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极大地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辛丑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清政府的卖国、腐朽与反动的本质，故纷纷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自史坚如刺杀德寿和惠州起义之后，革命党人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理解，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形势为之一变。
史坚如刺杀两广总督德寿，开启了清末革命党人政治暗杀的先河。
1900年、1901年，浙江革命志士陶成章从上海秘密来到北京，两次密谋刺杀慈禧太后，因准备不周而未能付诸实施。革命党人易本羲、章士钊、俞大纯等人，在南京谋划刺杀清钦差大臣铁良之举，亦未能实施。
真正将政治暗杀付诸实施并对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起巨大推进作用者，当属万福华在上海英租界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
这次暗杀事件，真正揭开了晚清政治暗杀风潮的序幕。
万福华（1865—1920），字绍武，安徽合肥人。其先人曾参加太平军，故其自幼崇拜洪、杨反清革命之举。他家境贫寒，自幼在中药店做学徒，但颇知上进，经常挑灯夜读，数年之内即通晓医道，能对诗词。他10岁丧父，依靠母亲赵氏缝纫为生，故对母亲极为孝顺，曾割股和羹，起母之病，堪与先秦刺客专诸相比。
少年时代的万福华任侠敢为，赒穷扶弱，曾一人手执短棍，喝退二百余无赖子弟，名震乡里。
万福华在中药店学徒期满后，为当地富豪管理豆月池私产。由于他管理有方，颇能祛弊兴利，变废为宝，开辟了荒土数十顷，疏浚水道，培桑植竹，养鱼种藕，数年之内，使此地成为富庶一方的风水宝地。
豆月池古称逍遥津，是三国时代魏国大将张辽大破吴军之所在。万福华的苦心经营，惠及后人。新中国建立后，此地被辟为逍遥津公园，供人休闲游玩，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万福华因管理能力出众，受到合肥当地官府的重视，加以重用，先是派他到上海管理官银号，后又派他到滦州铁路筹办局任总办。万福华在滦州工作十余年，始南下广东、福建，管理地方盐务。他在福建管理盐务之时，颇能革除弊政，杜绝不法，深得当地百姓的感戴。当万福华离任时，遮道相送者竟然达千人之众。
万福华之所以在福建辞职，乃是因为愤于外侮，忧于外祸，急欲联络友人志士，唤醒民众，振兴国家。他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爱国志士，曾率妇女集会演讲，被乡人侧目；也曾上表朝廷，要求变法，遭到冷遇。
但万福华并不气馁，慨然对朋友说：“苟尽此身之能力，为社会求公益，虽增一线之光明，而为四万万同胞之牺牲，此最大之幸福也。”
戊戌变法失败后，万福华毅然辞官，历游全国各地。他先后到过蜀、鄂、湘、粤等地，结交革命志士，调查民间疾苦，探寻救国救民之道。他在《汀州客中寄内》诗中，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素心芳草寄相思，身事茫茫百事非。闺里难圆龙虎梦，一肩家国误归期。”
在游历湖南时，因天气湿热，万福华患上了疥疮。有人劝他不要徒步，改坐车子。他毅然拒绝道：“癣疥之疾，何足累我？他日厕身战阵，当裹创而行，何处得肩与耶！”表现出超强的坚韧耐苦品格。
1904年春，万福华来到上海执教，由安徽同乡吴旸谷介绍，认识了当时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志士章士钊、黄兴、刘揆一、章太炎、蔡元培等人。此时，杨笃生、苏鹏、何海樵等人在日本组织了横滨暗杀团，在国内密谋暗杀清廷重臣的活动。受他们这种激进革命行为的影响，万福华与吴旸谷也参加了横滨暗杀团，热衷于暗杀主义。
万福华非常推崇俄国民主党人的暗杀事迹，慨然对友人说：“欧美革新，无不自暗杀始，今中国无其人也。有之，请自福华始！”
万福华在上海结识的章士钊，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孤桐、青桐、秋桐等，湖南善化县人。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1901年，他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1902年3月，他考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他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
章士钊将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从此，国内人士从此书而得知革命党人的领袖名叫“孙中山”。
1903年7月，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8月，他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继续激烈地鼓吹反清革命。
