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沈福天从刘家峡水库工地回到北京，连家门也没进，就穿着那套沾满水泥灰的劳动布工装，径直赶往医院探望岳父甄超然。
当他走进病房，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这位形销骨立的老人时，几乎认不出是自己的岳父了。甄超然身体陷在被子里，整个人看上去显得格外瘦小。他闭着眼睛，除了偶尔咳嗽一声，几乎没有什么声息，完全处于昏睡状态。沈福天垂立在病床前，心里涌起一股酸楚，半晌说不出话来。甄可昕走过来，俯在父亲耳边轻声道：“爸，福天回来了。”甄超然没有反应，直到女儿重复了一遍，他才把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吃力地说：“垠年……回来了？谁让你回北京的，啊？”甄可昕知道父亲听错了，赶忙说：“不是哥哥，爸，是福天回来了。”甄超然这才哦了一声，重新闭上了眼睛。甄可昕帮父亲掖了掖被子，压低声音对沈福天说：“爸一直不准我给哥拍电报。一说起让哥回北京，他就冲我和妈发脾气……”显得有些无可奈何。沈福天看着一脸憔悴的妻子，也不知说什么好。但他心里清楚岳父为什么不让甄垠年回北京。这些年来，每逢岳父跟他在一起时，很少当着他提起甄垠年，仿佛和自己的“右派儿子”已经彻底划清了界线似的。听可昕说，甄垠年离开北京下放的最初几年，他们父子俩还通过几次信，但每次甄超然都在信中规劝甄垠年加强学习和思想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甄垠年似乎对父亲的说教很反感，索性不再回信了。后来，父子俩就几乎完全中止了通信，倒是甄可昕不间断地和甄垠年保持着书信联系，成了他和家里保持联系的惟一纽带。但甄超然心里其实是惦记着儿子的。有一次沈福天听可昕说，每逢一年一度的中秋和春节，甄超然总是要一个人待在书房里，翻出甄垠年以前的照片和书信，一看就是半天……此刻，沈福天心里有些恍惚，不由问了句：“红卫兵和造反派没有来医院……骚扰吧？”甄可昕说：“现在许多民主人士都被揪出来批斗了，多亏章士钊先生跟毛主席打了招呼，要不，爸在医院里治病也不会安静的……”沈福天知道岳父在重庆时就跟章士钊关系不错，而章士钊和毛主席私交非同一般。想不到在非常时期，这种私人关系起了这样大的作用。他不禁为岳父感到庆幸。
这时，甄超然大声地咳嗽起来。甄可昕赶紧端起痰盂，沈福天也过去帮忙，甄超然抬起头，又是一阵猛烈的咳嗽，脸都憋成了茄紫色，终于吐出一口血痰来。当他重新躺下时，脸色才渐渐恢复正常，呼吸也轻松了一些。他仍旧闭着眼睛，抬了抬手说：“给我把……把报纸拿来。”沈福天这才注意到，旁边的床头柜上叠放着一摞《人民日报》，沈福天不解地看了一眼可昕，意思是病成这样子还看报？“爸住进医院的头一件事就是让我给他订报纸。”甄可昕苦笑了一下，转过脸去，像哄小孩那样对父亲说：“爸，福天来看你了，你就别看报了，跟他说会儿话吧？”甄超然似乎这才意识到沈福天的存在，转过脸来，微微睁开眼睛，打量着他，“嗯，你像个工人阶级。”沈福天一时没明白岳父这句话的意思，正愣怔着，听见他又说：“水库的建设……没受影响么？”沈福天像对领导汇报工作似的说，“工地很偏僻，不像北京，基本上没受什么影响……”甄超然点点头，精神似乎好了一些。“这就好，再大的运动也不能妨碍建设。”他伸出一只手，颤颤悠悠地比划了一下，“福天，这场文化大革命跟以前任何一场运动都不同，毛主席是要给中国来一次彻底的吐故纳新呢，我老了，是要被‘吐故’掉了，你不一样……你刚回北京，要认清形势。中山先生当年说过，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话未说完，甄超然又剧烈地咳嗽起来。甄可昕给父亲轻轻捶着背，一边说：“爸，你病成这样，就少关心点国家大事吧！”
沈福天望着已经十分虚弱的岳父，回味着他刚才的那番话，是期望，还是告诫？不解其意。以后的许多年，每逢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重大转折时，他都会想起岳父去世前不久对自己说过的这番话，并试图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来。因为甄超然不仅是他的岳父，还是江大的创办人。在他心目中，甄超然一辈子都在忧国忧民，追求进步，某种意义上，沈福天一直是把甄超然当做自己的导师和楷模的，尽管他也许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岳父。
那天，甄可昕把父亲交给母亲程氏，跟着沈福天回了一趟家。自从父亲住进医院后，她和母亲一起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医院里照料，对自己的家门都感到有些陌生了。现在，沈福天总算回来了。甄可昕觉得，他俩终于可以专门腾出心思来认真关心一下他们的一对儿女了。
前些日子，如月不辞而别去串联了，儿子秋池则已经好长时间没回过家。眼下他们最担心的是儿子。“秋池比他二舅性子还倔，连去医院看看外公都不愿意，我真担心这孩子会出什么事……”甄可昕忧心忡忡地说。
