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被捕后，便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确实想过自杀，一次看到狱中有小井，欲坠井而亡，但此井上口大，内口小，小得不能容身，自杀未成；又一次见墙壁上有寸大的铁钉，欲触头而死，但钉子太高，触摸不到，又不得死。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这在当时是震惊全国的大案。负责审理此案者，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肃亲王是清朝建国元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善耆乃清朝开国王爷豪格的直嫡子孙，是当时清廷中头脑见识过人的少有人才。
顺便说句题外话：辛亥革命成功后肃亲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顺，和日本人川岛浪速结拜兄弟，并将一个王女托川岛浪速收养。这位养女，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大间谍川岛芳子。
肃亲王善耆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
由于清政府已经宣布预备立宪，清廷法部要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乃一介白面书生，眉目朗然，如玉树临风。4月25日，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写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
法庭上的审讯异常地顺利。
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行刺摄政王的主谋，把全部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
先是汪精卫大声承认自己是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天下人心”；而黄复生所说也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人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
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载沣的案件，有两次汪精卫亲笔撰写的供词。
第一次供词云：
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起事时，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我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簏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往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著者按：即黄复生）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忽闻传言映相馆中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汪精卫承认自己是刺杀摄政王的主谋，与黄复生等人毫无关系，这显然是在为革命同志开脱。
其第二次供词，洋洋洒洒三千余言，详细阐述了立宪的作用和中国的现实，以及革命的迫切。其云：
谈法理者，每谓君主仅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以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宪政体，则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虑此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于国外之现象，其足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触目，而不能一刻以安……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这些议论，言之成理，条畅劲挺，耸人视听，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黄复生则在口供中说：“此次之事，纯予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予处。”将刺杀之罪责揽在自己一人身上。
汪精卫和黄复生争相担罪，为同志开脱的义举，令法庭在场人士十分感动，后来在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
肃亲王善耆是当时清统治阶层里罕见的有头脑、人品也不错的要员。在审讯过程中，他看着汪、黄二人不凡的气度，感佩革命党人就是了不起，把死留给自己，把生交给别人。故他听到两人争相担罪的话之后，颇为动容，放下朱笔，连称“义士”、“义士”。
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视死如归，保护同志的义举，这位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做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
按照大清律令，谋刺摄政王应当凌迟处死。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肃亲王善耆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此时，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
他继续分析道：“朝廷杀汪、黄等甚易，则与革命党人结怨愈深，今党人四处活动，朝廷正标榜立宪，莫若宽释汪、黄等，使革命党人感恩于朝廷，从而消解与朝廷之怨。”
肃亲王善耆听后，深感有理。
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为了稳定民心，确实不敢轻易下手。当时清廷内部有两种意见：部分官僚包括摄政王自己在内，认为应该对汪精卫等人判处死刑，以警告革命党人；但是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却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反而会促使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因此，为了标榜立宪，缓和人心，并羁縻党人起见，不如从轻发落为佳。
这样，肃亲王善耆便对摄政王载沣进行了劝说，要求从轻发落汪精卫等人。他对摄政王载沣道：“吾观汪兆铭之供词，实为误解朝廷政策，才做出如此激烈行动。当今朝廷正倡导立宪，若杀死革命党人，只能激起其他革命党人更加激烈的反抗，对朝廷无甚好处。不如做个人情，以缓革命党人之激。”
摄政王载沣经过再三考虑，权衡利弊，同意从宽处置汪精卫、黄复生等人。他谕令此案免交大理院审理，直接由肃亲王和庆亲王定罪后，再行入奏。庆亲王奕劻看了汪精卫的供词后，也认为汪案“罪状非关个人私事”，同意从轻发落。
