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素以“人镜”“千秋金鉴”著称于世，是历史上有名的诤臣，后晋刘响等在《旧唐书》中称：“前代诤臣，一人而已。”宋代欧阳修、宋祁等在《新唐书》中赞：“三代遗直”，清代赵翼则说：“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征”。
魏征不仅至公为上，无私无畏，直言敢谏；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能言善谏；而且论道佐时，首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哲理，佐太宗开广言之路，并在朝廷中为诤臣张目，兴诤谏之风。因而，贞观一代呈现了封建社会历史上罕见的开明局面。
史载：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回答：“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他进一步阐述说：以前尧舜开放四方的门路，使自己看到四方的事情，听到四方的言论。因此，当时虽然有共、鲧这批坏人，也不会受他们蒙蔽，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就不是这样，他居深宫之中，偏信赵高，结果直到统治崩溃，百姓背叛了，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结果侯景领兵打到京城，他还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人民到处揭竿而起，他还一点儿也不清楚。魏征一连列举了三个历史故事，生动而形象地阐明了“偏信”的危害和“兼听”的重要性，然后说：“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太宗“甚善其言”。
魏征认为人君能否兼听纳下，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有一次，在和太宗讨论守天下难、易时，魏征说：“守天下甚难。”太宗问：“任贤能，受诤谏则可，何谓为难？”魏征解释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唯令兢惧，日陵月替，雕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如果国君对谏奏事情的人，只准他们战战兢兢、谨慎畏惧地说话，必然阻塞视听，导致国势一天天衰落而走向危亡。他还曾对太宗说：“自古以来人君为难，只为出言即出善恶。若人君出言欲闻己过，其国即兴；若出言欲人从己，其国即衰。古人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正为如此。”太宗也很赞成这一观点。
可见，魏征和李世民君臣二人，对于“兼听则明”及其重要意义的认识，是一致的。太宗要治理天下，奠定太平之基，把“任贤能，受诤谏”作为基本国策；魏征则“以身许国，直道而行”，不仅仗义执言，以诤谏为己任，而且还“深惧群臣莫肯进言”，竭力佐助太宗广开言路，疏通各个方面信息反馈的渠道，以求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使政治生活趋向健康。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上尊下卑，要实现广开言路，上下无所阻隔，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其中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皇帝处于层次分明的封建等级社会的宝塔尖上，因此他能否喜闻己过，虚怀纳谏，对于能否广开言路，至关重要。
贞观初期，魏征曾对太宗讲了一件往事，隋朝时，曾发生过一桩盗窃案，隋炀帝下令於世澄进行追捕。於世澄只要怀疑谁像贼，就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多达2000余人，炀帝下令将这2000余人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觉得这件事不正常，就试探询问作案人的情况，得知有六七个人是在案发那一天，才从另外的监狱获得释放的，刚出狱，即遭到追究堪问，由于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才招认参加了这次盗窃。张元济进一步追究查询，查明2000人中只有9个人在案发当天行踪不清，官吏中有熟悉他们的，知道那9人中有4人根本不是贼。然而，负责行刑的官员因隋炀帝已下令斩决，便不再以实情上奏，将2000人全部杀掉了。他通过这个故事进行劝谏，说明隋朝“臣下钳口”，上下壅塞，以至灭亡，首先是由隋炀帝刚愎拒谏造成的，要想不蹈亡隋的覆辙，君主首先必须有博采广纳的器量，创造广开言路的条件和气氛。
首先，必须“以謇谔为忠”，大力提倡下级直谏。有一次太宗问群臣，为什么近来全无诤谏？魏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齐景公射箭时，根本射不中目标，而左右却纷纷叫好。景公慨叹说：“自晏子身故，不复闻寡人之过。”他的臣子弦章进言说：“上之所好，下必从之。君若以謇谔为忠，则人皆晏子。”魏征绘声绘色地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对太宗说：“陛下若经常表扬，称赞诤谏之士，到需要提意见或建议时，谁能不尽忠心呢？”他还在《理狱听谏疏》中说：“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犹死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说明只要国君好闻直言，欢迎别人批评，大力提倡诤谏，那么造就忠正之士，广开言路是不难做到的。
