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高宗时，因为宠爱武则天武昭仪，要废掉名正言顺的王皇后。这在传统礼制中，是不允许的。但武昭仪枕头风厉害，高宗很想满足她这个愿望，但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片反对之声。许敬宗看看久拖不决，就对高宗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立一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乡下老农民要是多收了几百斤麦子，还想着要换个老婆呢！何况贵为天子，要立一个皇后？这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跟着瞎掺和！有了这番言论，高宗得意，换了皇后。
许敬宗的这类言论，固然有省略价值观，悖逆人伦义理的昏妄，更有他难于言传的心事。按照后人诛心的说法，他大有葬送唐代江山，从中渔利的隐秘心事。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员，往往就乐于看着帝国不断犯错误，而后，取而代之。帝国，在他们那里不是效忠的对象，而是等待追逐的中原肥鹿。
太宗读书后，讲述这类故实，自有深邃的远虑。
大臣苏易简听罢太宗论刘义隆、论杨素、论许敬宗的话题后，回答说：
“陛下阅览往日历史，安危治乱之道，都在心怀之中。这实在是社稷无穷之福啊！”
“仁者之愚”
太宗的好学是出名的。
太宗读书之多，后世帝王罕有企及。读各类书，往往都有自家心得，有时就跟诸臣讨论，成为君臣之间思想、学问进阶的一个常态。但讨论中，太宗也有“偏蔽”之见，可以看出他的“仁愚”——顺便说，大宋帝王十几个君主，几乎个个都有“仁愚”之病。“仁者之愚”是王夫之先生对太祖赵匡胤的一个评价。大意说，太祖知道“兄终弟及”之后，自己的儿子德昭、德芳，还有兄弟廷美，可能吉凶莫测，但不能因为这种还没有实然出现的可能，就将兄弟赵光义事先“解决”掉。天伦为重，大位为轻，人伦大于社稷，伦理重于政治。所以不会以“天位之去留、子孙之祸福”，而斫丧自己的恻隐之心——去制止兄弟赵光义的自发生长。“廓然委之于天人”，豁达地将以后的事委托给天命、人心。西人的说法就是：至于以后的事，上帝知道。这种“仁”就是“愚”；但反过来也成立：这种“愚”就是“仁”。太宗攻取太原时，看到将士争奋，担心屠城，就在城池即将攻破时，下令稍缓，就是“仁愚”。他读书时，偶尔也可以看到他的“仁愚”心声之吐露。
有一次他读《兵法阴符经》，叹息道：
“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
兵家诡道不能导人向善，言之有理；但战争谋略与行政管理，是两个不同向度的问题。慈者掌兵，铁戈撞响之际，如何奋勇？两军相对，很多时刻更不是勇气、血气之争，而是智者之争。这一层道理，太宗自然懂得，但他不以此为意，更不屑于将这类兵家的诡谋移用于政治管理。从大的战略而言，为正。人类真正的大型战争，整体上，事实上是综合国力之较量，不是计谋小道之较量。但就局部战争而言，如何可以省略“伐谋”？
太宗的“仁者之愚”，细考下来，事实上也许有防备“奸雄之志”的用意。他不期望帝国被“权谋”人物所毁。传统典籍读得越多，就越能理解“权谋”这种黑色智慧瓦解文明、稀释道义的破坏性力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明清，都比大宋更愿意操练“权谋”。大宋，是历来王朝在政治管理方向上，最少“权谋”的帝国。大宋诸帝，总是试图沐浴在圣贤光芒之下，在“奇正相守”中，恪守“正”的一面。
“万岁”与“眉寿”
大宋士庶，在民间有一种自发的习俗，往往会每天燃一炷香，祷告天地，祈求天地保佑，让当世天子“万岁”，让大臣“眉寿”——“眉寿”就是“长寿”，眉毛长称为“豪眉”，“豪眉”者，长寿。故称之为“眉寿”。
太宗知道这个习俗，有一次读书，小憩，回顾宰相宋琪、李昉等人，说了一番读书体会：