沈福天刚回来，离开了这么久，北京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很陌生，对许多事情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对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明天我就去学校把他找回来……”他只能这样安慰可昕。
但让沈福天和甄可昕没有料到的是，没等他们去找，当天傍晚，夫妇俩正在索然无味地吃着饭时，秋池却破天荒地回来了。
§§§第二节
沈秋池回家的那两天，整天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闭门不出，还反锁上了房门，也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甄可昕做好饭去叫儿子，也是敲了好一会儿门才开。吃饭时，夫妇俩近乎讨好地争相往儿子碗里夹菜，试着打破眼前的这种沉闷局面，但沈秋池对父母的问话只是含混地嗯嗯，很少回答一句完整的话。吃完饭，便放下筷子，又一声不吭地回到小房间去了。
沈福天和甄可昕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感到无计可施。儿子的沉默不语，像一堵厚墙，堵住了他们之间交流的通道，沈福天和甄可昕此时都强烈地意识到，对已经十八岁的儿子，他们是那么陌生，几乎谈不上任何了解。尤其是沈福天，他觉得造成目前这种情形，跟自己长期不在家有关。他为自己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感到既内疚又惶惑。在他记忆中，自从儿子上中学后，他们父子俩几乎从没有认真谈过一次话，有时他从外地出差回来，儿子主动地跟自己说话，他却光琢磨水库上的事情，心不在焉地敷衍着。他还像过去那样，家里的一切全依赖着甄可昕。他怎么就没意识到，儿子早就不是小孩子，已经成长为一个能自己独立思考的青年了呢？“如月比我们都了解她哥哥，要是这孩子在家就好了。”甄可昕咕哝道，“你看见秋池的眼神了么？那不是一个中学生该有的眼神，我真害怕……”沈福天觉得，此时的可昕一点也不像个有着多年教书育人经验的教师。她的话愈发加剧了沈福天心头的不安。“不行，我得跟他好好谈谈。”他思忖着站起身，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仿佛在脑子里搜索打开自己和儿子间那堵无形的墙壁的钥匙。“你刚才进去看见他在房间里干啥子来着？”他问妻子。“好像在写什么东西吧？”甄可昕模棱两可地说。后来，沈福天把两只背在身后的手搓了两下，似乎是下了决心，义无反顾地向小房间门口走去。
甄可昕站在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那扇门口，肩膀倚靠着门框，双手不停地揉着洗过碗筷还没来得及脱下来的围裙，望着沈福天走到小房间门口，稍稍犹豫了一下，举起手来，敲响了那扇关得紧紧的房门。她担心儿子不开门，让他爸爸吃闭门羹呢。还好，门总算开了，只开了一条缝。沈福天生怕门又关上似的，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
门关上了，但甄可昕还是目不转睛望着那扇门。她没有心思做任何事情，满脑子想的都是父子俩正在进行的谈话。好几次，她蹑手蹑脚地走近那扇门，把耳朵贴近门缝，想听清房间里的动静，但不知是房门关得太严实了，还是他们压根儿就没说话，甄可昕什么也没听到，她只好失望地从门口离开了。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或许没有这么长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刻钟？小房间的门打开了。沈福天像进去时那样，从门缝里面显得很艰难地钻了出来。甄可昕惊异地发现，丈夫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岁，不仅走路的动作迟缓，脸色也有些颓丧，跟刚才进去时那副义无反顾的神情，完全判若两人。
这么长时间，父子俩究竟谈了些什么？甄可昕反复问沈福天，但丈夫支支吾吾，始终不告诉她。甄可昕的心再一次变得忐忑不安起来。
第二天早晨，甄可昕早早地起了床，做好早点，去叫儿子吃饭。她打算吃过饭之后带儿子去医院看他外公。可当她走到小房间门口，正要敲门时，却发现门虚掩着，推开门，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房间里面却空荡荡的。儿子已经不见踪影了。
甄可昕愣了片刻，赶紧去叫正在漱洗的沈福天。两个人手忙脚乱了一阵，收拾小房间时，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篇文章。虽然是油印稿，但从笔迹看得出是出自秋池的手笔。
夫妇俩脑袋凑着脑袋一口气看完了这篇文章，他们互相对视着，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沈福天一声不响地把文章原封不动用牛皮纸包裹起来，来到他们夫妇俩的卧室，从堆放杂物的隔板上取下一只陈迹斑驳的皮箱，这箱子还是当年沈福天留美时带回国的，里面放的都是他年轻时候穿过的一些旧衣服。此刻，沈福天将儿子的文章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子，用旧衣服盖好，然后合上箱子，重新放到了隔板上。当他做完这一切，转过身来时，正好和甄可昕的目光相遇。妻子的眼神使他的心往下一沉，但他努力平静着自己，把目光转到了别处。“你说，秋池会去哪儿呢？”甄可昕颤声问。