其次，必须和颜悦色，创造臣下畅所欲言的宽松气氛。封建时代君尊臣卑的朝廷礼仪，也往往造成君臣阻隔的氛围，使臣子上殿以后，手足无措，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有一次，一位大臣上书陈述有关西藩的事情，写得入情入理，头头是道，但太宗找他面谈时，他却战战兢兢，语无伦次。太宗认为，就只叫他面奏这么一件事，不应如此战惧。魏征说：“天颜俯临，岂得不惧？臣见在外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复寻思。及其临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寻常易事尚难如此，况诤谏之人，出言皆是触忤？赖蒙陛下假其颜色，若不如此，理终不申。”他请太宗在朝堂上要尽量和颜悦色，用以缓和臣下面见君王时的紧张心理。太宗也发现由于自己“戚仪严肃，百僚进见者，皆失举措，因此，每见人奏事，必假借颜色”。即使臣下的建议不合自己的心意，也不加嗔责，耐心地倾听，而且对于像魏征那样的敢言直谏的大臣，还能以师友待之。他曾说：“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亲如一体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君臣身份的隔阂，有利于造成一种直言敢谏与虚怀纳谏的宽容、和谐的政治气氛。
再次，必须博采广纳，不要因人废言。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提的意见或建议有价值，都应当认真研究、采纳，这样才能真正沟通信息反馈渠道，倾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魏征提倡“采刍荛之言，从忠谠之策”，认为只要提出的主张能对治国安民有所裨益，即使是出自山野割草砍柴的百姓之口，也要认真听取和采纳。太宗也主张重所“言”，而不重“言者”，他曾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只有这样，才能兼听博采，及时听到各阶层民众的呼声。
最后，必须让人畅所欲言，不要苛求其百分之百的正确。贞观之初，有许多人向太宗“上封事”，然而，有些意见并不中肯，太宗感到厌烦，想加以责罚。魏征说：“尧舜时代，在大路口树立木柱，让人们在上面书写对政事的意见，称为“谤木”。古时君主树立这种谤木，是想借此知道自己的过失。现在的“封事”，就是谤木的遗风啊！陛下要知道政事的得失，应当让人畅所欲言。说对了，对朝廷有益；说错了，对政治无损。”太宗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对上封事者都加以慰勉。上级对下级的意见不苛求，才能打消下级不必要的顾虑，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以供上级博采众议，做出正确的决策。
唐太宗欣然采纳魏征的这些主张，他对纳谏亦有颇为深刻的认识：“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被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明王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因此，屡屡鼓励臣下直言规谏，匡正己非。
贞观之初，唐王朝除了从道义上提倡和鼓励直言诤谏之外，还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第一，让谏官与闻政事。贞观元年（627年），诏令“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代的谏官主要有：左右散骑常侍4人，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8人，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左右补阙12人、左右拾遗12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等等。让这些谏官随宰相入内阁“平章国计”，这是贞观之初的一个创举。这一制度的建立，一方面表明朝廷对谏官的重视和谏官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最高统治集团及时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拓宽信息反馈渠道，以保证决策的正确。
