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的大公无私的发展，因而不能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
——居里夫人
（一）
1873年秋季，6岁的小玛丽要上学了，这让玛丽感到特别兴奋，因为爸爸妈妈终于可以不再反对她看书，从此她就能尽情地读自己喜欢的书籍了。
几天后，父亲把玛丽送入一所私立的寄宿学校中。表面上看，玛丽可以读她喜欢的书了，可事实上，玛丽却不得不学习俄国人规定的那些教材。
尽管如此，能上学读书这件事还是让对世界没有深刻了解的玛丽感到十分高兴。每天早晨，她都早早地起来，然后穿上笔挺的蓝色制服，吃过早饭后，便抓起书包连蹦带跳地赶到学校去。
上课时，小玛丽神情专注，一双大眼睛紧紧地盯着老师，生怕漏听了老师的讲课。无论是法语、算术还是历史，她的成绩都始终遥遥领先。能够读书和学习各种知识，对小玛丽来说，是一件相当令人快乐而满足的事。
然而，上学带给玛丽的这种欢欣雀跃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沉重的打击就降临到了她的家庭。
在1872年，玛丽的母亲听从医生的劝告，前往法国的尼斯海滨养病，同行的是她的长女罗莎。那里风和日丽，景色宜人，很适合生病的人在那里疗养。
第二年，斯特罗多夫斯卡先生本来以为妻子可以带着健康的身体回来了，谁知等妻子回到家后，一家人几乎都认不出母亲了。
母亲的肺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现在几乎连行动时都会不时地发出干咳声，而且还经常吐血。以往美丽、慈爱、温柔的母亲，一下子变成了老妈妈，这让玛丽十分难过。
住在华沙的家中是不行的，不但可能会传染给孩子们，对疾病的恢复也没有好处，因此，玛丽的母亲在家里住了几天后，便再次出门，前往里维拉养病去了。
既要给妻子负担疗养的费用，又要供养几个孩子的吃喝拉撒，斯特罗多夫斯卡先生感到自己的负担日益加重。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年秋季刚刚开学的这一天，斯特罗多夫斯卡早早地来到学校，把孩子们都安顿好后，就开始筹备开学事务。
忽然，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公文，公文中写道：
奉当局之命，斯特罗多夫斯卡先生的薪俸减少，副督学职务及供给的住宅取消。
这显然是将斯特罗多夫斯卡先生的职务降低了。斯特罗多夫斯卡先生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他很清楚，这是学校校长伊万诺夫在背后耍的把戏。
伊万诺夫是俄国人，斯特罗多夫斯卡是波兰人，而且是深感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不过，斯特罗多夫斯卡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平时也用俄语教授本国的少年，不敢显出对俄国侵略者的痛恨来。但是，他对伊万诺夫的一些行为却颇为看不惯，有时也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不满情绪来。
很显然，现在是伊万诺夫故意用降职减薪的行为来惩罚斯特罗多夫斯卡。这样一来，不仅薪水降低了，斯特罗多夫斯卡还要搬出学校免费提供的宽阔住宅，到外面自己租房子住。
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迫不得已，斯特罗多夫斯卡只好在附近租下一所廉价的住宅，带着孩子们住了进来。
可是，接下来该如何克服家庭的困难呢？久病的妻子需要花钱疗养，5个孩子也都要上学，一家人还得吃饭穿衣……
这些难题都摆在了斯特罗多夫斯卡的面前。可是，坚强不屈的斯特罗多夫斯卡先生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决定在自己租来的房子里招收几个住宿的学生，他提供住宿和课外辅导，学生们可以向他交一点学费。这样一来，就能够增加一些收入了。
开始时，斯特罗多夫斯卡只招了3个，后来就逐渐增加到了10个。家里多了一批野孩子，亲密的家庭也变成了喧嚣的作坊。
年幼的玛丽从父亲愁苦的表情和母亲病重的无奈中，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玛丽的性格逐渐变得倔强、勇敢起来。
（二）
不幸并不会因为玛丽一家的困苦生活而不再降临。1876年，华沙开始流行一种斑疹伤寒病，寄宿在玛丽家中的一个学生不幸被传染上了。
虽然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但斯特罗多夫斯卡和孩子们还是精心地照料这位患病的学生。在大姐罗莎和二姐布罗尼娅的照顾下，这位同学很快就痊愈了。