沈福天没回答。他也回答不上来，脑子一片空白。
过了两天，他们就得到了儿子在圆明园自杀的消息。
§§§第三节
据公安部门说，沈秋池是在圆明园上吊自尽的，死前怀里还揣着一大摞没来得及散发完的传单。沈福天猜测，儿子散发的传单大概就是他们在家里看到的那篇文章。但对于儿子的具体死因，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从那篇文章的内容看，儿子对正在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既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又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并不绝望，而是像一个受伤的战士那样，只是希望能够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既然如此，他怎么会突然选择自杀呢？
很长一段时间，沈福天都沉浸在对儿子内心世界的探寻中难以自拔。并且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负罪感，他无法忘记他们父子俩关在小房间里的那场谈话。“爸爸，你和妈妈为什么都出生在剥削家庭？当年你为什么要替国民党政府卖命？”秋池说完这句话，埋下头去，双手使劲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往下拽，整个脑袋垂到胸前，发出一阵狼嚎似的哭声。那一刻，沈福天仿佛被人扇了一耳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原本准备好开导儿子的“腹稿”也完全丢到爪哇国去了。他一直没有勇气把儿子这段话告诉妻子。对于那时几乎整天以泪洗面的甄可昕来说，岂不等于往她的伤口里撒盐？
沈秋池出事后没多久，久经病痛折磨的甄超然便去世了。祖孙俩离世的时间相隔还不到一个月。
这时，已经是1967年的春天了。沈福天还听到了倪爽“畏罪自杀”的消息。不久以前，倪爽还作为水利部领导成员到刘家峡水库工地出席过大坝围堰合龙的庆祝典礼，当时，担任工程指挥部副总工程师的沈福天坐在主席台后排，和倪爽只隔着两排座位。想不到才过去一年多时间，听到的竟然是她的死讯。沈福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尽管他和倪爽从来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交往，但从三十年代大学时的上海算起，他们相识也差不多有三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这三十多年里，倪爽作为一名正统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不是始终在为党工作吗？为什么到头来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
沈福天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倪爽的死因，当时有不少传闻。其中之一就是倪爽跟甄垠年的关系。据说造反派拿着从倪爽卧室里搜查出来的几十封甄垠年的情书，逼迫她交代和“大右派”的关系，大到“反动言论”，小到他们俩的“糜烂生活”，并且扬言要带着倪爽交代的“确凿证据”，去外地找甄垠年，将那只“死老虎”带回北京来一起批斗。但结果是不等他们掌握确凿证据，倪爽就从关押她的那栋九层高的水利部大楼顶上跳下去，“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
听到这些传闻后，沈福天心里很不是滋味。倪爽是不是真正“反党反人民”，他无从了解。但对于倪爽和甄垠年的“关系”，他却至少算得上是一个见证人。两人虽然相交多年，可始终若即若离，以自己对他们的了解，会有什么“糜烂生活”呢？
沈福天心里忽然萌生了离开北京的念头。他觉得，刘家峡工地上虽然有一些年轻技术员和工人成立了造反组织，自己也被拉到台上批斗过一次，但不管怎么，那儿是水库工地，一切以施工和建设为主。相对于北京这种错综纷乱的政治局势，地处偏远的大西北和黄河上游的刘家峡，简直就像个世外桃源了。但那一阵子，妻子甄可昕一直沉浸于丧子的哀痛里，自从儿子秋池出事后，整个人都变了样，走路无声无息，像个影子似的，有时整天都没有一句话。而女儿如月大串联回来后，怎么也不相信哥哥已经死了，接连几天嚷着要去清华附中找哥哥，还缠着要爸爸将哥哥的那篇文章拿出来给她看……面对着尚未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母女俩，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如果就这样扔下她们，沈福天心里着实放心不下。
就在沈福天左右为难的当儿，他忽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要他去单位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