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也正名乎：“中国”董氏针灸
既说是随笔，开宗明义第一篇，为什么又提出了一个颇为严肃的题目“必也正名乎”呢？自我解嘲，就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本来，自董师仙逝后，凡谈董师针灸之道的师兄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不管称董氏奇穴，或称董氏针灸，所强调的都是“董氏”真传，也从未在“董氏”之前，加入任何“地域”的字眼，如杨维杰师兄1980年的《董氏奇穴针灸发挥》及1992年的《董氏奇穴针灸学》，赖金雄师兄1987年的遗作《董氏针灸奇穴经验录》，胡文智师兄1987年的《最新实用董氏针灸奇穴全集》，胡丙权先生1986年的《董氏针灸临床精要秘录》及1991年的《董氏五行刺络针法》等书，还有陈渡人师兄1964年编的《景昌奇穴——针灸穴位及医案》讲义，都没有在“董氏”或“景昌”之前，加入任何“地域”的字眼。
董师自己的两本著作，1968年署名“山东董景昌撰述”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讲义，及1973年署名“山东董景昌编著”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教科书，除自称自己是山东人外，也没有在他的董氏针灸著作的“董氏”之前，加入“地域”的字眼。但奇怪的是，胡文智师兄的徒弟，李国政先生所出的一系列董氏针灸书籍，在1985年左右，顶起了“台湾”董氏针灸的旗号，姑且不论李国政先生在推动董氏针灸发展方面的功过如何，但在“董氏”之前，加上“台湾”这个地域性名词，就是值得讨论的。这个名称上的争议，本应由李国政先生的师父胡文智师兄出来说句话，但胡师兄一直未曾表示意见，直至胡师兄也参与了其弟子陈擎文先生的“台湾”董氏针灸典藏计划后，答案不言而喻。因此，杨维杰师兄和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师兄联络后，首先于去年（2008年）初，质疑“‘台湾’董氏针灸”一名的正当性，并且以董师著书时署名“山东董景昌”，提出与其用“台湾”董氏针灸，不如用“山东”董氏针灸，更合乎董师署名之原意。
殊不知，用“山东”董氏针灸，仍不合董师之原意。人们常对在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忘了。就像空气与水之于人类，何等重要，但平常若呼吸正常，饮水无缺，就会忘却空气与水对人类的重要性。同样的，笔者也犯了这个毛病，千找万找，居然忘了董师颁给自己学习董氏针灸的毕业证书。所幸这次世界针联邀请笔者在河南中医学院主办的“针灸风采全球行——董氏针灸中国大陆推广会”上主讲，为了证明自己是董师嫡传弟子，翻出这张毕业证书，才发现董师颁发毕业证书的职衔署名是“中国董氏针灸研究所所长董景昌”至此，历史真相大白，董师原意，不是“山东”董氏针灸，更不是“台湾”董氏针灸，而应是“中国”董氏针灸。即董氏针灸不专属山东，更不专属台湾，而是在中国文化及医学体系中所孕育而出的“中国董氏针灸”。
二董师论针灸的面授口传
董师景昌公，籍隶山东省平度县，生于1916年5月23日，殁于1975年11月7日（农历十月初五），享年60岁，同月15日卜葬于阳明山第一公墓。
董师生前留下来的著作，分别是1968年亲自撰述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讲义及1973年亲自编著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教科书，两书脉络相通。其间，1972年郭家梁前辈著的《实用中国针灸经穴学》附录有《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郭前辈的这本书，笔者原拥有，但不幸于1974年9月的葛乐礼台风骤来的水灾时，与笔者的大部分董针笔记，同时被淹没毁去。此外，还有两个董师为柬埔寨龙诺治病的用针记录，分别是1971年11月3日到26日及1972年3月25日至4月16日的记录。以上可说是董师生前公开的资料。
当我们看董师的著作时，首先应该看书的自序。自序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序，或称为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旨意、编次体例或作者情况等内容的文章，也包括一些问题的阐明。董师的自序，1968年和1972年的文字非常相近，两者的自序都相当简洁，而1973年的自序则更完整。唯1968年的自序里有两句独有的文字，很重要，即“援用现代语文，撰述本书”。因此，在书中的解剖项下，除西方的解剖学内容外，还将中医传统的五脏五行观，借神经之名以显之。
