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这个概念，与贪污数额的瓜葛很微妙。你如果硬说二者没有关系吧，贪污一个亿，和贪污一二百元，无论其危害还是影响，肯定有霄壤之别；倘若治罪仅仅凭数额或以数额为重要指标吧，一些贪官就被划在界外，得以继续贪赃枉法。人们常愤愤然说，排队挨个枪毙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个枪毙肯定有漏网的。去除话语中裹挟的不满情绪，显露的未必不是忽视数额和不恰当重视数额带来的弊端。
有两件旧事，颇值得人思考贪污数额与制度的关系。
一是晋国高官羊舌鲋的事。羊舌鲋，这个名字挺不常见，“羊舌”是复姓。羊舌鲋，其实就是那位名叔鲋，字叔鱼的，他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叔向。叔鲋生于公元前 580 年，卒于公元前 531 年，不仅出身高贵，而且有军权有刑狱大权，但这也给了他贪污受贿的机会。
贪污，虽不一定是达官贵人的专利，然而无权无势者哪里有机会贪污？就是有，又能在贪污的路上走多远？素日见媒体披露某出纳贪污几十万，觉得多得不得了，现出“愤青”状骂几句娘；及见某些“长”动辄把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装进自己的腰包，顿时傻了眼。那可是人民的血汗钱啊！贪污者不见得“有位”，然而位高权重的人如果修养浅拙，又处于监督不完善的环境，祸国殃民，祸人害己的空间就大得不得了。
《左传》曰，羊舌鲋在帮助鲁国征服邾子国的时候，邾子国的金银财宝大半进了他个人的腰包。后来他又以三十多万人马为筹码，要挟卫国国君给他贵重的礼品。运用这种伎俩，他向小国勒索了不少财物。不惟如此，这位高官还以贪坏法，卖法纵贪，断案时偏向
贿赂他的人，把有罪硬说成无罪。有人说，羊舌鲋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个因为贪污而受到惩罚的官员。“惩罚”云云，虽然也算得上表述准确，但似乎失之简括。事实上，杀羊舌鲋的人，乃“土地”案子中不去行贿的邢侯，他十分恼怒，激愤之下杀死了断案的羊舌鲋和行贿的雍子。后来，羊舌鲋的哥哥叔向对晋国的执政者说，邢侯、叔鱼与雍子，三个人都是死罪，“施生戮死”吧。于是执政者杀了邢侯，同时把因为贪婪被杀的羊舌鲋尸体，拉到大街上示众。将尸体示众，与取其性命相比毫不轻巧，但这毕竟是两码事，不能不加区分。
二是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枪毙腐败的京兆府尹王治馨。
王治馨贪污的数额一般说是 500 元，这里的“元”指银元，王治馨作为京兆府尹，月薪至少 500 元，如果按贪污 500 元计算，则为月薪的1 倍，如果按贪污 5000 元计算，则为月薪的 10 倍，以 50000 元计算，则为的 100 倍。王治馨贪污的数额究竟几何，此处不是主要问题，总之数额怎么也超不出春秋时期的羊舌鲋。
重要的是，从羊舌鲋到王治馨，已经近两千年了，其间惩贪的形式虽有变化，但重视数额、讲求社会影响的尺子却有意无意的总在发挥作用。假如羊舌鲋贪赃枉法的数额不那么大，造成的“国际影响”不那么深广，不仅不会遭邢侯诛杀，也不会被暴尸于街市；如果王治馨索贿的范围不那么广，未必引起诸多议论和弹劾。这位“北京市长”，1913 年年底上任以后，所辖二十四县，居然收取了二十三个县官的贿赂。再加上官场中的其他因素，王治馨依律被判处死刑。
两案相同之中又有不同。相同处不必再提，即特别重视贪污的数额。
几千年来，量刑时数额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数额特别巨大”与“数额巨大”就差得远了。
北魏时，法律规定，枉法赃（绢）10 匹、义赃（官吏所受的馈赠、贿赂）20 匹大辟，孝文帝时则有所改变，只要义赃 1 匹，枉法赃不论多少皆死。
唐代则规定：官吏受财枉法，（绢帛）1 尺杖 100，1 匹加一等，至15 匹即处绞刑。
宋元对贪官处理较其他朝代宽大。宋朝法律规定，贪污 1 贯流两千里，10 贯配广南，不以赦降原减。《元史》的《刑法志》载：枉法赃，1 贯至 10 贯笞 47；不满贯者，量情断罪，依例除名；10 贯至 20 贯，笞 57；20 贯以上至 50 贯，杖 77；50 贯以上至 100 贯，杖 87；100 贯以上，杖 107.对贪赃不枉法者则更为宽大，300 贯以上，杖 107，除名不叙。