然而不幸的是，罗莎和布罗尼娅却因此而感染上了斑疹伤寒。布罗尼娅的身体素质要好一些，发了几天烧后就没事了；可14岁的大姐罗莎由于每天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做很多家务活，一向比较劳累，身体本来就不强壮。在病菌的肆虐之下，竟然一病不起。
看着躺在床上被病魔折磨的虚弱的姐姐，玛丽急得直哭，她不停地祈祷上帝让她的姐姐好起来。
但上帝没有施展他的魔法。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罗莎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姐姐就要被埋葬了。当姐姐被抱着放进棺木时，那一幕悲伤的情景深深地烙在了玛丽的脑海中。
“上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小玛丽将一束白色的康乃馨和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放进姐姐的棺木中，嘤嘤地啜泣起来。
大姐的去世，对斯特罗多夫斯卡一家来说，是一次残酷的打击。尤其是年仅9岁的小玛丽，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然而，这还不是最令玛丽难以接受的。接二连三的不幸，让母亲的身体也日渐衰弱。虽然玛丽已经对祈求上帝失去了信心，但她仍然每天虔诚的为母亲祈祷，希望母亲能够好起来。
像以往一样，这一次上帝也没有怜悯这个不幸的家庭。最悲惨的日子终于冷酷地降临了。
1878年的春天，天气渐渐变暖，斯特罗多夫斯卡将妻子从里维拉接回家中。
此时的玛丽已经11岁了，正在学校读五年级。令久病的母亲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几个孩子现在的学习都很优秀，而且品行端正，对生活充满热情，可以无私地帮助别人……有这样的儿女，母亲感到很满足。尤其是最小的女儿玛丽，不但聪明、好学，还很懂事，知道为爸爸分忧，从不调皮或无理取闹。
可是，母亲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药物对于她好像根本就没有效果一样。每年的五六月份，都是波兰气候最为宜人的季节，天气一天天变暖，阳光洒满了大地，人们都喜欢悠闲地坐着外面晒太阳。可母亲每天却还要靠着暖炉，无力地坐在安乐椅上，什么活儿都不能做；而且食欲骤减，脸色蜡黄，还不停地咳嗽吐血。唯一让她感到一丝快乐的，就是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健康地长大。
患有肺结核的病人，就好像一盏点燃着的油灯，而油灯中的油总有耗干时，这时人也就不行了。
在5月9日的这天，母亲好像知道自己即将离世了，就叫医生不要费心了，然后又让人请来了牧师。她很担心4个年少的孩子，尤其是最小的女儿玛丽，她才只有11岁，现在却要变成了没有母亲的孩子，这多么让人悲伤啊！
母亲将无限忧虑的心事都交付了牧师，虽然内心痛苦，但她的表情依然很平静。直到弥留之时，她还很沉静地透了最后一口气，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爱你们。”
她那黯淡无光的双眼，依依不舍地看着围绕在病床前的亲人，最后慢慢地闭上了……
悲痛的哭声，再一次在这个狭小的房间中响起，玛丽难过地握住母亲的手，久久都不愿放开。
几天后，玛丽再一次穿起黑色的丧服，与父亲一起埋葬了母亲。
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姐姐死了，母亲也死了，玛丽差不多是在一种无人照料的环境下长大，但她却从来没有诉过苦。她似乎生来就有着勇敢骄傲的个性，任何打击都不能让她颓丧失望。
（三）
在这几年，玛丽遭受的不幸可真是不少，不但父亲减薪降黜，姐姐和母亲先后去世，就连在学校里，还要不停地遭受俄国宪兵的压迫和侮辱。
玛丽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但学校管理却很严，教学也极其认真，有着浓厚的波兰气息，的确算得上是一所好学校。
在班里，玛丽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可她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是同级学生中的佼佼者。
教授她们的数学和历史老师是杜巴斯卡小姐，她是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女人，常常板着脸，似乎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令她高兴的事。