第二，健全封驳制度。贞观之初，重申和健全了中书省、门下省的办事制度。规定：中书省掌军国政令，草拟皇帝的制敕诏令，门下省负责审议中书省起草的文件，目的在于互相制约，起到监察作用。然而，在封建官场上，许多事往往不可能完全秉公办理，太宗批评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比来或护己主短，避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亡国之政也。”指示二省官员“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还说，你们身居机要之职，如果只是署署名，照抄照转，这样的事情谁不能干，又何必择才呢？作为中枢机关的中书、门下两省，坚守直道，就可以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昔时有过“五花判事”的制度，凡军国大事，先由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然后由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交门下省给事中、黄门侍郎进行驳正。贞观之初“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第三，诸司皆于正牙奏事。为了杜谗邪，唐太宗规定凡宰相奏事，不但谏官、史官随之，而且“诸司皆于正牙奏事”，使意见公开化，以防止势利小人挑拨离间。
第四，五品以上京官，“更宿中书内省”。太宗规定：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次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敦得失”，以便及时了解下情。
由于唐太宗采纳魏征的主张，采取切实措施，广开言路，兼听博纳，因此有效地避免了重大决策上的失误。
魏征不仅倡兼听宏论，佐太宗开广言之路，而且身体力行，为诤臣张目，大兴诤谏之风。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对纳谏还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史籍中对此也多有记载。例如：贞观二年（628年），他曾对杜如晦说：“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并引隋朝的历史教训说：隋炀帝是因为下面没有诤臣，自己又听不到过失，罪恶积累，祸害盈满，才导致灭亡的。“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令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但是他毕竟是个独揽大权的封建皇帝，未免有接受不了批评的时候，有时言辞过于激烈，他受不了；有叫对他约束严格一些，他也受不了，因臣下直言忤意而大加责怨的事，还是时有发生的。每当这种时候，魏征都挺身而出，为诤谏者辩解，使太宗“霁威”改容。
贞观八年（634年）冬天，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直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惹恼了太宗，他大发雷霆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意邪！”要将他治罪。魏征连忙辩解说：“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他不愧是“善回人主意”的诤臣，仅寥寥数语一启发，太宗便幡然悔悟了，说：“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不仅不责怪皇甫德参，反而赐给他礼物，以资奖励。这一次风波虽然平息下来，但毕竟对贞观初期兴起的诤谏之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而且，魏征也从中体味到太宗思想中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不能不忧心忡忡。日后，他便找机会进言说，“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太宗于是增加了对皇甫德参的优赐，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
房玄龄、高士廉向少府监窦德素询问后宫近来有何营造之事，惹怒了太宗，吓得房玄龄等慌忙谢罪，魏征慨然发出“两个不理解”的议论，极言作为君主肱股耳目的大臣，应该理所当然地过问君主的言行举止，以便及时佐助与匡正，明君应当欢迎这种辅佐与监督。这由衷的诤告，不能不使太宗“深愧之”。
贞观后期，随着太宗骄傲情绪的滋长，纳谏愈不如前，朝臣也不敢像以前那样直言诤谏了。太宗见朝臣不议论政事，也便坐不住了，于是，向魏征求教。魏征对他说：“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谏，就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不规谏，就叫做尸位素餐。“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虑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他把各色人等“不能言”“不得言”“不敢言”的原因刻画得入木三分，不能不令人折服。太宗深表赞同说：“的确像你说的一样，我经常想这件事，臣下虽想进谏，动辄畏惧死亡的祸患，这与那赴鼎镬被烹杀、冒白刃遭砍杀，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忠诚贞节的臣子，不是不想竭尽忠诚，而是非常为难。所以，禹听到善言就拜谢，难道不是为了这缘故吗？”他向臣下表态说：“朕今开怀抱，纳诤谏，卿等无劳怖畏，遂不极言。”
