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在位二十一年，民生问题，是他最重要的关注方向，甚至，抑制藩镇问题、抵御契丹问题、推演道义天下问题，也都是以关注民生为目标的。
我有一个意见：史上所有关注民生的君臣士大夫，都有资格进入圣贤行列。在权力巅峰和掌握更多话语权力的读书人，理应向民生倾斜。共同体文明吉相在此。一切“反民生”，也即以加重赋敛、寻租贪赃、掠夺私有财产为手段的“君臣士大夫”，是文明之敌。
文明之展开，是“众缘和合”的“耦合”力量之结果。但在军政事业中，“众缘”之中，“民生”是核心之“缘”。宋太宗一生在为民生问题“焦劳”。读太宗一朝史料，看到很多为民生而忧心、焦劳的记录。
太宗自己说：“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每次穿一件衣服，就怜悯养蚕妇女的辛苦；每次吃一顿饭，则念想耕地农民的劳累。
他亲自审判刑事案件，更是“夙夜焦劳”，日夜焦虑劳作，不敢“惮于焦劳”，不敢因为焦虑劳作而有所烦畏。
蝗虫从天上飞过，太宗看到，就对宰辅说：“朕素不识此虫，群飞而过，其势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忧心如捣。”朕一向不认识这种飞虫，但看到它群飞过去，遮天蔽日的样子很盛大，一定会祸害庄稼。朕这忧愁之心，像有东西在捶打。又说：“朕孜孜听政，所望日致和平……日夕焦劳，略无宁暇。”朕专心处理政事，从不敢懈怠，就是期待有一天能达致天下太平……日夜焦虑劳作，没有一点闲暇之时。
看到京师连月下雨，物价上涨，路有饿殍，太宗一面设法救助，一面忍不住对大臣说：“百姓嗷嗷然。朕为其父母，居亿兆之上，位尊责重，莫遑宁处。每日与卿等相见，虽不形于颜色，然而中心忧念，无须臾之安！……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裁断。”百姓处于苦难中，如嗷嗷待哺的婴儿，朕作为他们的父母，居于万民之上，位置尊贵，责任重大，没有一刻安宁之时。每天与爱卿等见面，虽然不形于色，但我心中的忧虑挂念，没有须臾之间的安宁！……米面食盐这样的细致之事，朕也不怕劳作之苦，也要亲自去裁断，求得解决。
开封尹赵元僖说：“陛下君临万宇，焦劳庶政，宵衣旰食，以民为心。”陛下君临天下，为政事而焦虑劳作，天不亮就起床穿衣，天很晚才想起用餐吃饭，真是“以民为心”。
大臣也说：“去年寇敌侵边，生灵受弊。万乘轸焦劳之虑。”去年契丹侵扰边境，圣灵受难，皇上您同情百姓，焦虑劳作不已。
因为干旱无雨，大臣们都看到了“圣虑焦劳”。太宗亲自去祈雨，几乎各个寺庙“祠祷皆遍”，所有的神庙都祷告遍了，“有以见仁主忧民之旨，圣人恤物之心”，可以看到仁慈的君主忧民的心思，英明的圣人爱惜民力的心意。“近霖霪百余日，陛下焦劳惕厉，忧形于色”，近来阴雨连绵达到一百多天，陛下焦虑劳作，自我警戒，已经忧形于色啦。“臣伏见陛下忧民太过，视事太勤”，臣等看到陛下忧虑民事太过啦，管理具体事务太多啦。“臣伏闻去岁或霖潦作沴，或疠疫为灾，陛下忧劳太切”，臣听说去年连绵淫雨为害，又有疫情为灾，陛下忧思劳作太辛苦啦。为了祈雨，太宗甚至要用“自焚”的方式去回应“天谴”。
史官也记录：“会春旱，太宗焦劳甚”，正赶上春旱，太宗非常焦虑劳作。“岁旱艰食，民多为盗，上忧之”，年岁干旱，庶民吃不饱，很多人做了盗匪，皇上很忧虑。“时多阴雨，上以河决未塞，深忧之”，当时很长时间有雨，太宗认为大河决口没有堵塞，深深地感到忧虑。“上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太宗因为长久过时而没有落雨，不免忧形于色。
……
1924年，孙文先生做了题为《民生主义》的系列演讲，内中说到：
“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又说：“……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如果熟悉宋太宗赵炅的言行，就会理解，作为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虽然不像孙文先生那样做出“民生主义”的思想阐释，却尽其足够多的智慧和精力，对民生问题给出了一个个解决方案。
官员贪腐，祸及民生，大宋不能允。
太祖太宗乃至于两宋诸帝，对官员贪腐几乎采取了“零容忍”的姿态。各类惩治贪腐故实，正史、野史，比比皆是。
塞浊乱之源