但是，她却不是一个毫无情感的人，只是被一层冰冷的铁甲紧紧地包裹着。一个处于亡国奴地位而又充满爱国激情的知识女性，有这种矛盾的表现也并不奇怪。
每当上历史课时，玛丽都会觉得杜巴斯卡小姐很可爱，那并不美丽的脸庞也会变得柔美可爱起来。所以，玛丽和同学们都会十分严肃而且又多少带点神秘、崇高的情感，激动地听着杜巴斯卡小姐讲述那些永远让人无法忘怀的波兰历史。
“同学们，”杜巴斯卡小姐脸上透出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深情，低声而有力地说，“在14世纪中叶，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一世重新统一波兰时……”
杜巴斯卡小姐这样讲课，在俄国当局看来，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老师和学生谈到从前波兰的历史，都难免会产生一种家国之痛。
不过，玛丽和同学们都喜欢杜巴斯卡小姐的历史课，因为她让学生们了解了历史的真相。而真相，对玛丽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但不幸的是，杜巴斯卡小姐和同学们有时也要说谎、讲假话。
有一次，杜巴斯卡小姐正给大家讲历史讲得入神时，忽然，走廊深处传来了“叮铃……叮铃……”的铃声。这是信号，有可能是俄国督学霍恩先生来检查课堂教学了。
杜巴斯卡小姐立即吩咐同学们将课本偷偷的藏起来，接着又拿出针线、剪刀、小块布料等放到桌面上，一个个都低头假装认真地做起针线活来。
就在这时，校长陪着俄国督学神气地在教室的门口出现了。他警惕地扫视着教室中每个人，最后把鹰隼一般的目光停留在杜巴斯卡小姐的身上，质问道：
“杜巴斯卡小姐，我刚才在走廊中听到你正在很激动地讲着什么，怎么我一进来就不讲了呢？”
“啊，督学先生，我刚才正给孩子们讲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呢。”杜巴斯卡小姐反应很快，急忙回答说。
“是吗？俄罗斯的寓言家啊，虽然我们的政府不喜欢这个刻薄的家伙，但毕竟是俄罗斯的……”
说完，督学十分傲气地坐在杜巴斯卡小姐的椅子上，又对她说：
“现在，请您点一名学生出来，我要问几个问题。”
杜巴斯卡小姐向校长望了一眼，校长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随后就将目光投向了玛丽。
玛丽不知道老师正盯着她，只是低着头暗暗祈祷：
“可千万不要点到我呀！”
玛丽倒不是担心回答不上来督学的问题，这方面她很有信心。她最受不了和感到屈辱的，是需要当着大家的面毫不犹豫地说假话。
没想到，老师还是点了玛丽的名字：
“玛丽，请你来回答霍恩先生的问题吧。”
玛丽一看实在躲不掉了，只好心情复杂地站了起来，抬起头，看着督学先生。
“请你用俄语背诵一遍天主教的祈祷文。”
玛丽用机械一般的声音，背诵得很流利。
接着，俄国督学又让玛丽说出俄国历代沙皇的名字，玛丽也毫不迟疑地将那一串冗长的名字说了出来，熟练的程度简直如数家珍。
俄国督学又问：
“请问，从叶卡捷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的神圣的俄国皇帝是哪几位？”
这个问题带有明显的挑衅性，即使一个稍有见识波兰学生，都会感到屈辱。而且，督学在向玛丽提问时，还特意将“我们”两个字加重了语气。
玛丽紧咬了一下嘴唇，接着，她尽量用一种平静的声音回答道：
“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后，接下来的是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
俄国督学很满意地笑了，那么熟练的回答，还有那么纯正的俄语语调，让督学看到了俄国化教育的成效。督学认为，这种奴化教育要比什么数学、历史、文学更重要。他十分欣赏自己善于提问的能力。
最后，督学又问：
“沙皇的尊号是什么？”
“是陛下。”
“现在统治我们的是哪位皇帝？”
玛丽看到霍恩先生那副得意的深情，真恨不得上去啐他一口吐沫！杜巴斯卡小姐担心玛丽犯倔，急忙委婉地说：
“玛丽，你肯定知道的，是吗？”
“是全俄罗斯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陛下。”
玛丽的心痛苦极了，脸色惨白。
督学终于站起身来，心满意足地走了。校长跟着也走了出去，在临关门时，她回身慈祥地看了一眼玛丽，然后关上了教室的门。
杜巴斯卡小姐含着眼泪，把玛丽叫到自己身边，然后爱抚地吻了吻她的额头。小玛丽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亡国的痛苦，从此就深深地印刻在这个小姑娘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