“朕因思闾里间，每日焚香，祝天子万岁，次大臣眉寿。朕与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符亿兆人之祷？”朕因为常常想到胡同弄堂里的士庶小民，每天都焚香，祝愿天子“万岁”，祝愿大臣“眉寿”，想想这个，朕与爱卿等，哪能不天天想着做些善事，以不辜负天下亿万人民的祷告呢？
宋琪说：“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谕，岂敢为不善之事以负宸恩！惟思公勤，庶补万一。”臣等承蒙陛下不依照寻常秩序，拔用了我们，又承受了陛下的训诫谕旨，岂敢做不善的事情辜负皇恩！只有想着公道仁德，勤快机敏，以此来弥补不足。
太宗读书，始终是关心民生的。
有意味的是，太宗在读书中，还无意间接近了今日流行的“轻饥饿”养生法。
说有一天，太宗对宰相说：
“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乃至饮食，亦不过度。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食饱无不昏浊，傥四肢无所运用便就枕，血脉凝滞，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也。”朕每天的生活工作都很有规律：早间公事朝仪完成，就开始看书。夜深就寝，五鼓起床。盛夏时一个整天也不昼寝。至于饮食，也不过度。这样时间久了之后，感觉很是得力。我觉着，人只要吃太饱，没有不身体昏沉头脑浊乱的。如果四肢还没有运动就入睡，那就会血脉凝滞，估计就有各种病症找来了。这样，想求神清气爽，那哪可能啊！老子有话说：“我命在我，不在天”，人之身体，全靠自己调适。爱卿等人也要留意，不要轻视了养生之道。
人君当淡然无欲
王夫之先生对太宗的读书姿态评价极高。
太宗曾对李至说：“人君当淡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王夫之非常欣赏这个意见，给予了长篇评论，以发掘此中的意义系统。
王夫之认为，嗜好，往往因为生活习惯所致，事实上是一种赶时髦心理在蛊惑嗜好者。“群然取一物而贵之，则贵矣；群然取一物而安之，则安矣”，人人都认为“爱疯6”很珍贵，我有了“爱疯6”就自以为珍贵了；人人都购置了“爱疯6”而后心安，我也购置了“爱疯6”，也就心安了。君王若存此心态，是很可笑的。譬如过去那个卫懿公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仙鹤，唐玄宗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羯鼓，宋徽宗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花石，但这类嗜好的对象，在“达者”看来，都跟凡虫、瓦缶、土块之类，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嗜好，不过是因为这类对象的名气而已。当君王这类嗜好被天下所知以后，就会起而效仿，于是，成为一种流行时尚，于是就有了劳形劳神追求时尚的现象，于是有了“殃民”“殄物”等种种不良后果。所以君子所为“无欲”，不是灭绝欲望，而是不悖于理，将欲望控制在“分”上，不让人感到有特殊的嗜好。这样，各类诱导欲望的人言，各种稗官撰写的诱惑性文字，各种谄媚者试图引发嗜好的妾妇之道，各种兜售奇技淫巧方士的蛊惑，都不可能变易我的合理欲望。但人人有欲望，且一旦欲望来临时，往往心旌飘摇，人不能免。这时怎么办？唯有“镇之”。太宗有言：“朕无他好，惟喜读书。”这就是“镇之”之道。如此“镇之”，外界种种诱惑，不能动我之心，如此，“道存”。
王夫之还进一步分析道：尽管如此，只说“读书”，还是会有弊端。如果以流俗之心读书，书也会为流俗所用。历史上这类读书人，即使在帝王中也不少，最后是消磨于读书之中，日月流失，废事丧德。王夫之认为读书之“淫”，也即“过分”，有三种表现。第一是那种寻章摘句，搜求险僻的典故，用来炫耀自己的博学，这是读书之“色淫”。第二是那种过分注重师承，处处中规中矩，弄一个音韵，互相标榜，顾盼自雄，以为得意，这是读书之“声淫”。第三是那种随着书中意见而喜怒，喜时像醉酒，怒时要操戈，跟着书中人事而情绪起伏，这是读书之“志淫”。