1903年11月，章士钊与湖南革命义士黄兴一起，由上海赴长沙，酝酿筹建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
黄兴（1874—1916），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化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龙喜乡高塘村人，是辛亥革命时期仅次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时人将他和孙中山并称为“孙黄”。章太炎在送给黄兴的挽联上写道：“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以说是对黄兴恰如其分的评价。
黄兴幼年时受明末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并喜欢听洪秀全、杨秀清的革命事迹，萌生了反清革命的意识。1893年，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22岁时考中秀才，1898年选调入长沙湘水校经堂。他因成绩优异，复被选调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在两湖书院学习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思想日益激进，逐渐走上了向西方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
1900年，黄兴的好友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被张之洞残酷镇压。唐才常临刑前大呼道：“天不成我的大事！天不成我的大事！”
唐才常的殉难，使包括黄兴在内的许多原先徘徊于改良、革命之间的志士领悟到，想通过清廷来拯救中国，无异于“与虎谋皮”，很快便抛弃改良幻想，毅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黄兴赋诗道：“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从而确立了以武装斗争反抗清王朝的革命理想。
1902年春，黄兴从两湖书院毕业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他在东京与杨度等人组织“湖南编译社”，参与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广泛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黄兴特别喜好军事，请日本军官讲授军事课程，参观日本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天清晨起来，到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掌握了扎实的军事技能，为日后领导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准备了基本条件。
1903年春，沙俄出兵占领东北，黄兴听到这消息，悲愤吐血，愤慨地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唯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黄兴和蔡锷等人发动二百多名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并向义勇队员教授枪法，每天操练，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5月，黄兴从弘文书院毕业后，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名义回到上海。
当黄兴途经武昌返湘时，返回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武昌知府兼书院院长梁鼎芬奉令将黄兴驱逐出湖北省境。于是，黄兴将随身所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然后登轮返湘，任教于湖南长沙明德、修业等学堂，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大量革命书籍，暗中进行反清宣传。
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30岁生日寿辰（虚岁）为名，在长沙邀集章士钊、陈天华、宋教仁、张继、刘揆一、胡瑛、周震麟等12人，在坡子街附近的保甲巷彭渊恂宅集会，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了华兴公司。他提出“同心扑满，当面清算”的口号（隐喻“扑灭清朝”之意）。次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成立，以“驱逐鞑虏，振兴中华”为革命纲领，推举黄兴为华兴会会长。黄兴提出了在湖南首先举起反清义旗、争取各省响应的革命方略，得到了章士钊、陈天华、宋教仁等人的一致赞同。他们决定，从联络军、学两界和会党入手，准备乘慈禧太后70寿辰日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