由于魏征等朝臣的不断提醒与匡正，太宗虽然贞观后期不如前期胸怀豁达，但虚己纳谏的作风，却始终坚持了下来，一方面，鼓励臣下谠言直谏；另一方面，对诤臣大加奖赏与拔擢。此类事例，贞观史籍不绝于书，例如：御史大夫韦挺经常上书陈述治国得失，太宗亲自给他写信，深表谢意：“得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并且设宴招待和赏赐上封事称旨的韦挺、杜正伦、虞世南、姚恩廉等朝臣。贞观元年（627年），戴胄因忠清公直，被擢拔为大理少卿，“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太宗都听从了他的主张，“天下无冤狱”。贞观十四年（640年）秋天，太宗去同州校猎，栎阳丞刘仁轨进言说：现在老百姓收割庄稼才不过完成了十分之一二，若让他们供承田猎，实在妨碍农事，不如等庄稼收割完了，再开始校猎。太宗“赐玺书嘉纳之”，并升迁他为新安县令。王珪、魏征以及贞观后期的褚遂良等大臣，也都是由谏臣而入相的，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贞观一代诤谏之风的形成和兴盛。
由于采取了广开言路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贞观之世谏臣盈廷，诤谏成风，呈现了封建盛世中罕见的开明局面。朝廷中，达官重臣，县宰小吏，旧部新进，均敢于直言切谏；后宫里，皇后、嫔妃、太子等也能够犯颜直谏。贞观四年（630年），太宗诏令征调兵役修复洛阳的乾元殿，用来做巡幸视察的行宫。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规谏：“方今承百王之未，属凋敝之余，必欲节之以礼制，陛下宜以身为先”。接着力陈不可修此殿的五条原因，并言辞激烈地说：“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自然心中不快，他反问玄素说：“你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比夏桀、商纣如何？”玄素则不避锋芒地问答：“如果乾元殿终于兴修，就可以说结果同桀，纣是一样的昏乱。”太宗深为玄素正义执言，“以卑干尊”的精神所感服，嘉奖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赐绢500匹，毅然停止了修乾元殿之举。魏征对此赞叹说：“其利博哉！”
贞观十六年（642年），辗转病榻的魏征直言不讳地批评太宗：“陛下临朝，常以致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如此激烈的言辞，太宗居然也能接受。
君明臣直蔚然成风，使贞观一朝谏臣辈出，朝臣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裴矩曾仕隋朝，原非佞臣，但屈于隋炀帝的淫威，终于变成了“承望风旨，与时消息”的庸人，后来甚至在参掌选事时“多纳贿赂”，可谓“近墨者黑”，但做了唐臣之后，面貌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太宗即位之初，为整肃吏治，解决官吏受贿问题，曾密使左右暗中贿赂一些官吏进行试探。刑部有一位司门令史果然受绢一匹，太宗打算处死此人，杀一儆百，以惩戒贪污。裴矩认为不能这样做，当即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太宗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召见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同是一个裴矩，在隋、唐前后竟判若两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写到此处，不禁大发感慨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刚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影）也，表动则景（影）随矣！”
魏征敢于直谏，而又颇注意进谏的策略和方法，他说：“臣谏其君，甚须折中，从容讽谏。”意为进谏时，特别要讲究方法，要慢慢地用委婉的言辞从容地说明。为了说明从容讽谏的重要性，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汉元帝曾用醇酒祭祀高祖庙，他从长安便门出来，打算乘坐楼船，坐船自然不如过桥安全。这时只见御史大夫薛广德风风火火地拦住车驾，摘下自己的官帽说：“应该从桥上走，陛下若不听我的话，我就自杀，用颈上的血污染车轮，陛下就不能进入祖庙了。”搅得元帝大为扫兴。光禄大夫张猛赶紧上前排解，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主不乘危，因此，广德的话是可以听从的。”元帝说：“晓谕别人，也不应当像这样子嘛！”于是没有上楼船，而从桥上过去了。以此看来，张猛可谓是直臣谏君了。