这“三淫”，乃是流俗读书法，所以真读书，一定要“远流俗，审是非”，自家以宁静而“镇”“三淫”，不要被书中的文字所诱惑，演化为“嗜好”，这样，《诗经》中那些兼有的淫乱记载，《春秋》中那些兼有的逆乱故实，各地流行的方言土语，里巷传播的谣谚闲话，都可以令人获益。这样才接近于读书之道。如果不是这样，则书中记载的种种文字，就有可能将人往欲望一途导引而去。所以说，以读书为嗜好，也是嗜好，也是容易将人导向欲望的路径。王夫之最后说：这样来看，“惟无欲而后可以读书”，太宗关于读书的言论，实在是“知道者”的言论。值得嘉赏。
“飞白”
太宗赵炅诗一般，但书法不错。而且乐于在笔墨之间花时间，下功夫。史称太宗善于写“飞白”书法。雍熙三年（986）初秋的一天，太宗拿出自己写的“飞白”字赐给宰相李昉，并对他说：
“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于真、草，今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朕每次退朝，从来没有过虚度光阴。读书之外，就是书法了，我比较留意真书、草书，现在又学“飞白”体。书法，虽然不是帝王事业，但把时间用在这里，不比用在田猎、游幸、声色上好多了？
太宗似乎特别喜欢写了“飞白”大字送人。这也是联络君臣感情的一种方法。大臣们也都乐于得到太宗“赐字”，估计“求墨宝”的人不少。
有一次，他一气写了二十幅“飞白”书轴，遣中使拿着去送给宰相吕端等人，一人五轴。大宋诸帝身后各有私人图书馆，用来收藏帝王个人的文字文具用具等。太宗似乎有意丰富自己未来的图书馆，淳化元年（990）七月，他就特意将御制诗文四十二卷交藏于秘阁。他对自己的“飞白”作品似乎也很自信，这次还专门写了四十轴，存到秘府。“飞白”字，每一个都有一尺的直径。吕端等人得到赏赐后，到殿上来称谢，太宗对他们说：“我这‘飞白’，是依照小篆字体来写，与隶书不同。朕君临天下，干吗还要在笔砚之间花时间呢？实在是天生喜欢这个，不忍心轻易放弃。岁月久了，慢慢也就得到了‘飞白’的写法。”
有一年，太宗给近臣每人写了一幅“飞白”作品，特别赐给参知政事寇准十八轴。这是因为上一次赏赐大臣时，寇准出使在外，没有得到。这次一块给了他。赏赐之后，太宗又对宰臣吕蒙正等人说：“书札，过去算作‘六艺’之一，不一定是帝王的看家本领，朕不过是听政闲暇时，没事用这个自娱自乐而已。”
真宗、仁宗也善于写“飞白”。写好这种字，有难度。据说是当初东汉蔡邕所发明。他看到修理宫阙的工匠用笤帚蘸了白粉写字，受启发，写了“飞白书”。据说这种字，要在中锋行笔时，见出平行的墨丝，墨丝之间有空白，所以称为“白”，字要写得灵动若飞，所以称为“飞”。这种字类似于“榜书”，字体很大，适合做匾额，古人敬惜字纸，每天练习这么大的字，纸墨伺候不起，所以有“可爱而不可学”的说法。后来学习者成功者也确实很少。但太宗用点纸墨还是小问题，所以他乐此不疲，且成就不俗。这是他长期沉浸砚边，点滴收获而后达致的成就，但更与一个叫王著的书法家有关。
王著，此人习练王羲之书法，得其神髓，在太宗朝做翰林。太宗听政之余，读书之外，就留心书法。有写得稍稍得意点的，就让内侍拿了去给王著看，史称“著每以为未善”，王著往往评价说“未尽善也”，还不够好。太宗听后，于是就更加刻苦临帖写字。觉得有点进步了，有写得更好点的字了，再拿给王著看，王著仍如以前一般回答。有人就问王著，为何要这样回答？王著说：“其实皇上的字已经写得不错了。但好固然是好，如果告诉他写得不错，恐怕皇上从此不再用意去练，那就没有更大进步了。”时间长了之后，太宗又写了比较满意的字让王著看，这一次王著感到字确实好，夸赞道：“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功夫到了，这种成就，不是臣所能够达到的。太宗就这样在王著的鞭策下，越写越好，史称“帝笔法精绝，超越前古，世以为由著之规益也”，太宗笔法精妙绝伦，超越前面的古人，世人都认为这是由于王著的巧妙规劝而获益的。多少年之后，真宗还对宰相说到这个事，并且嘉奖王著“善规益”，认为他在侍书、待诏这个职务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史上叫“王著”的人很多，五代宋以来，就有几个“王著”。有个五代后周时期差点做了宰相的高阳酒徒王著，在太祖朝还常常酗酒。他曾是后蜀的一位县主簿，宋太祖时，继续做他的县主簿。