1904年夏，章士钊、万福华、易本羲等人决定利用清户部侍郎、钦差大臣铁良南下之机，对其加以暗杀，给清廷以政治威慑，以此来策应黄兴、宋教仁等人在长沙发动的武装起义。
此时的章士钊，与万福华一样，也是一位持激烈的无政府主义与暗杀主义的革命志士，是横滨暗杀团的骨干分子。此番谋刺户部侍郎铁良，章士钊为主要负责人。章士钊、万福华等人秘密来到南京下关码头，进行布置，守株待兔。但考虑到在南京刺杀铁良对反清革命大局不利，此次暗杀行动随后被迫取消。
在南京刺杀铁良行动取消后，万福华与章士钊等人返回上海，与反满革命志士刘师培、张继、吴旸谷等人静待时机，继续商议反清武装起义和刺杀清廷大员之事。
万福华认为，现在还不是率众起义、占据州府的时候，因为民众都做着奴才梦，觉醒之人太少，费许多心机，响应者寥寥，稍有梗阻便会前功尽弃。另外，民众的素质也太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怎能靠他们来成事呢？因此，他极力主张以暗杀方式唤起民众，造成广泛的政治影响，震慑清朝专制政府。
万福华的这种极端主张，得到了刘师培、章士钊等人的赞许。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刘师培的曾祖文淇，祖父毓崧，伯父寿曾，均以治《春秋左氏传》闻名于清道咸同光四朝，列传国史。刘师培少聪慧好学，精力过人，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承家学之遗风，以追慕乾嘉诸老为志向，精研儒家经典、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对历朝掌故尤为熟悉，少年时代即以文名著称，12岁读完四书五经，19岁即考中举人。刘师培颇有家学渊源，少年时代阅读过《东华录》，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
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苏报》案”在刘师培的思想深处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不仅佩服章太炎的为人与学术，而且有意继承章太炎等人的事业，从事反清革命运动。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光汉”，以期攘除清廷，光复汉族。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落第回乡后去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帝王纪年。
刘师培来到上海后，由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光复会，参与了《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他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民众宣传革命排满的主张，先后撰写了《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等著名文论，深得社会各界赞许，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与何震结婚后，夫妇二人都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上海革命党人比喻为“中国的普鲁东和索菲亚”，经过一番秘密商议，章士钊、刘师培、万福华等人决定将刺杀对象锁定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章士钊分析说：“要杀便杀王之春，这狗官主张给俄国割地，又借法国兵镇压广西人民，实在是罪大恶极，该当处死。”
上海革命党人将王之春确定为暗杀对象，是由于王之春一贯的卖国亲俄立场决定的。
当时俄国将中国东北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提出无理要求。1903年春，沙俄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日本东京和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召开拒俄大会，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并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与俄国开战。
然而，就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发动拒俄运动之时，却有一个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提出了“割地联俄”主张，并且得到了腐败的清政府的支持。
这个人，就是清政府前广西巡抚王之春。