可见，魏征对于进谏的策略和方法，是十分重视的。《旧唐书》在魏征传之后评论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事，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认为他不仅敢谏，而且善谏。诚然，“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良药”巧妙泡制或加上糖衣，也可变得不怎么“苦口”；“忠言”，若从容讽谏，也可变得不那么“逆耳”。魏征为了医治哮喘，曾经熬制出美味可口的梨膏糖，在他进谏的实践中，类似梨膏糖治病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的。这大约是他能与太宗主明臣直、珠联璧合的另一重要原因吧。
魏征不仅有杰出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而且有思想家的深邃头脑，这是他敢于犯颜直谏的深厚基础，而他那渊博的知识、高深的素养和无懈可击的辩才，对他最终使太宗折服而视为“人镜”，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敢于犯颜直谏，是“敢”而有理，“直”而有情，“犯”而有方。他的进谏方法灵活多变，其要点可以归结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循循善诱，从容讽谏，并且善于把握进谏的时机。
所谓动之以情，不仅在于真情实感打动人心，更重要的还在于是否出于国家之至公来考虑问题。魏征进谏，处处以封建王朝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所以能以情打动太宗，令其叹服。例如，在贞观十三年（639年）所上的著名奏疏———《十渐疏》中，魏征首先站在开创唐王朝千秋大业的高度，提出问题：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简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接着颂扬了太宗即位12年来的功绩，中肯地指出他渐不克终前10个方面的问题，诸如：贞观初年，不烦扰百姓，没有贪欲，现在却派人到万里之外去寻求骏马、去外国购买珍奇之物；贞观初年，爱护人民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近几年来忘记了谦虚节俭，轻易地使用人力；贞观初年，注意磨炼名誉节操，对于人不偏私，亲近爱护君子，疏远斥遇小人，现在却轻率地狎近小人，对君子敬而远之，等等。情发于理，感发于实，其忧国忧君的真情实感，亦随之喷涌而出，他情深意切地提醒太宗：
“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句句肺腑之言，寄情于理，寓理于情，太宗览奏，大为感动。
所谓晓之以理，是以雄辩的说理，阐明社会发展规律或政策方针、道德伦理等。魏征“雅有经国之才”，又有广博的学识和高超的诤辩能力，灵活运用辩证或比较等多种方法，进行透彻地说理。
魏征总是全面地、发展地、辩证地看待乱与治、难与易、大与小、好与坏、安与危等问题，同时，他严密的逻辑推理和雄辩的论诤才能，使其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确切地表达。因此他的滔滔宏论常常使太宗折服，乃至政见不一的大臣，也不得不点头称是。
唐初君臣们曾对草创和守成的难易展开过热烈讨论，房玄龄等曾跟随太宗打天下的臣子认为“草创为难”，魏征则主张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帝王起兵，必然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消灭掉那些昏乱狂暴的人，老百姓乐于拥戴，天下人都来归附；上天授命，百姓奉与，故创业不算艰难。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志趣趋向骄奢淫逸，百姓希望休养生息，但各种徭役却没有休止；百姓已经穷困疲敝，而奢侈的事务却一刻不停；国家的衰落破败，常常由此产生，以此而论，“守成则难”。
太宗欣然同意魏征的高明见解，并颇能体谅房玄龄随同自己“定天下”，所以见草创之难，魏征与自己一起“安天下”，所以见守成之难的情况，对他们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思与公等慎之”，从而引导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戒骄逸、艰苦创业上来。
有比较，才有鉴别，用比较的方法说明，容易使人辨明美丑、善恶、利弊。魏征常常用纵、横比较的方法，说明问题，对太宗理解、接受他的诤谏，起了很好的作用。上述论证草创与守成之难易，也是用了比较的方法，这是事与事之间的比较。魏征也经常把唐初国情与隋朝时候作比较，规谏太宗以亡隋为鉴，节欲爱民，励精图治。由于随着天下的安定和经济情况的好转，太宗逐渐滋长了骄傲和贪图安逸的情绪，因此魏征进谏时常常用太宗贞观初年的优点与目前的缺点进行比较，上述《十渐疏》，则是进行这种鲜明对比的典型一例。贞观十二年（638年），魏征针对太宗纳谏方面大不如前的问题，将他贞观前后态度的变化进行了比较，“贞现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倔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他并且举出实例说：陛下即位之初，判处元律师死刑，孙伏伽劝谏说：按照法律，不至于判死罪，不能容许无节制地处以严酷的刑罚，陛下就把兰陵公主园赏赐给他，价值百万。有人说：孙伏伽所说的是一般道理，而所赐太优厚。陛下说：我即位以来，还未有进谏的，因此赏赐他。这就是“导之使谏”。