契丹的学术成果
太宗看到汉字在使用中常有舛误，很想动用国家力量，做一场汉字纯洁化运动，便于中原子弟们能有学习汉语文化的基础依据。
此时，契丹燕京崇仁寺有个和尚释希麟，看到唐代和尚释慧琳编纂的《一切经音义》有不足，于是续写为《续一切经音义》。此书选取佛经词语，先注音，再释词，并引用传统各种字书、韵书和多种文献。注音则用反切和直音。书十卷，到大宋太宗雍熙四年，辽圣宗统和五年，公元987年写成。契丹对自家文化很看重，名流写书，只言片语不准出境，故中原地区始终未见流传。但此书曾流传到高丽，由高丽传入日本，清光绪年间，此书从高丽和日本再传回中国。不过这类大书，起心动念，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集成，须动用多种文化资源和力量，因此，中原虽然未见此书，但应该对此书的起念、流布会有感觉。文化的整合，会规模性忽然勃兴，如“轴心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展开就是。但也会在某个具体方向上忽然勃兴，如汉代的注经，宋代的疑经，清代乾嘉时期的整理国故，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形成为学术共相。宋代太宗、真宗时期，中原、契丹都有了对文字音韵方向上的学术展开。
契丹在做《续一切经音义》的同时，大宋正在做《雍熙广韵》。
太平兴国七年（982），刚刚结束了“赵廷美大案”，这年的五月，契丹三万骑，分三路来侵略大宋，雁门关潘美、府州折御卿、高阳关崔彦进正在抵抗中；陕州也正在闹蝗灾，其他州郡也有人报来河水决口、冰雹灾害等消息，但太宗仍然好整以暇，组织各地通晓汉语文字的专业人才进京，“详定音韵”。王著，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成都府调入京师的。
太宗提拔王著为著作佐郎、翰林侍书与侍读。
《淳化阁帖》尽显大宋风韵
王著，乃是王羲之的后裔，晋代名相王导、大唐名相王方庆，都是他的先人，是门阀大户，有家学渊源，他的书法为时人所称赏。后来他还主持编辑了著名的书法集大成著作《淳化阁帖》，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工程。
《淳化阁帖》，是将先秦至五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墨迹，经过双钩方法描摹下来，而后刻版，再拓印，成为书法之帖。此书共十卷，收录一百零三人的四百二十篇墨宝，这就是中国“法帖之冠”“丛帖之祖”。还有记录说太宗曾将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由王著编辑、摹写，而后刻石，称《淳化阁帖》。这类石刻后来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残碑散见于各地。我曾在西安见到《淳化阁帖》的一块残碑，字极小，然刻工精良，不免驻足良久，让人想见大宋风韵。
作为书法家也是文字学家的王著，与另一个同行句中正，都是原来后蜀时的文人。句中正也精于字学，对古文、篆书、隶书、行书、草书，都有研究，太平兴国二年（977），他进献“八体书”。太宗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召入京师，授著作佐郎、直史馆，与诸文臣详定各类文字学专著。
当时的名臣张洎也有文采、有学问，曾与徐铉重新校订《说文解字》，刻版颁行。太宗看后很高兴，就问句中正：“汉语中有声无字的，有多少？”句中正答应回去检点，不久，整理为一卷献上。太宗看后说：“朕也得到二十一个字，可以一块录下来。”
《孝经碑》与《雍熙广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