意地写了一首《芝房之歌》。然而，三个月之后，泛滥的黄河水，袭击了天子脚下的三辅（相当于今日陕西省中部地区），百姓十之二三被淹。第二年，黄河又在山东泛滥，关东十余个郡国暴发大饥荒，人相食。此类惨祸，直到西汉末期，还在发生。
秦皇汉武，常被人赞颂，夸耀那个时候如何强大，如何繁荣。其实，能不能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能不能使百姓免于恐惧，才是硬指标。汉献帝兴平四年（194 年），三辅地区自 4 月起便滴雨未下，干渴的黄土地裂开无数道缝隙。到了 7 月，一斛谷的价格高至 50 万钱，豆麦一斛价至 20 万钱。白骨堆积，人相啖食。军阀并未因天灾而停止厮杀。
以残忍和无能名扬天下的军阀李傕攻城陷邑，劫杀无辜灾民。人民数十万户遭此浩劫，两年之中人相食殆尽。一些饥民结成团伙，专门劫掠
老弱病残者，伤其命，食其肉，饮其血，被称之为“啖人贼”。魏晋南北朝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战乱、大分裂的非常时期，自然灾难的发生也十分频繁，人相食的惨况经常出现。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 年），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发生蝗灾，横冲直撞的蝗虫吃光了庄稼，吃光了草木，最后连牛马皮毛都吃。蝗灾之后大饥饿连同大瘟疫一起爆发，病死、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尸体遍野，腐臭冲天，人多相食。这里，天灾与人祸纠缠在一起，居心叵测的人借天灾以售人祸，比如有的士兵杀了许多人，人祸反过来又加重了天灾。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受到颂扬最多的一个，“贞观之治”犹如招牌，与这位皇帝一起同受到膜拜。然而，就在贞观十二年（638 年），吴、楚、巴、蜀二十六个州大旱，直到第二年五月一直没有下雨，旱情严重，赤地千里。后来终于导致大饥荒。饥饿的人们又一次被逼得兽性发作，人皆相食。政府如何救灾，语焉不详。还有以繁荣闻名的宋朝，在嘉定二年（1209 年）春天发生的那场大饥荒中，无数百姓饥饿而死。
那场饥荒，使两淮、荆襄和建康等地的米价达到令人惊异的高度，一斗米价高至数千钱，建康城里饿死者日达八九十人。潮水一般的灾民在哀哀号叫中涌向四面八方，寻找一切可以填满肚子的东西。路边的野草被吃尽了，山野间的蓬蒿被吃光了，树皮树叶更是被吃得一干二净。于是眼睛发红的灾民，不顾一切地扑向那些简陋的新坟，扒开黄土，掀翻棺木，争抢还未烂尽的骨殖。而与此同时，则是活人与活人相互扼杀，胜利的一方狂暴地吞噬着对方的骨与皮。
一方面是繁荣富庶，鲜花似锦，饫甘餍肥，亭台楼榭；一方面是饥民遍地，草木凋零，人互相食，累累白骨。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宋代的庄绰有笔记《鸡肋编》，其中云：“自靖康丙午岁（1126 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
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庾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盛世”
也好，繁荣也罢，其国平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须得到保障，并且应该胜于同时期的他国。此情此景，无论如何，人们也不会把它与安康、富庶联系起来。然而我们不得不相信的是，一连串的数字提示人们，“贞观之治”是安定的，宋代是繁荣的。倘若不是数字造假，就是那个社会发展太不平衡了。封建时代，所谓繁荣，对一般平民百姓而言到底有多繁荣，我们后人只能猜测了。当然，庄绰所指是战争所笼罩的岁月，是十个手指中一个，况且政府也有专门的救助机构。但这正好证明，所谓繁荣，仅仅局限于社会某一方面是蹩脚的，是难以经受风雨的，会为人祸的横行创造机会——人祸往往喜欢与天灾结伴而行。
从明季到清初，中国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依然层出不穷，黑暗和罪恶如破土的幼芽，滋生蔓延。明代后期，政治空前腐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张献忠、李自成之类便揭竿而起。关外满族势力迅速壮大，很快挥戈入关。从明朝万历到清朝顺治、康熙间的八九十年中天灾人祸猖獗，遍及全国。清初顺治四年（1647 年）春，福州一带淫雨连绵，平地水深丈余，民房倒塌，田园绝粒，无数百姓被洪水卷走。福州城里的百姓饥肠辘辘，可吃的都吃光了。饥民倒毙于地者，被其他饥民一拥而上，切割着，撕扯着，片时肉尽，只剩一具破烂的骨殖任人践踏。更有父自食其子，妻割其夫者。清朝巡按将逃进城内的农民俱诬陷为贼，施以酷刑。不等“盗贼”咽下最后一口气，饥民已经操刀执刃，尽割其肉。类似的惨状在有清一代比比皆是，即使在“乾嘉盛世”也并不罕见。
人们往往认为社会动乱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充其量是某一件事造成的，其实远不止于此。它与政治、经济紧密相连。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便和社会动乱交替出现。历史上所谓的
“盛世”，不仅时间极短，而且是“乱世”照射的结果。就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但凡见到一点吃的，就以为是美味。中国的平民百姓在“乱世”苟活的时间太久了，一旦过上相对稳定的日子，就以为进入了“盛世”。
因此，世人不仅要重视天灾，更要重视天灾后面的政治经济文化，重视悠长的“乱世”给中国留下的阴影，有意识克服容易满足的心理，研究解决更深刻的问题。
人祸往往始于天灾，天灾处理不当时，又反过来加重天灾。人祸天灾互相倚靠，考验着一个政权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