后来，徐州司户柳雄对隋朝留下的人，妄自给予俸禄等级，有人控告他，陛下就命令柳雄自己坦白，不坦白就给他定罪。柳雄不肯坦白，大理寺将他处以死罪。少卿戴胄禀奏说：“按照法律，只应处以徒刑罚。”陛下说：“我已对柳雄裁断完毕，只应处以死罪。”戴胄坚持不能滥用酷刑，陛下很生气地派人去杀柳雄，戴胄托住不放，反复达四五次，最后还是听取了戴胄的规谏，赦免了柳雄，并对司法部门的人说：“只要能像戴胄这样为我坚守法制，难道还怕有滥用刑罚杀人夷族的事？”这就是“悦以从谏”。往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犯圣旨，陛下认为是诽谤。我上奏说，上书不激切，不能激发国君的意志，激切就似于诽谤。陛下虽然当时听从了他的意见，赏赐他20件物品，但思想上却很不舒服，这就是“难于受谏”了。如此鲜明对比，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太宗在虚己纳谏方面的退步，不能不使太宗悦服。他诚恳地对魏征说：“诚如公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不自觉，公向末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甚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语。”
循循善诱，从容讽谏，更是魏征进谏的显著特点，他每每根据情况，采取灵活的方法，或借古喻今，或借物言志，或以他山之石攻己山之玉，有效地增加了其谏言的感染力。
一、借古喻今，是魏征的“拿手好戏”。前事不忘，后世之师，魏征素重史鉴，对历史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又有丰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言谈话语之中，历史故事、典故随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使对方以史为镜，自明得失，不仅增强了说服力，而且也使得魏征的诤言，带上了鲜明的特色。
二、借物言志，也是魏征常用的进谏方法。他往往通过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事物，来说明深刻的道理。魏征作为卓越的思想家，在哲学、政治、史学、文学、法学等诸多方面，均有一些开拓性建树，为了阐发深刻的思想，他往往借物以言志，比如在阐述民本思想时，他借用古语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又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并且提出行德政，施敦化，清静无为，使民生息，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一系列治国方针，安定民心，以谋求“载舟”之功而避免“覆舟”之患。又如，他在论证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时，形象而生动地比喻说：“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以赶马车而用鞭子，生动地说明是为了更好的实施仁义之政才设立刑罚这一道理。
三、以他山之石攻己山之玉。这也是魏征常用的进谏方法。他每每旁征博引，或由彼及此，或由远及近，或由古及今，侃侃而谈，从容讽谏，循循诱导，使对方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观点。贞观二年（628年）冬天，太宗派遣才兼文武、廉平公直的瀛州刺史卢祖尚出任交州刺史。卢祖尚先答应了，后又反悔，说什么也不去就任，太宗召来面谕，仍固执不就。这下子可惹火了太宗，他大发雷霆说：“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改日，魏征趁他与群臣议论齐文宣帝是怎样的人的时候，进谏说：“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于梁，回来之后，令他出任光州长史，他不肯去。杨遵彦上奏了这一情况，文宣帝大怒，将魏恺召来当面责问，魏恺辩解说：“臣先任大州，使还，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帝听完他的陈述，怒火顿时熄灭了，他回头对杨遵彦说：“其言有理，卿赦之。”魏征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评论道：这就是文宣帝的长处。
这个故事，讲的是齐文宣帝之“长”，攻的却是太宗之“短”。太宗听后，无限后悔地说：“文宣帝虽颠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处分，虽失人臣之礼，朕即杀之，大是伤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无及。”于是下令复其官荫。
另外，魏征也十分注意把握进谏时机，因而能够事半功倍，收到理想效果。