王之春（1842—1906），字爵棠，湖南清泉（今衡阳）人，乃明末大儒王夫之的后人，也是晚清朝中少有的文武兼备的时务人才，有《清朝柔远记》等著作传世。他少有才名，却投笔从戎，追随曾国藩、彭玉麟、李鸿章转战各地，颇获时誉。后奉命出使日本，归来后上万言书，请缨东征，未获采纳。然其《谈瀛录》一书被公认为是介绍日本情况的上乘之作。他后来又参与中法（越）勘界谈判，坚持立场，折冲樽俎，遂以功升任广东按察使，署理广东布政使。他在任内接待了沙皇世子尼古拉二世，宴谈甚欢。正是利用这层关系，他在数年后奉命出使俄罗斯、德国、法国，主张联俄制日。他访俄回国后，多次向朝廷上书，并出版了访俄日记《使俄草》八卷，极力鼓吹联俄制日之策，是著名的亲俄派官僚。
王之春在1900年到1901年间，担任过安徽巡抚。他利用职权，将安徽各地数十余处矿山出卖给西方列强，深为皖人所痛恨。1902年，他转任广西巡抚后，又将广西多处矿山低价转让给西方列强来开发，因而引起公愤，广西士绅闻讯后群起驱逐他。不仅如此，王之春还企图借用法国军队来镇压广西当地会党。王之春的这些卖国勾当传开后，立即激起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日本等地爱国青年的谴责和痛骂。
王之春遂由当初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官僚，一变而为人人所不齿的卖国贼。
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被迫将王之春革职，戴罪京师，以平息各界民众的不满情绪。
1904年冬，被革职后的王之春从北京移居上海。这位被免职的前任巡抚，仍然不甘寂寞，重弹所谓“联俄拒日”的卖国老调，经常在上海会晤俄国朝野人士，更不合时宜地抛出了“割地联俄”的荒谬主张，散布割让中国东北三省给俄国的卖国谬论。
王之春的这些荒谬言论，经蔡元培等革命党人主办的《警钟日报》揭发之后，立即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强烈公愤。此时的王之春，在人们的眼中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这样的卖国贼，自然成为革命党人行刺的首选目标。
这个时候，黄兴为首的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刚刚失败，黄兴、杨笃生、陈天华、张继、刘揆一、杨度、刘师培、苏曼殊、吴旸谷、林獬、陈自新等人云集上海。他们秘密在余庆里聚会，商讨刺杀王之春的行动计划。
章士钊说：“这狗官的寓所门禁森严，有许多警卫保护着他，须得想别的法子下手。”
刘师培则提出：“王之春在上海有个朋友叫吴保初，两人来往密切。我伪造一张吴保初的便笺，约他说来吃饭，我们却事先等在那儿，这样岂不万无一失！”
刘师培所说的这位吴保初，是清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是当时上海滩上响当当的人物。
吴保初（1869—1913），字彦复，号君遂，晚号瘿公，安徽庐江沙湖山人，是淮军名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确实是王之春在上海的一位挚友。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吴保初因襄赞维新运动，与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并称为清末“四公子”，名声显赫。他还与袁世凯为世交兄弟，曾写信给袁世凯，劝他“行桓文之事”，崇尚霸王之术。
吴保初曾在“《苏报》案”中力保过章太炎，与革命党人称兄道弟，关系密切。
刘师培、张继人与吴保初素有交往，关系融洽，对其起居也颇为熟悉。为了刺杀王之春，刘师培请朋友帮忙，搞到了吴保初的笔迹，认真观摩。
刘师培是有着深厚旧学底蕴的学问家，对书法非常精通。他观摩了吴保初的笔迹之后，很快模仿吴保初笔迹，写了一张请柬，邀请王之春到位于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的金谷香菜馆赴宴。
金谷香菜馆，地处上海繁华闹区，王之春经常光顾这里，算是熟门熟路。所以，当王之春收到革命党人发出的假请柬后，自然毫不怀疑。他决定准时赴宴，与吴保初这位老朋友叙叙旧。
邀请王之春的请柬发出后，章士钊、万福华等人对暗杀行动作了分工。革命党人张继自告奋勇，要求承担刺杀王之春的任务。
张继（1882—1947），原名溥，字溥泉，19岁改名继，河北省沧县人。7岁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16岁随时任保定莲池书院斋长的父亲张以南到书院，跟从晚清大儒吴汝纶研习经学。在书院期间，他结交了一位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岛裁之，并于18岁时随其留学日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从1900年起，他受到法国卢梭民约论的影响，开始投身反清革命运动，参加励志社，编辑《国民报》，创建“青年会”，为拒俄运动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1903年，他和邹容等人剪去了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发辫，被清政府遣返回国。他回到上海后，与章太炎、章士钊、邹容结为兄弟，并任《苏报》参议。《苏报》被查封后，他与章士钊、陈去病在上海继续编辑《国民日日报》。他参加了黄兴组织的华兴会，并成为核心成员，参与长沙起义的筹备工作。起义失败后，他手持双枪，冒死护送黄兴脱险，以坦率勇敢为上海革命党人所敬佩。