我们从1973年版的董师自序来说明。董师自序一开始除肯定针灸治病，历史悠久后，即点出宋仁宗时铸的“腧穴铜人”及颁行的“五脏图”。“腧穴铜人”指的是王惟一于公元1027年（宋天圣五年）造出的两座针灸铜人模型，并写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来说明。铜人的外形和普通青年男子的形状一模一样，手足和躯干等连接部分均装有榫头络瓣，可拆下来，也可装上去；体内则装着铜制的心、肺、脾、胃、肝、肾、大小肠等五脏六腑；铜人的表面还写了金字标明十二条经络和三百五十四穴位的名称。这两个铜人又称为“天圣铜人”。后来几经战乱，这两具铜人逐渐不知所踪，几十年前曾误认流落在日本，但经查访后，已予以否定。而明朝1443年出现的仿“天圣铜人”的“正统铜人”目前流落在俄国。对于中国针灸铜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参考央视制作的“铜人谜踪”DVD。
针灸铜人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五脏图”又是什么呢？如果是宋仁宗时代的“五脏图”，就应该是《欧希范五脏图》。北宋的《欧希范五脏图》是全世界第一部工笔细描的人体解剖图。谁是欧希范？他不是达文西、维萨留斯、王清任、哈根斯这类对人体有高度兴趣的人。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广西起义领袖欧希范、蒙干等人，由于中了宋官吏杜杞的圈套，在假意犒赏义军的宴会上，欧等人酒醉如泥，于是束手就擒，两天中有56人斩首于市。宜州推官吴简进行了解剖，并与书工将所见绘成图谱，名之曰《欧希范五脏图》。这幅图目前已失传，当时吴简还作了文字记录：“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氧，互令人吹之各不相厌。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之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傍有膀胱。”这段记录，与现代观察比较，有部分错误，但是对肝、肾、脾、心、大网膜等内脏器官位置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董师认为“腧穴铜人”与“五脏图”，“供世人参证，针术更趋昌明”。笔者特别注意董师用到“参证”两字，这是道家的用语，但与“内证”这个词有别。而供世人“参证”，也要先完成铸“腧穴铜人”，颁行依解剖而画的“五脏图”。即先有“参（观察）”，后才有“证（内证）”。这与伏羲氏先“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后，才“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一致的。而不是凭空“内证”而已。“参证”，要有参有证。因此，董师接着说：“垂今历两千五百年，医圣辈出，遗著亦伙，惜以文字深奥，语意含蓄，非躬亲体验，实难领悟真谛，是以面授口传，居于重要地位，但囿于私相传习，秘而不宣，致高深医理，每失所传，良可惋惜！”这段文字中，重要的地方在“躬亲体验”四字，没有“躬亲体验”，就“实难领悟真谛”，所谓的“面授口传”就是从躬亲体验中，达到领悟真谛。仍是“参证”二字的发挥。但若囿于私相传习，秘而不宣，则高深学理，会失其所传，这里就预藏了董师公开家传针灸的伏笔。
三董氏针灸另有渊源，自成一派
董师在谈及针灸秘传之弊后，接着提出历代针灸穴位的变动性：
“一般所传之针灸医学，循十四经脉络，定为三百六十五穴位。但观历代名医遗著，经穴经废弃者有之，经外再发现者亦有之。不独‘腧穴铜人’未臻完备，十四经脉络穴位亦迭有鼎革，针灸医学仍须继续研究与发展，乃不争之论。”针灸穴位既有鼎革，那董氏针灸不同于传统者为何呢？
董师写道：“景昌先祖所传针术，异于‘十四经’脉络，所设穴道部位亦与‘三百六十五穴’者大不相同，且重针轻灸，治法简便而功效显著，甚多诊断为难治之症，均经景昌以祖传针术神速治愈。吾董氏针灸另有渊源，自成一派。奈先祖遗著毁于兵燹，至深遗憾！所幸景昌记忆力强，对先祖面授之针术尚能牢记要诀，来台以后施行义诊，计有三十万病患同胞深受董氏针术之惠，复因三十万人次之临床验证，董氏针术之疗效乃无可置疑者也。”这段很重要，分别论于后。
“景昌先祖所传针术，异于‘十四经’脉络”，这是被许多研究董氏针灸者所忽略的一句话。这句话，对从1968年到1973年的书名都有的“正经”二字，有很大的冲击。因为，董师明言其先祖所传针术是“异于‘十四经’脉络”的，因此，所谓的“正经”，究竟何指，却没有明说。而观董氏针灸各区段的分布，与传统的“十四经”脉络有重叠之处，但也有歧出之处；尤其是各穴的五行解部，不完全依照所循传统“十四经”来决定，甚至与原来循行的“十四经”根本没关系。如在食指第一节掌面正中央偏向拇指外开三分的大间穴，解部就是心脏及六腑；其上二分的小间穴，则是肺分支、心脏及六腑解部。因此，董氏针灸的“正经”应另有解，而这个“正经”之意，有强烈的五行中各有五行的意思在内。而董氏针灸“正经”的意义，分别可从1964年陈渡人师兄《景昌奇穴——针灸穴位及医案》讲义、1986年胡丙权先生《董氏针灸临床精要秘录》及1988年池琛师兄的徒弟陆建中先生的《董氏棱针征穴学》里，略见端倪。