4月29日，摄政王载沣以皇帝溥仪之名下谕：
“国家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庶民之情，宜以渐进，徐图改良之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至于陷入不轨之珠，日后当知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将该生等交法务部永远监禁牢中。”
这样，清政府最后的审判结果出乎意料：汪精卫、黄复生等人交法务部永远监禁牢中，其实就是变死刑为“无期徒刑”。这样的结果，既保住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性命，又为载沣和善耆赢得了“爱才”之名。
肃亲王善耆仔细读过汪精卫洋洋洒洒、痛驳君主立宪强于革命主张的“供词”后，被汪精卫的精神和见识所吸引，他曾几次到监狱中看望汪精卫，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放弃反清念头，加入到自己这边来。
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褊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很多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驳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汪精卫和肃亲王的辩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各讲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两人立场根本不同，很难达成共识。此时汪精卫正值年轻的28岁，而肃亲王却是初老的45岁，在几番接触中，两人都对对方的才学见识产生了敬佩之心。
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也就没有再为难汪精卫。肃亲王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他这样说：
“救我的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的办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迫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常到狱中来，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能免一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作用的。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
在当时，肃亲王与汪精卫的这种“化敌为友”的故事，成为海内外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
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后，时在美国纽约的孙中山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
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
通过营救汪精卫的活动，使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内部开始弥合，也使民众重新看到，革命党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送死、领袖们舒舒服服的团伙，他们的信念和决心如此坚贞，如此深厚，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
汪精卫、黄复生等人被捕后，孙中山立即组织了营救工作。他认为，“谋杀太上皇（摄政王）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汪精卫不杀，乃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耳。”所以，他认定要继续起义，才有日后汪精卫出狱的那一天。而同盟会其他领袖则持悲观态度。早在汪精卫入狱时，胡汉民料定他必死无疑，就写好了悲痛的“悼诗”：“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孙中山写信给同盟会骨干吴玉章说：精卫君前往北平，身入虎口，欲有所图。不幸事败被捕，我们必须设法营救。吴玉章立即从日本到达朝鲜，潜入北平，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原先准备组织武林高手劫狱，但很难做到。于是，吴玉章电告陈璧君、黎仲实、胡汉民在香港召开同盟会大会，设法筹款营救汪精卫等人。
汪精卫关押在北平监狱中，开始时备受虐待，狱卒知道他是革命党，革命党就是反清政府的组织，要严加治罪，吃的是难以下咽的陈年旧米，再加半碗酸菜汤，还戴上40公斤重的脚铐，真是牢狱之地，度日如年。汪精卫曾经三次企图自杀，以死谢党，但都被狱卒发现。
在吴玉章、胡汉民多方奔走下，他们找到了肃亲王善耆的幕僚程家松。经程家松疏通肃亲王善耆，将汪精卫、黄复生转移到民政部监狱，住在装修好的一间新房里。脚铐也除下来了，起居饮食方面都得到了关照。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借此来消磨岁月。其中有几首从狱中传出，备受青年们的喜爱和崇敬。他在狱中作《中夜不寐偶成》，表现出他纤敏、感伤、复杂的内心世界：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噏岚翠陵孱颜。
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嗽唧。
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
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当然，汪精卫狱中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广大革命青年传诵的《慷慨篇》（又名《被逮口占》）：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广为传诵的名言佳句。
当时，陈璧君正和喻培伦一起回东京买炸药。闻知心上人被逮，她失魂丧魄，竟然当着同盟会同志的面大骂喻培伦临阵逃脱，留下汪精卫当替死鬼。喻培伦见她失去理智，无法辩解，只能默默忍受，把委屈压在心底。他对吴玉章说：“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言罢不胜欷歔。
从这时起，喻培伦便下了必死的决心。
在次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中，为了彰明自己的清白，这个小伙子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员攻打总都衙门。他身负重伤，弹尽力竭，为敌所捕。在敌人面前，他拒不吐露组织机密。他慷慨就义，留下响彻千古的名言：“我头可杀，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1910年12月，陈璧君冒着生命危险，决定与黎仲实去北平营救汪精卫。几经辗转，陈璧君托狱卒带给汪精卫99个鸡蛋，内藏诗词二首。对于陈璧君这两首诗词，汪精卫存之不能，弃之可惜。最后，汪精卫竟嚼而吞之。