明朝则对官吏的职务犯罪处罚很严酷：凡贪赃在 60 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监守自盗，40 贯绞；枉法赃，80 贯绞；不枉法赃，120 贯止杖 100，流三千里等。穷苦人出身的朱元璋，十分了解贪官对皇朝有效统治造成的恶劣影响，因此对贪官的严厉程度也甚于其他王朝。
《大清律例》吸收了明朝的内容，规定：贪污折银 20 两即处流刑，40 两即处斩刑。
整个专制社会，对贪官量刑都考虑了数额。这本没有什么不对，贪污几元钱与贪污几千元钱，给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显然不同。但是，当一位官员只贪占了国家或个人很少的财产时，我们还叫他贪官吗？比如把国家的两块木板拿到家里私用，比如办私事搭乘公家的交通工具，不仅数额微小，恶劣影响的深广度也不大，以传统观点论，与贪污似乎还有距离。然而，大贪官皆由小贪官而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道理同样适合于贪污这种行为。
只强调数额和影响，清、浊的界限就不易划清，绳之以法的将都是富可敌国的巨腐大贪，将都是撼动国家根基的贪墨败度之人，公私分明，
一文不苟取的清新之风将成为美好的愿望。“乱世用重典”的思维逻辑几千年不变，与不恰当地重视数额恐怕有很深的关系。
好在，袁世凯反贪那阵子，中国社会已被民主之风吹拂，贪污数额没有被视为很重要的标准。王治馨贪污数额虽然也不少，民众敢于议论纷纷，相关官员敢于弹劾，起了很大的作用，社会环境对贪官颇为不利。
如果民众对贪官隐忍不置一词，王治馨一案未必能入于袁世凯之眼。自然，袁世凯杀王治馨，有更多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除掉一个贪官，对民众来说总是有益的。
贪污腐败行为是人类的劣根性体现之一，因此，不论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有腐败现象，也都在反腐。不同的是，专制社会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仅仅依靠领导人个人的作风，靠思想教育。阿克顿勋爵非常精辟地指出：“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使人腐化。”权力不受制约的状况不彻底解决，反对贪污腐败就只能沦为空言。
一个缺乏监督的社会，不仅会使贪官猖狂恣肆，也会导致民气委顿畸形。从中唐以后，官场中的腐败现象，已为上下所默认。如南宋时，右丞相陈自强公开向下级官吏勒索贿赂，地方官送公文“必题其缄云，某物若干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启。陈氏胆大如此，还不是没有监督所致？据说，新西兰的房屋部长希特利，仅用公款买了两瓶酒，便丢了乌纱。希特利的腐败丑闻，在惠灵顿、奥克兰、汉密尔顿等地引起了人们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社会监督结出的果实，是社会管理结成的民气，民气一代一代传下去，社会岂能不铲除贪污苟且之行。
贪污的数额大小不能完全决定底线的位置，社会环境净化到何种程度，才是决定底线置于何处的因素，跳出小圈子反腐的思路，才是描画底线粗细的根本。
◆ “臣”字的本义，指俯首屈从的男性奴隶。《说文》曰：臣，事君者也。
◆ 中国古代政治权力构架呈金字塔形状，皇帝高高在上，处于最高层，大臣次之，位置要逊于皇帝，他是为皇帝做事的。
◆ 大臣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走到什么位置，开辟何种天地，都不能无视皇帝的意见。
“臣”字的字形在甲骨文中，颇像一只竖立的眼睛。人在俯首贴耳时，眼睛是竖立的。“臣”字的本义，即指俯首屈从的男性奴隶。《说文》