贪腐，在大宋君臣看来，是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必须有一套消弭机制，那就是重典。《宋史·太祖本纪》记载赵匡胤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将贪官污吏用重法惩治，目的就是堵塞五代以来的浊世变乱之源。清代史论家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专条《宋初严惩赃吏》，也说：“宋以忠厚开国，一般的犯罪尽量从轻或减免，但独独治理赃官罪很严厉。这是因为太祖亲自看到五代时贪吏的恣横，导致民不聊生。所以践祚之后，用重法惩治赃官。这样做，就是为了塞浊乱之源。”
“塞浊乱之源”，成为大宋的基本国策。
这个基本国策，用太宗评价太祖的话说，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有个监察御史张白，在知蔡州（今属河南）时，“假官钱籴粜”，借用官方钱财批量买入粮食而后加价批量卖出。这是挪用公款玩期货或炒股的节奏，被“弃市”，在街头被正法。
有一次太宗与名臣赵普在一起讨论“纳谏”事说：“朕每读书，见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居简出，严肃得一脸风霜，这样谁还敢犯颜言事？帝王如果不能降情接纳，乃是自蔽聪明。或喜赏怒刑，岂能归天下之心哉！”赵普回应：“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天理，下竭诚意，达到天下太平，不为难事。”
太宗高兴，就接着讨论民生问题。太宗问赵普“治民之道复有何术？”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赵普说：“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人爱民之心，止于此矣。”陛下体恤生民之艰，每当听到有利于改善生民之苦的措施，当日就施行，不拖延，尧舜以来的古人“爱民之心”，也不过就是如此。
夭折的封禅大典
雍熙元年（984）夏四月，泰山父老千余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朝廷，多次要求太宗举行封禅大典。群臣也高兴，多次上表要求封禅，并表述愿意带领泰山父老修筑东京汴梁到泰山的道路。太宗下诏，决定用半年时间准备，到十一月可以“有事于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禅。
封禅，是天命改变也即改朝换代之后，天子践祚答谢天地神恩的祭祀天地仪式。泰山，在古人看来是一座神山，因此要到泰山封禅。秦始皇、汉武帝都有封禅的记录。泰山之民和大臣们认为太祖太宗功德很高，可以上告天神地祇。这是士庶对君王诚心拥戴的一种表示。
太宗答应了，下诏让大臣扈蒙、贾黄中、徐铉等共同议定封禅大典的仪式。随后，又派出了朝廷官员组织力量修建京师到泰山的道路，不惊动泰山父老来修路。还任命了宰相宋琪为“封禅大礼使”，全面负责此事；翰林学士宋白为“卤簿使”，负责封禅典章的制定和实施；大臣贾黄中为“仪仗使”，负责所有封禅的仪仗队伍指挥和器械准备。这些工作要按期汇报，有一次太宗看到宋琪等人上报的仪仗导驾等，规模过于宏大，就说：
“朕此行盖为苍生祈福，过自严饬，非朕意也。”
于是，又下诏：只在“告庙”也即祭告祖庙以及到达泰山之后用仪仗，一路上不需要仪仗等陈设。
到了五月，麦熟季节，按礼，太宗到城南“观刈麦”，观看农人割麦，还赐给了割麦人一些钱帛。回来时，到玉津园皇家园林观鱼、射箭、宴饮。然后，发表了一通意见：“朕观五代以来，帝王开始还能勤俭，后来就忘掉了得国的艰难，结果很快就覆亡了。这都是自己造孽的结果。在人上者，当以为戒！”这番话表明，他对封禅大典，有了反思。
不久，宫中两座大殿乾元殿、文明殿遭遇了火灾。
火灾事不久，太宗又下诏“求直言”。几天后，再次下诏：“天下各地方的幕职、州、县官员，上书言事，凡是有关于民俗利害，政令善恶，都可以在本州将意见文书交由驿站车马，传到京师给朝廷。”这是因为过去只有转运使及知州、通判可以上书，而州县的地方小官则很难经驿传上书。太宗担心“下情壅塞”，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所以特意再次降诏“求直言”。
随后，又有了让各路转运使监察各地方的刑狱，避免冤滥。为解决地方刑狱责任问题，下诏令诸州必须十天检查一次。
这些事，渐渐让太宗意识到：中原还有很多问题，民生依旧艰苦。于是，决定停止封禅大典。他对宰辅说：
“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
古来的封禅大典已经废除很久了。现在天时好，年头也好，施行封禅也应该是合适的时机。但是宫中两座大殿被火烧毁，如果就这样举办封禅这么大的事，恐怕不符合天意。况且天气这么炎热，我很担心人们的劳苦。
史称“乃诏停封禅”，于是正式下诏，终止封禅大典。到了冬天，需要向天神地祇祷告时，只做了“郊祀”，也即到南郊举办了一场活动。