汪精卫和陈璧君的铁窗情深。吞吃诗词一事，在当时被革命党人传为佳话。
第二天，狱卒悄悄对汪精卫说：“你有什么话写封信，我会转给送你鸡蛋的那个人。”
汪精卫感情激荡，当即写成一首《金缕曲》送给陈璧君：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汪精卫在《金缕曲》后面，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
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
“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大字：“诺”。
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但也高兴汪精卫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情。于是，陈璧君按照汪精卫的吩咐，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参加革命。
本应在狱中苦熬一世的汪精卫不但没能“引刀成一快”，相反，由于外面的革命形势也变化太快，汪精卫入狱不过一年半，武昌楼上一声炮响，清王朝随即陷入土崩瓦解之中。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
当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
1911年10月30日，清内阁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
“窃见汪兆铭（即汪精卫）等一案，情罪似出有因……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而当日朝廷不忍加诛……合亟仰悬天恩俯准，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等，悉予释放。”
11月6日，清廷宣布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委差”。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亲眼目睹这两位革命英雄。
从此，汪精卫蜚声海内外，成了革命英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也到处传诵。
汪精卫出狱，为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架设了联络的桥梁。胡汉民说：“其子克定，弛以太原公子自任，精卫亦阴结之。事闻于袁，则私见精卫，谓非常之举，非儿辈所知，而自输诚于民党。”
在袁世凯的默许下，汪精卫与杨度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呼吁南北议和。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他与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传为佳话。
黄复生出狱后，辗转于京津沪，与袁家珍、杨禹昌组织京津同盟会，建议陈其美利用江南制药厂药料制造炸弹，以济军需。革命党人刺杀袁世凯亲信徐宝山，所用炸弹巧置于古物中，乃黄复生研制。1912年，黄复生被举为四川驻南京代表，旋任参议院议员，并任印铸局长。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军政府，黄复生组织四川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呼应，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后任国民政府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1948年10月病逝于重庆，被追赠为陆军上将。
然而，历史的轮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当年勇敢的暗杀者汪精卫，后来也曾遭到暗杀。
1935年11月2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四届六中全会落幕的时候，身穿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孙风鸣，突然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左轮手枪，一面高喊“打倒卖国贼，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的口号，一面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射数枪，汪精卫应声倒地，躺在血泊之中。
孙风鸣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
因为作为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爱国志士心目中已经沦为卖国贼。孙风鸣临终前说：“驱使我刺杀的，只是我的良心，也是为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的家乡。”
陈璧君怀疑这次暗杀是蒋介石所为。但最终也没有找到有力证据。究竟是不是蒋介石指使了这场暗杀，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作为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后逐渐沦为汉奸的汪精卫，这是他的报应。
历史是多么的相似。
当年刺杀摄政王的革命英雄汪精卫，在二十多年后竟然成为国人痛恨的第一号的汉奸、卖国贼。1938年11月，汪精卫等人从重庆叛逃到越南河内。1939年3月21日，蒋介石派人劝汪精卫撤销“艳电”遭到拒绝后，命令陈恭树带领军统特务对汪精卫进行暗杀。军统特务误杀了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汪精卫和陈璧君侥幸逃脱。
侥幸逃脱的汪精卫随后撰写了一首律诗，表达了自己悲凉的心境：
卧听钟楼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木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伶仃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汪精卫从革命志士沦为被追杀的汉奸，与其妻陈璧君的影响颇有关系。陈璧君争强好胜，且爱慕虚荣，汪精卫则优柔寡断，遇事反复无常。汪精卫的人生轨迹，很大程度上为陈璧君所左右。他堕落为人人痛恨的大汉奸，与陈璧君的影响有关系。随汪精卫夫妇一起当汉奸者，对两人作了这样的评价：“没有汪夫人，汪先生不能成事；没有汪夫人，汪先生也不会败事。”这个评价是相当准确的。
昔日暗杀摄政王的革命英雄，后来变成了被人暗杀的第一号汉奸。
这是多么滑稽的历史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