曰：臣，事君者也。《国语·晋语》则说，事君不贰是谓臣。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构架呈金字塔形状，皇帝高高在上，处于最高层，大臣次之，位置要逊于皇帝，是为皇帝做事的。换句话说，大臣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枚棋子，走到什么位置，开辟何种天地，都不能无视皇帝的意见。
素常，听到某个冤案源自某人，常觉不可思议：以某人权力之狭小，岂敢制造惊天冤狱？比如，武则天统治时期，酷吏猖狂，不少大臣被害，人们便骂周兴，骂来俊臣，认为冤案是他们制造的。实际上，来俊臣等酷吏不过是武则天强化自己统治的小小道具，没有她的支持，来俊臣们能做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来俊臣们被武则天弃之不用了，不少人觉得女皇圣明。来俊臣于 697 年 6 月 3 日被公开处决，其肉立被仇家咬尽，眼珠被挖出，面皮被剥去，心肝被取出。当时，遭受过来俊臣迫害的人很多，因此争食其肉的人也很多。朝廷见人们对来某恨之入骨，便称他
“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朝廷还是那个朝廷，皇帝仍是那个皇帝，来俊臣的行为也未见改变，前后命运却判若云泥，不怪皇帝而归责于来某，能顶什么用呢？
凡皇帝，不论贤明还是平庸，抑或暴虐变态，他们在台上时，人们一概视之为圣明。他身边的臣子，不论枭雄还是奸佞，一律听命于他。
因此，明朝的阉人之祸即使很厉害，皇帝也没有费什么事，就把他们解决掉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嚣张跋扈、玩弄君主于股掌之上的权臣，在皇权面前其实弱小得很，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也不得不死。即使对皇帝、对国事忠心耿耿的名臣，脑袋是否总在两肩之上，也要看皇帝的喜怒哀乐。庸臣和佞臣，自不必说了，虽然他们的生存空间比较广阔，何时关闭空间，那要看皇帝的意思。
总之，臣子是相对皇帝和草民而言的，处于皇帝之下、草民之上的地位。秦灭六国后，皇帝一直是权力核心，臣子不能僭位。
然而，僭位的现象还是不时地发生。做皇帝太有利可图了，只要有可能，想试一把的人不少。不过，僭位的臣子不承认僭位，而是使用“禅让”一词，在这块招牌下，以“平和的暴力”夺取政权，而且可劲宣传自己的合法性。所以，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豪门贵胄，坐上皇椅之后，如何防止夺权马上提到议事日程。
控制言论，戕害身体是历朝历代通用的手段。
控制言论好明白，就是不许人随便张口说话。不过也不要误会，遭到控制的，并不是所有言论，而是那些有损统治者光辉形象的部分。赞美之词，歌颂之语，似乎不在控制之列。至于损伤身体，就是用皇权的力量在你身体上施行武力，使你的身体受伤，思想变得封闭迟钝。南汉的时候，爱琢磨奇怪问题的皇帝刘 ，常有奇特的想法，如，为什么群臣不能尽忠而太监可以尽忠？他找到了答案：因为群臣有家有室有子孙，牵挂很多，而太监则什么也没有，焉能对皇帝不尽忠。于是采取措
施：凡是想捞得一官半职的人，先要自己阉割了，朝廷再授予官职。即使和尚道士，凡是想与刘 谈禅论道的，也要先阉割了再说。这下，朝堂空了吧？你想错了，一点也不空。有些人，居然自己割了阳具，以求进用。那么多的进士状元，不怕断子绝孙，忍痛自宫，以图进仕。据《通鉴纲目》说，当时南汉“宦者近二万人”，遍及了社会上层。一个人数不多的小朝廷居然有如此庞大的太监队伍，令人瞠目。
世上有两种东西可以使人发疯，一个是钱，一个是官职。俯首就阉的人，显然是把乌纱帽看得比性器官更加重要。南汉一朝，文武百官几乎人人被阉，这些没有阳具的忠臣良将，忠实履行保卫江山社稷的任务。
南汉大宝十四年（971 年），宋兵攻占广州城。这些肉体上阉割了的文武百官，向宋廷屈膝乞降，南汉灭亡了。
皇权之下的官吏集团，是与皇权缠绕在一起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利益，一些人什么事都敢做。马克思曾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其实，何止资本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