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湖》第二稿完成后，我曾经给两位搞创作和评论的朋友看过，并同他们进行了交流。现将谈到的有关问题整理如下。
问：《江河湖》写了几年？
答：2005年夏天动笔，2008年夏天完成初稿，前后三年，但如果从构思算起，差不多整整五年。
问：也就是说，《梦之坝》出版时你就开始酝酿这部作品了？
答：实际上，2003年，当我在三峡坝区挂职和写作《梦之坝》时，《江河湖》就开始在脑子里萌动了。甚至可以说，《梦之坝》不过是写《江河湖》之前的一种热身和准备。
问：你觉得《江河湖》与《梦之坝》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哪里？
答：在《梦之坝》中，我关注的是围绕三峡大坝从论证到兴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曲折过程，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政治文化信息。而到写《江河湖》时，我把笔触集中到了人的身上，人与政治、人与历史以及人的命运。人物的活动空间也从三峡拓展和延伸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问：这一点我能够感觉到。在这部小说中，你着力塑造的是沈福天和甄垠年这两个性格和立场都迥然相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命运沉浮才是小说的主旨。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已经不少了，但大多数只是截取某个横断面，要么是反右、文革，要么是改革开放以后，时间跨度都不是很长。比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废都》以及阎真的《沧浪之水》等等。《江河湖》中的人物却贯穿了这几个时代，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你不只写了一代人，而是写了几代人，比如老一辈的甄超然，中间一代的沈福天和甄垠年，以及年轻一代的沈如月和邱少白等，完整勾勒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堪称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但正因为你展现了这样一个全过程，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感觉到你在处理这些事件时，虽然也体现出了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历史眼光和角度，但还是显得有些犹疑不定。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你的感觉非常准确。这实际上是我在写这部小说时觉得最为棘手的地方。一方面，我不想满足于某种现成的认知模式，希望尽可能地潜入到历史深处，揭示出人与时代以及政治的复杂关系来。包括对一些人物的处理，我既不愿意像许多小说那样，在神圣化某一类人的同时，去妖魔化另一类人，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面对某种新历史观形成的强大认知惯性；所谓新历史观，固然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它对复杂而充满歧义的中国当代史有时会造成某种简化或遮蔽。当然，我也不可能完全撑破它，因为这需要承担更大的艺术风险。我不能不顾及时代的承受力。
问：读《江河湖》时给我印象最强烈的，也是你这种正面书写历史经验和中国问题时表现出的勇气。另外，从长篇小说的叙述上看，我觉得《江河湖》也有别于新时期以来颇有影响的家族小说和成长小说这两种主要叙事模式，尤其在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中，基本上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格局都比较小，而你在《江河湖》中，将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和成长史有机地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当中，呈现出一种宽广的视野和恢宏的气势。这是一种典型的十九世纪风格，是巴尔扎克、雨果和托尔斯泰那些大师们曾经热衷过的，但二十世纪以来，这种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被许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过时了。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大多从个人出发，关注的是所谓人性的隐秘经验，喜欢采用一种民间化的视角，对民俗秘史之类情有独钟，你在《江河湖》中却将包括政治大事件在内的时代风云放在与人物同样重要的位置。这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
答：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世纪都有称为“共识”的审美经验，但它不能构成必须遵守的铁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脱离合唱队伍需要一种只身挺进的勇气，也意味着某种难度的增加。
问：你在《江河湖》中显然给自己设定了明确的写作目标。这种目标似乎是保守的，有一种“后撤”的味道，或者叫以退为进也可以。是不是这样？
答：你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但对于《江河湖》是否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写作目标，我还持怀疑态度，有待于更大范围以及时间的检验。实际上，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都在同自己的怀疑作斗争。最终之所以坚持下来，与其说是基于写作上的耐心，倒不如说是某种信念支撑的结果。刚动笔时，我女儿还不满周岁，而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中班了。生活需要信念，写作也需要信念。这是我写《江河湖》得到的最大启示和收获。
问：《江河湖》不是一部以情节见长的小说，读起来并不轻松。在长篇小说出版越来越商业化的背景下，你担心自己在《江河湖》中所作出的努力能够得到文学界，特别是广大读者和市场的认可吗？
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写了一部自己认为值得一写的小说。作为作者，我尊重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但对于别人怎么看，包括读者的看法，不是我能够预期的。
补记：《江河湖》在两家杂志“节选”发表以后，我又结合包括出版社在内的各方面意见，对稿子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不仅篇幅从初稿时的七十余万字缩短到六十来万字，一些情节和人物的处理，也都有较大的变化。在此，谨向提出宝贵意见的有关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
2010年4月21日武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