“所设穴道部位亦与‘三百六十五穴’者大不相同，且重针轻灸，治法简便而功效显著，甚多诊断为难治之症，均经景昌以祖传针术神速治愈。”这段文字，稍涉董氏针灸的朋友们都知道，因此不必详论。重点在董氏奇穴之“奇”，主要在其治法简便，功效显著，合乎“守数据治，无失俞理”，即执简驭繁，确实掌握选穴简要的原则。因此，“吾董氏针灸另有渊源，自成一派”。
可惜的是，“先祖遗著毁于兵燹，至深遗憾！”所幸遗著虽毁，但董氏先祖凭其记忆，尚留有“要诀”，“所幸景昌记忆力强，对先祖面授之针术尚能牢记要诀”，即由先祖“面授口传”，牢记住要诀，然要诀如何发展才能还原董氏针灸的原貌呢？那就是董师“来台以后施行义诊，计有三十万病患同胞深受董氏针术之惠，复因三十万人次之临床验证，董氏针术之疗效乃无可置疑者也”。从牢记的要诀，到“董氏针术之疗效乃无可置疑者也”，是董师经二十五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中，从三十万人的诊疗中，逐一“验证”出来的。而不是靠着一本载满穴道名称的“秘籍”发展出来的。身为1973年《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教科书助编的袁国本师兄曾经笑言：“如果老师手中有一本载满近两千个穴道的秘籍，那这本秘籍就不知道有多厚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1968年的董氏针灸讲义，到1973年的董氏针灸教科书，是董师从其三十万人次的“验证”中，删芜存菁“参证”出的精华。与孔子将从民间搜集的三千诗篇删减成三百篇的《诗经》，是同等的意义。因此，学习董氏针灸，就应以1973年董师亲自编著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教科书为准，才不负董师编书传针道的原意。
四董师对十四经主治之修订董师在阐扬董氏针灸的渊源及个人的“参证”过程后，对于传统的“十四经”的运用，也有其独特的见解。董师说：“景昌临床治病，固以祖传针术为要着，然对‘十四经’各穴之治效亦曾研究而比较之，经临床验证，一般‘十四经穴学’中所列各穴之主治病症，有未尽者，亦有效微者，特将有关穴位经景昌验证确定其主治之病症，按实修订附载于后，提供同道参考，亦期抛砖引玉也。”这个附录即《董氏对“十四经”主治病症之修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对研究董氏针灸起了他山之石的作用，因为里面充满了董氏针灸用针的思考，但以往都被学习董氏针灸的人，误认为不属于董氏针灸范围而忽视了。举个例子来说，在1973年董师亲编的董针教科书里，提到在眼中央直下之颧骨直下陷处有一个玉火穴，第一个主治就是心经之坐骨神经痛，但什么是心经的坐骨神经痛呢？在董氏针灸十个部位里，背部及胸腹部各区中都找不到答案。但这个心经坐骨神经痛的答案就在《董氏对“十四经”
主治病症之修订》里，一共有两处提到：其一是心经的“通里——治心经之大腿后坐骨神经痛”；其二是心包经的“大陵、内关、间使——治心经之坐骨神经痛，大腿后正中央痛”。也就是用《十四经》主治的内容补足了董氏针灸奇穴的内容。如果再仔细研究这个《董氏对“十四经”主治病症之修订》，将会发现许多后背及胸腹穴道的运用，都暗合董氏“不定穴”的含义。
大约三十五年前，笔者年轻时，曾为杨维杰师兄所办的中医杂志写过一篇“《董氏对‘十四经’主治病症之修订》简按”一文，后杨师兄在其出版的《董氏奇穴针灸发挥》及《董氏奇穴针灸学》中，都将此文附在书后，唯简体字版，把笔者的名字误为“王作民”而已。但这篇简按的内容相当不成熟，笔者有后记：“综上所述，是乃《董氏对‘十四经穴’主治病症之修订》的简按。乃是景师对于十四经穴之发明与贡献；其着眼点纯在临床之效验上，故独出一格。由于笔者从景师习针术仅三年，加以资质愚鲁，故于精妙处尚不能完全悟解。故于本简介中，不无疑误者。而凡有疑误处，盖由笔者任责之，识者察之，庶无损于景师针术之精妙也。”
除用针灸治病外，董师亦有家传的食疗特效方，名为《董氏祖传简便食疗特效方》。陈渡人师兄《景昌奇穴——针灸穴位及医案》讲义中有一董公食疗案：“痰迷心窍，师曰：痰迷心窍难以为眠，以甲鱼二两，白糖二两，香油二两，煎服三次必愈。”笔者临证也选用过几个，如酸枣核炒熟研末，每服三钱治失眠，生用亦每服三钱治昏睡不醒；黄芪每服五钱煮水喝，治糖尿病、倒食、脾胃虚、肚子胀，预防癌症；鸡脚草煎水洗膝盖以下，治痢疾特效，亦治鼻衄淋病；生姜一两捣烂合红糖一两煮水服之，治腹痛极效。这些都是笔者最常用的食疗特效方。
总之，《董氏祖传简便食疗特效方》是仍待开发的一个领域。而董师最经常用的中药成方，根据陈渡人师兄的记载，则包括了六味地黄丸、盐制桂附地黄丸、天王补心丹、炙甘草汤、黄精粉花生汤（治肺痨）及花生汤冲服白及（治肺结核）等。这个领域，还待更多研究董针的朋友们，一起来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