封禅，是一场浩大工程，出于“民生”考虑，太宗不办了。就这件事看，太宗比真宗更体恤民情。宋真宗后来的一场封禅大典，被人们讥评了一千年。
汴水抗洪
淳化二年（991）六月，汴水在浚仪县决口，冲毁了堤坝，洪水泛滥到民田。
浚仪县就在开封辖境之内，距离京师很近。太宗很是忧虑，一大早就乘坐步辇出了乾元门来察看险情。宰辅、枢密使都在路上迎着谒见，说水势太大，劝太宗“回銮”。
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京师汴梁供养甲兵数十万人，居民有上百万家，转运漕运，都要仰仗汴水这一条大河！朕怎么能不管不顾！
说着，车驾进入泥泞之中，太宗干脆下来步行，走了一百多步，跟从的大臣人人震惊畏惧，害怕出事。殿前都指挥使戴兴亲手将步辇从泥淖中捧出来。步辇，是一种担架形制的代步工具。担架是抬躺着的人，步辇是抬坐着的人，故步辇比担架要宽大。太宗在泥水中下诏：督促步卒数千人堵塞汴水决口。太宗在现场，士卒奋勇，百官砥砺，天还没有黑，堤岸就已经筑好了，大水回到河床，水势平定。
这时候，君臣才开始按礼讲究次序，官员们开始进膳。大家互相打量时，发现人人都一身泥水。浚仪县的知县宋炎，感到地方出事，皇上亲自来抗险救灾，吓得不敢出来。有人建议给宋炎治罪，太宗特意下诏赦免他的渎职罪。
海东青与白花鹰
帝王之节俭，关系“民生”，在帝制时代也是一件大事。
身居权力巅峰，真实的节俭，也即非表演式的节俭，就是一种“克己”行为。不仅减少宫禁开支，减轻庶民税负，更因此而影响近臣、朝臣以及地方官吏，形成一个以“天下为公”为帝国总诉求的道义邦国暨廉节政府。如果不是这样，帝王的穷奢极欲，必将加大宫禁开支，并“带动”一批贪腐官员，形成一个掠夺性团伙，沆瀣一气，加重赋敛，剖克民众。这样，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就开始流失，于是，流血中的“君主易位”“社稷倾覆”“改朝换代”就成为一幕惨厉活剧。任何一个有道邦国，君臣士庶，都不愿意看到这类风景。
太宗像太祖一样，个人生活厉行节俭。
各州郡都有向京师“进贡”的行为。太宗在端拱元年（988）二月九日下诏，令诸道、州、军，诸色人等，正常“进贡”之外，“不得以珍禽异兽来充贡奉”。“珍禽异兽”之类，非帝国急需，且远距离运输，劳民伤财。
夏州赵保忠向太宗贡献一种鹰隼，号“海东青”，太宗说：“朕久罢游畋，无事此也。保忠时出捕猎，今当还赐之。”朕已经放弃游猎很久了，已经不用猎鹰这类东西了。赵保忠在西北时常外出捕猎，现在还是退还赐给他吧。
不久府州观察使折御卿又来贡献白花鹰，太宗命令当着折御卿的来使，将名贵的猎鹰放掉，并再一次诏令不要再来贡献珍禽异兽。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的一天，太宗在长春殿为名相赵普饯行，枢密使王显等人在，宴饮时，忍不住多次看太宗穿的“袴”，就是像裤子但分裆的御寒“腿衣”。太宗很奇怪，就问：“你们看啥啊？”王显等人说：“陛下穿的衣袴，那上面刺绣的纹缕都倒了。”太宗笑着说：“朕很少穿新衣服。这可能是洗的次数太多了的缘故。”又说：“这衣服虽然破旧得很，但想起织妇们机杼之劳苦，就想展示敦朴的本色，为天下带个头。”
史称“上性节俭”，太宗有节俭之德，上朝要穿礼服，但退朝后，常常戴一“华阳巾”，这是普通布料制作的道士帽子，帽底是圆形，帽顶前后有两个坡状，像一座房屋那样。内衣多为“绢”，也即稍次的丝织品，而且都是旧的，多次洗濯过的。外出乘舆，给用之物，就按常规安排，从来没有增益。有时要吃药，按药方“服用方法”，一般有规定，可以温酒或淡盐水“送服”，太宗往往要选择淡盐水。
淳化元年（990）八月的一天，太宗下令：要将国库中所藏的金银器皿之类，全部毁掉。这意思就是要用金银充作国用。“有司”也即有关部门汇报说：“金银器皿中有不少制作很精巧，希望能留下，作为御用之物。”太宗说：“哪里用得到这些玩意！你们以奇巧为贵，朕以慈俭为宝。”最后还是将这些五代诸国遗留下来的金银工艺品全部毁掉了。大臣谢泌祝贺说：“圣意如此，天下幸甚！”
“慈俭”，确是太宗本色。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太宗刚刚践祚，很想增加收入，于是，有个香药库的管理员给太宗上书建议：设置一个“榷场局”，也即国营专卖公司，将仓库中外国进贡的各类香药、宝货，略增一点价格，允许商人以金帛来买。估计一年可以得到三十万贯，以此来周济国家用度，也可以“使外国物有所泄”，让外国货物有所流通。这就相当于皇室放弃外国奢侈品用度，在京师汴梁开辟了一家“洋货市场”。太宗答应了这个请求，后来果然得到三十万贯国用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