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怎么会想到写《哀牢山剿匪记》这样一本“不识时务”的小说呢？
答：英雄情结。从小接受太多的革命传统教育。《鸡毛信》、《英雄小八路》、《小兵张嘎》、《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红旗飘飘》、《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红岩》、《青春之歌》等影片和文学作品少年时代看多了，脑子里便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就连小孩“打野战”，也只愿装扮解放军和宁死不屈的英雄好汉，天长日久，就有了表达的愿望。过去，这种愿望只是一种萌芽，不惑之年后反而变得强烈起来，以致到了不吐不快，食不甘味，卧不安席，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泊的地步。社会文化是多元化的，只要有人愿意看你写的文章就行了，你不也喜欢吗？我是一个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者，“革命传统教育”根深蒂固，那可是我的职责之一。我可不会在功利动机的驱使之下，用喧嚣时代的过激行为、言辞或文学作品引起社会注意。另外，我热爱文学，热爱的很纯粹。至于题材，那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的。
问：英雄情结是一座“火山”，你是怎么找到了突破口的？
答：不算后来的“红色之旅”，我曾经有机会三次去过哀牢山李润富“陇西世族”庄园。第一次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部队野营拉练，我作为玉溪军分区文艺宣传队的战士，到那儿进行过演出，听到过当地老百姓“忆苦思甜”的报告，印象很深，留下了一篇日记；第二次是二十多年后的2000年夏天，我参加了由新平县委县政府、玉溪市旅游局、红塔区文化局联合组织的云南作家、新闻媒体“神秘哀牢之旅”新平采；的活动，留下了长篇散文《哀牢山——人类共有的家园》（登载于2000年夏《九龙池》杂志）、舞蹈诗《跨越时空的对话》（玉溪聂耳少儿艺术团演出；玉溪一小参加全市普通话大赛获一等奖）和几首小诗词，同时也留下了此次同行的老一辈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的鞭策之语：“大山在向我发出召唤，我得回应。我不愿这遗憾（老作家还想继《鹿衔草》之后再写几部有关哀牢山的长篇小说）长久困扰着我。”第三次是采风活动后的四个月，那时也是秋季，也是自然之果、汗水庄稼成熟收获的季节了。我背着军用挎包，再次进入哀牢山，可这时进行的完全是个人的民间采访活动了，走的都是“小街小巷”或大山里深藏的小山小寨了。
这篇小说，是我在个人民间采访活动结束两年多以后开始动笔的，因工作的原因，写得断断续续。在去年五四青年节的下午，我感到一种莫名的躁动，不知是年华的流逝，还是自寻烦恼的思想负担过重，于是看不懂麻将玩不来扑克的我，一个人沿着田间的阡陌纵横步行八九公里，到了玉溪九龙池，独自在林中水池边徘徊。心平气定之后，我知道自己该动笔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最可怕的就是遗忘——忘掉过去的不幸，忘掉过去的艰难，忘掉过去的被伤害，忘掉过去走过来的历史。历史进步，社会发展，我们应该向前看，与时倶进，但向前看，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历史不存在，可以任人涂抹，否认那些惊天动地的伟业。否认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过去”，是一个背景，是一段历史的进程，可它也是一双眼睛，离去得越遥远，它升得越高，它把我们看得越清楚，我们现在的一切，都会在“过去”的审视之下。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上产生的人物，对于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而言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如同血液奔流在每个人的血管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有句名言：“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而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不说它的行走艰难，至少会陷人集体的无意识，无法面对未来。因此，我找到了理由，也在哀牢山这儿找到了情感的寄托依据，找到了一种诠释的方式，找到了一种至少是我认可的“英雄情结”的文学突破口。
问：我们注意到，小说中人物的爱与恨的情感是很分明的，故事情节紧张、曲折、吸引人，描写手法也很传统，但不乏人性化的感情陈述，这是否说明你对待生活的一种理解认识或态度？
答：人情、人性是永恒的，只要尊重历史，只要努力把人物的命运写到位，他或她符合特定时期文化环境内的行为规范，那么小说中人物的爱与恨便是人性的，也是人情的。如“种下龙种、养出跳蚤”的国民党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它的前身是蓝衣社，而最早发起蓝衣社的60余名青年，哪个不是焕发着单纯、炽烈的意气？哪个不表现出忠诚、正直与廉洁？就连它的核心人物腾杰，也是那样的向往共产党、“朱毛”那样严密的组织，自律的献身；向往那种简朴、寒酸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象，薪水互相调剂，庆宴也只是四菜一汤。早在他发起蓝衣社的计划书里，他就明确地写道，蓝衣社以“共产党的组织为效仿”。只不过所有这些令人难忘的，让人尊重的，所有这些在那个乱世里鲜有的罕见的品质，都在那飓风般的思潮风暴中渐渐地暗淡下去了。但中国人传统的人情和人性永远不会落伍，因为我们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这种关系靠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撑，靠的就是人情、人性。人情、人性写到位了，作品自然就会走进读者的内心，也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的作品。
当然，我在书中强调的人情、人性是主流的、社会的，是生活中自然情感的流露，而不是病态的或极端的表现。我承认不管是过去和现在，都有后者的这种感情，但它代替不了社会情感的主流。这可以说是我和一般人对待生活中人情世故的一种认识理解，所不同的是我在写作时承载了多种感情和人性的拷问，或者说要比他人多了一份感情、人性的折磨，这似乎是一种不幸，其实更是一种幸福。只要能让读者理解、看得下去，产生一丝共鸣和美感，“爱”与“恨”就是题外的话了。
问：据我们所知，小说中写到的人和事有一部分在历史上找得到依据，这是否说明可以把它当作“文史资料”看待？
答：历史如同我们脚下积淀千年的坚石厚土。历史研究是要从这积淀千年的坚石厚土中挖掘出具有历史真实同时又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在这种挖掘工作中，你只能像老农民那样一镐一锄地进行，一切现代高科技手段几乎全都无能为力。在这种挖掘工作中，需要汗水、坚忍、牺牲、默默无闻、勇敢，还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忍受住善意的怜悯和无知的哂笑，而这些人类宝贵的素质和品德，我这个凡夫俗子都不具备。为此，《哀牢山剿匪记》只能当作文学作品阅读，至于书中所涉及到一些史实，那是历史上一段闪亮的篇章，不需巧作虚构，便是文学作品里很好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为此，从内心深处讲，我真不愿意那些史实被人们遗忘，我要尽最大可能用文学的形式还原那段悲壮感人的历史，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体验剿匪战斗中那种生命悬于刹那的残酷时，更能为那些英雄的无悔付出而震动。因此，至少在“我”的史册里、纪念碑上铭刻下他们的名字，让其音容笑貌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问：我们注意到，你在书里写到了好几个少年英雄，如小石头、王道和、黄毛、沈文周、白玉祥……
答：少年兴，则中国兴；少年成材，中国就有了栋梁。再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哪朝哪代没有几个耳熟能详的杰出少年？当然了，这也和我三十多年来一直做青少年工作有关。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不仅是鲜艳的花朵，更是那民族的自豪，国家的希望，永远的太阳！
感谢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边疆文学》主编欧之德老师为本书写出的《记住这段血色的历史》的序言；感谢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界》主编杨红昆老师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新平县老文化工作者陈振中老师对本书的校对、指正；感谢《九龙池》主编艾扎老师对我创作中的热忱帮助；感谢朋友陈腾辉先生对本书的大力支持。并对所有关心本书出版的朋友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