但考虑到张继刚刚从长沙逃到上海，属于官府通缉的要犯，加上他性格刚烈，不便承担此项刺杀任务。所以，章士钊、万福华等人不同意张继担任行刺人。
他们商议后决定，这次暗杀以陈自新为主，携带章士钊新购的手枪，乔装成金谷香菜馆的伙计，潜藏在金谷香菜馆二楼之上，伺机对王之春加以狙击。万福华则携带借自张继的旧式手枪，埋伏于金谷香菜馆楼下，作为掩护。倘若楼上刺杀不中，万福华再对王之春实施刺杀。章士钊与张继、刘师培等人则在金谷香菜馆外面，协助望风，见机行事。
1904年11月19日晚上7时许，王之春按时赴宴。其马车停在金谷香菜馆楼下，由菜馆伙计迎至二楼。
王之春上楼后没有看见吴保初，正犹疑时，忽有一人近身附耳，以日本语要求与他进行笔谈。
此人，正是执行刺杀任务的革命党人陈自新。
此时的陈自新，本应接近王之春后拔枪射击，直接刺杀。但他觉得就这样杀死王之春，有点便宜他了，便自作主张，以笔谈名义，逼其写出证据，然后加以诛杀，力图做得完美无缺。这显然是画蛇添足之举。
果然，两人交谈数语，均不得要领，反而令王之春大起疑心。
王之春感觉情况不妙，就回过身来，匆匆下楼而去。没有思想准备的陈自新反倒愣在那里。
隐伏在楼梯口的万福华，在楼下没有听到陈自新在二楼发出的枪声，正在犹疑之间，忽见王之春匆匆从楼上跑了下来，奔向其停在路边的马车。万福华断定陈自新没有来得及开枪，刺杀的任务看来要由自己完成了。
万福华觉得自己责无旁贷，腾身跃起，突然赶到王之春身前，一把抓住王之春背部的衣服，大声喝道：“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说完，万福华对着王之春脑袋开了一枪。
手枪的撞针“嗒”的一响，却没有子弹出来。
万福华先是一愣，随即再次扣动扳机，手枪中依然没有发射出子弹。万福华和王之春顿时都愣在那里。
原来，这把手枪是刘师培从张继那里借来，交给万福华使用的。这把老式手枪的撞针早已老化，根本没法使用。万福华等人在楼下负责望风接应，事先没有试用过这把手枪，因此事到临头，竟然不知道这把手枪的用法。
万福华急得额头冒汗，折腾了好一会，终于放出一枪。但枪弹仅仅打伤王之春的一根手指。
此时的王之春才回过味来，捂着受伤的手指拼命呼叫：“抓刺客！抓刺客！”
随着万福华的叫骂之声和王之春的呼救之声，金谷香菜馆前声音鼎沸，喧闹异常，引得巡警匆匆赶到。巡捕当即逮捕了万福华，保护王之春仓皇离开了现场。
万福华被捕之时，仍高声历数王之春的卖国罪行，引起周围群众一片叫好之声。章士钊、陈自新等人见状，赶快分头离去。
作为一名刺客，万福华不会使用手中枪，已颇为荒唐；而接下来章士钊行事之疏忽，更令人啼笑皆非。
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的第二天，章士钊通过朋友疏通，到巡捕房探望了万福华。捕房例行公事般地询问章士钊的家庭住址，情急中的章士钊竟然随口说出了革命党人在余庆里的门牌号。
巡捕房的巡捕看到章士钊的言语甚是可疑，就当即将其扣押。不仅如此，他们还顺藤摸瓜，包围了革命党人在余庆里的秘密据点，将正在这里聚会的黄兴、陈天华、张继、郭人漳、徐佛苏、苏鹏、周来苏、薛大可等十人，一网打尽。暗杀专家杨笃生当时因事外出，侥幸得脱。但巡捕在屋内发现了杨笃生的多张名片，身份暴露。从此之后，杨笃生不敢再使用“杨毓麟”的真名，便改用化名“杨立仁”。
黄兴因为组织湖南长沙起义，属于朝廷通缉的要犯，如果被抓住，后果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黄兴此时为了便于在上海活动，用的是化名“李寿芝”，真实身份尚没有泄漏。
而郭人漳本是湘军将领，即将到广东巡防营担任军职，在上海人脉颇广，遂由其友江苏泰兴知县龙璋出面保释出狱。黄兴谎称自己是郭人漳的文案师爷，也随同郭人漳一起被保释出狱。
此时江苏巡察使袁树勋，思想比较开明，对巡捕房所抓之人不想滥用大刑，更不愿因此开罪革命党人，故有意从轻发落。陈天华、张继等人因巡捕房指控的谋反证据不足，被蔡元培、龙璋等人营救出来。出狱之后，黄兴、刘揆一、刘道一、张继等人赶快离开上海，流亡日本，继续进行反清革命斗争。刘师培后来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破坏一切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实现全人类的完全平等。黄兴等人则与孙中山创建了中国同盟会，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清革命运动。
万福华在上海被捕后，上海、东京各地的革命党人积极展开营救行动。为了筹集营救所需资金，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召开筹款大会，鉴湖女侠秋瑾首先捐款，把身上仅有的40元全捐了，令与会者无不感动。在她的带动下，留学生们纷纷踊跃捐献，当场募集了4000多元。
营救万福华所需的巨额款项，不久便凑齐了。刚刚流亡到东京的黄兴派彭渊恂携巨款回到上海，会同万声扬等人，寻找社会关系对万福华进行营救。
英国租界当局对万福华先后进行了六次公堂会审。
万福华在接受审讯时，只承认是自己一人所为，没有任何同伙。他坦然说道：“暗杀本出个人热血作用，无预他人事。”
