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海，众城之上，茫茫人海。她有一万个好处，也有一万个坏处；她仿佛很小，其实很大；她时而热情如火，转眼冷若寒冰；她又叫人喜欢，她又惹人讨厌；我有时爱她，有时恨她，有时想走，最后留下。别人问我原因，呵，那简单，只为一个字：人。最好和最坏的，最亲近和最疏远的，最骄傲和最谦逊的，最聪明和最蠢笨的，最复杂和最单纯的，最高雅和最低俗的，她是个人的大集合，要什么样的没有！别的别人或许模仿的来，可人这一项，要怎么学呢？
譬如沈送，不来上海，去哪儿找他。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风凛冽、百无聊赖的星期天，那座恰好路过的马戏城，那位有几分面善的黄牛，那张在C区前排的门票。
沈送坐在我右边窄窄的位置上，团着手睡的正香。随着连绵起伏的呼噜声，他的眼镜一点点往下滑。舞台上，站在跷跷板一边，踩着高跷的演员“嘭”地一下弹到半空中，闪电似的翻了几个跟斗，“哈”地一声喊，稳稳落在对面男子的肩膀上。“哇欧！---”观众席上顿时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掌声、喧哗声形成的气浪终于把眼镜震到了地上，落进一堆黯淡的荧光棒和黑乎乎的纸袋里。我吃力地俯下身去捡它，心想这个胖子实在好笑，花了几百块钱，来这么吵的地方睡觉。一抬头，他瞪着两只滚圆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你的眼镜”我慌忙说，“不是我弄掉的！”“嗯”，他沉沉地吭了一声，把经过垃圾洗礼的玻璃片重新架回了鼻梁上。
不一会儿中场休息，他专心致志地在公文包里掏了半天，终于扒出一瓶矿泉水。“给你”，他白眉赤眼地递到我手里：“只有这个了。”我哪里肯接。“怕我是坏人吗？”他又说，“那我给你买一瓶吧。”说完揪住推车的小哥，问他要了许多东西。我看他好笑，也不计较，只不理他。
下半场格外精彩。绸带飞人飞过我跟前的时候，我竟感动地哭了。沈送歪着脑袋瞅了我好久，我狠狠白他一眼，他居然笑起来。
三五天后，办公楼前的马路上，等绿灯时，他又施施然跑到我跟前，冲我笑了笑，露出两颗大兔牙，仿佛高兴的不得了。我好生奇怪，后来才知道，这厮的单位就在马路对面。我们就这么结识了。
他大我十几岁，家里还有个小宝宝，妈知道后，闹了几次要跳黄浦江，我说他是个教授，学的跟钱学森一样！妈抹抹眼泪，“有屁用！”我赶紧又说，人家是院长，过几年当校长了，保不定还评院士呢（这谎撒的！）挣多少钞票！妈撇撇嘴嘟囔半天，总算不作声了。
还好沈送忙，家事概不计较。妈的家乡话他也听不懂多少，高兴时逗她笑笑，不高兴了就在饭桌上讲吴健雄和冯?卡门，把妈讲的倒了胃口。
不久他把东东从老家接来，没过几天，养了只雪纳瑞。这孩子肉嘟嘟的，实诚心眼，活像超超小时候。每天回家，刚一开门，毛茸茸的狗和汗津津的人全扑到我身上，把我撞倒了多少回。房间里天天叮叮咚咚，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楼下兰医师气咻咻来找了我两趟，我自知理亏，只能三番五次地赌咒发誓，又连哄带骗地吓唬小孩，无奈他很会撒娇，苗头未露就飞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起红扑扑的脸蛋叫我妈，我一颗心立马化成一滩蜂蜜水。这不前天还带回只黄嘴八哥。
沈送又高兴，又不高兴，我且懒的理他。说好陪我看展览，车都发动了，校长一通电话，市领导来看风洞，要他立刻回去。“领导真没时间概念！哎，全校就你一个人会讲吗？”“好了好了，工作第一。”“我还没见过风洞呢，要不带我一起去？”“别胡闹，回家烧饭去，三点半到少年宫接东东。”“没车怎么接啊？门口打不到车！”话没说完，他已跑的没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