一、在取得重大胜利而陶醉时进谏。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庆贺平灭高昌（古国名，国都高昌城，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约20余公里哈拉和卓堡西南）。君臣共饮，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魏征进言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赌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他讲了一个历史故事：过去齐桓公曾与他的臣子管仲、鲍叔牙、宁戚一起饮酒。桓公对叔牙说：“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但愿君王不要忘记当年出奔在莒国时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状况，宁戚不要忘记喂牛于车下时的境遇。”桓公谢叔牙说：“我与两位大夫都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那么国家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他以此提示太宗，取得了胜利，要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说：“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二、在因某些灾变而惊惧时进谏。唐太宗是个通过实际斗争而登上帝位的英明君主，比较重人事而不重天命，也不好祥瑞，然而由于天子的地位，使他离不开天命论，对某些自然灾变，更有着本能的恐惧，魏征则常常利用这种时机来匡正君非。古人以为天见彗星是凶兆，有一年有彗星出现，太宗十分惶恐。魏征进言说：“臣闻古帝王来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消。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史籍中关于魏征利用某些灾变之机劝诫太宗克己自修的事例不少，且都收到良好效果。在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什么制约机制的封建专制时代，利用君主对灾变的本能畏惧，规诫其端正言行，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在太宗精神振奋或谈锋正健时，相机行事，或将话锋一转，导引至另一个方面，进行讽谏；或借题发挥，因势利导，就某一问题加深论述，并和提到新的高度，收到理想效果。史载：有一次太宗在洛阳西苑的积翠池大宴群臣，令大家饮酒赋诗，好不欢畅。魏征担心太宗与群臣豪饮，失去了君臣之礼，有损君主的人格，便趁机作《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魏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借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此是一篇叙事诗，通篇讲的西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寓意之句在最后一联，汉高祖初定天下时，共同起事的功臣多为普通百姓出身，不懂朝廷礼仪，往往在殿上饮酒争功，大喊大叫，甚至拔剑砍坏殿柱。以后叔孙通重新订礼仪，群臣上殿朝见，都遵照一定秩序，不敢喧闹失礼。汉高祖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魏征借用汉高祖语，讽谏太宗要处处注意礼仪。太宗对此也心领神会，马上称赞道：“征言，未尝不约我以礼。”
由于魏征直言敢谏和能言善谏，常常使太宗在迷惘里清醒，在疑虑中坚定，在失误时警觉，在歧路口却步。对此，太宗也不无敬佩之情，史籍中对此记载颇多，诸如：“非公，联不闻此言”，“公所奏对甚善”，“不遵卿言，甚大错误”；“太宗深嘉纳之”，“深然其言”，等等，不胜枚举。太宗由衷地赞叹：“当今朝臣忠臣，无逾魏征。”
唐太宗一生有几个显著的政治优点，一是虚怀纳谏，从善如流；二是明于知人，善于任使；三是以古为镜，以明兴替；四是务在宽简，轻徭薄赋。这四大优点几乎都是与魏征的提倡和督促密切相关的，其中，魏征对君王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君臣如何相处，为臣僚者应恪守怎样的“臣道”，判别臣下的标准和方法是什么，都提出了一系列卓越的见解，对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明于知人，善于任使”的统治政绩的取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君臣关系问题，魏征在吸收了儒、道两家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又参考了法家的国家管理方法，尤其是韩非的法术思想，提出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主张。首先强调儒家的一贯立场，即君尊臣卑的前提，这一前提是君臣关系的最根本的基础，是绝不允许动摇和怀疑的，在绝对“忠君”的基础上，君王对待臣下也应尽之以“礼”和“仁”。这就是中国古代渊源长久的“君道”和“臣道”，用一句话即可概括：“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可是这里面的“忠”和“礼”，其含义可就复杂了，历代政治家各有不同的诠释。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