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营救，万福华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被租界当局由永远监禁减为十年徒刑。
万福华在法庭终审判决“监禁十年”后，大声喝问：“我之为此，实为国家大局起见，何罪我为？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
闻知万福华刺杀王之春不中，南社成员柳亚子赋诗二首，对王之义举加以称赞。
诗一云：
君权无上侠魂销，荆聂芳踪今不豪。
如此江山寥落甚，有人呼起大风潮。
诗二云：
一椎未碎秦皇魄，三击终寒赵氏魂。
愿祝椎埋齐努力，好将活剧演樱门。
柳亚子将万福华比作中国古代侠客荆轲、聂政，称赞其义举必能流传千古。
革命义士万福华刺杀卖国贼王之春，是革命党人有组织、有计划地以暗杀手段推进反清革命的义举。这次刺杀，立即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蔡元培任主编的《警钟日报》首先发表了《万福华传》，对万福华的刺杀行为给予褒奖。接着，该报又发表了《论万福华事》，对万氏刺杀之举予以称赞：
“万独于举世昏靡之余，奋然为国民权利计，而振其勇敢侠烈之气，以极此人群，其心苦，其行足嘉矣。”它称赞万福华“其气节比于泰山之高，其心迹比于霜雪之亮。”
南社负责人陈去病以此次刺杀为素材，撰写了《金谷香》剧本，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上，万福华刺杀之义举得以广为传唱。
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的义举，一时为广大民众所知晓。
万福华成为万民敬仰的爱国义士。
在上海租界监狱服刑期间，万福华因文化程度较高，得任抄写员，待遇远胜其他犯人。万福华后来发现，同狱华籍犯人食物腐败、刑役沉重，明显受到不公正待遇，遂趁狱董巡视时提出强烈抗议。
他的这种合理举动，立即激怒了监狱当局。狱卒将万福华罚出文案房，取消给他的优惠待遇。
1906年5月4日，狱友张全和为印度巡捕制作皮鞋尺寸不太符合，被该巡捕鞭笞辱骂，激起众怒。该巡捕仓皇开门逃出，数十犯人随之一拥而出。监狱当局在院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四人，万福华臂上中枪。
监狱当局将万福华当做煽动越狱者，加判10年徒刑，改为20年徒刑。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孙文、黄兴、吴稚晖等多次向上海英领馆交涉释放万福华，但英租界当局拒不配合。南北议和后，沪军都督陈其美正式照会英领馆与英美会审公廨，请求立即释放革命志士，上海绅商名流及各界群众两万余人也联名请愿，对租界当局施压。
1912年12月7日，在各方努力之下，万福华终于重获自由。
此时，他已入狱整整八年了。
万福华出狱当天，“拯华会”在豫园听雨楼召开欢迎万福华出狱大会；12月11日，上海社会团体各界人士又在南市新舞台召开欢庆会。
万福华登台演说，欢呼民主政治之确立，痛斥洋人在华特权，并抨击沙俄染指外蒙等。他说：“福华暗杀国贼不成，反致入狱，蒙各界同志要求开释，得以重见天日。此次光复民国，福华已在狱，故未与尺寸之力，抱歉实甚。”
万福华还慷慨激昂地说：“我辈推翻专制，一往无前，现在目的已达，人民得谋自由平等之幸福，深为可嘉。鄙人被押八载，牢中革命同志连余共有三人，一位章太炎，一位邹容。章君早已出狱，邹君不幸瘐毙狱中。鄙人今日出狱，辱承诸君欢迎，实不敢当。但租界西牢，专为华人所设，从未见一外国人关押在内。现在民国成立，未知我治外法权果能收回否？”
随后，万福华担任北洋政府经济实业顾问。1915年，他以阅边委员的名义，赴绥芬河成立了阜宁屯垦公司，为建设边疆、开办实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袁世凯病后，万福华回京继续当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
1919年10月15日，万福华以56岁壮年早逝。
在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史上，万福华刺杀王之春，可谓是一次“钝刀小试”。
说它是“钝刀”，因为万福华的刺杀手法实在拙劣，竟然连手枪都不会使用；说它是“小试”，因为他的刺杀对象是前任广西巡抚，地位实在还不够显赫，政治影响力有限。
然而，万福华惊天一刺，其社会意义和政治影响是巨大的。
这场刺杀，是革命党人继“《苏报》案”之后又一振聋发聩的反清革命壮举，直接激发了革命者杀身成仁的勇气，坚定了他们誓与清政府对抗到底的决心。
有人指出：万福华刺杀王之春，倡导了长江下游对于清朝王国君臣直接行动的先声，激发了一般革命青年杀身成仁的志气。
有人预测：此后十年，中国必将有游侠尚武之士出现于世者，万福华义举是其萌芽也。与万福华合谋刺王之春的刘师培，在上海《警钟日报》被查封后，从上海逃到安徽芜湖，化名金少甫，秘密组织了一个团体，名叫黄氏学校，专门准备政治暗杀。在这所学校中，他对革命青年进行暗杀技能的培训。这种做法，显然是受万福华暗杀行为刺激所为。
万福华未竟的刺杀事业，由更多的革命党人继承。万福华行刺之后，相继涌现的王汉、吴樾、徐锡麟等一批为革命而献身的刺杀者，显然就是受到其壮烈精神鼓舞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