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亥根本没有怀疑赵高在搞什么阴谋，反而怀疑自己出了毛病。回去之后连忙找人算卦。算卦的人也受了赵高的嘱托，就对胡亥说：“您所以把马看成鹿，是由于您没有很好地斋戒的缘故。现在需要马上斋戒。”胡亥信以为真。连忙带着一批人到上林苑里斋戒去了。
赵高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胡亥赶远一点，让他躲起来。胡亥在上林苑里也不斋戒，倒是纵情游乐。一天，他率众射猎，偶而遇见一人从上林苑经过，就一箭把那人射死了。赵高知道了这件事，就嘱咐自己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装作不知道这件事，给胡亥写了一道奏章：“不知谁杀了人，把尸体移到了上林苑，希望能拿到惩办。”赵高就拿着奏章去对胡亥说：“听说这个人是您射死的。皇上杀了一个无罪的人，上天和鬼神都会生气。您还是躲远点吧，以免灾祸降到您的身上。”胡亥果然听了他的话，赶快离开上林苑，跑到咸阳县东八里的望夷宫躲灾去了。
赵高正好积极策划政变。赵高的亲弟弟赵成是郎中令，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赵高派他做内应。赵高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手中有些兵，由赵高派他率兵化装成农民起义军，攻打望夷宫，杀掉胡亥。其后是立胡亥的侄子子婴当皇帝，由赵高操纵。
秦朝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要经历第二次宫廷政变了。
首先，郎中令赵成在望夷宫中造谣，说农民起义军已攻入咸阳。赵高就急忙命令咸阳县令阎乐带兵保卫望夷宫，阎乐就趁机带兵冲进望夷宫，诈说反贼已经入宫，要进宫搜查。阎乐杀了守门的卫兵，直趋宫中，有少数太监和士兵想抵抗，全被阎乐杀死。赵高派人向胡亥报告说：“反贼打进宫来了。”等胡亥登上城楼四下一望，只见“反贼”四处乱窜，回望身后，只剩下一个太监。胡亥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啊，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太监说：“早告诉您也不听，我就是因为没早说话，才活到了今天，如果早说了话，早就死了！”
阎乐带兵冲到胡亥跟前，历数他的罪状说：“你大兴土木，荒淫无道，残暴成性，弄得天下皆反，还是极早自己了结吧！”
胡亥抖着身子问道：“我可以见一下丞相吗？”
阎乐说：“不行！”
胡亥退而求其次，问道：“我不当这个皇帝了，可以给我个郡王当吗？”
阎乐果断地摇头说：“不行！”
胡亥退而求其次，乞求道：“那就让我当个万户侯吧！”
阎乐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秦二世绝望，哀求道：“那我就带着妻子去当平民百姓，总可以了吧？”
阎乐吼道：“你啰唆什么，我是奉丞相之命为民除害，对你的要求，我不敢转达，你还是快点自尽吧！”
胡亥看看再无希望，如不自杀，阎乐就要动手了。他看着孤立的自己，又最后看了一眼豪华的宫殿，拔剑自杀了。
秦二世胡亥这只“跳蚤”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赵高杀掉胡亥以后，就立子婴做秦王，因为当时秦朝的大部分土地已被农民军夺去，秦朝只剩下不到原来秦国大小的一片土地。赵高这一建议，朝廷上无人敢反对。虽然大家都明白赵高取消秦国的帝国名分实际上就等于宣布秦朝的灭亡，是为自己开立新朝做准备，但也无人敢发表不同意见。只是子婴非常清楚，赵高很快就会杀掉自己的。于是，子婴趁赵高来看他之机，预先埋伏好士兵，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突然出击，杀死了赵高。
不久，刘邦率农民军攻入咸阳，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了。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走完了其15年的短暂历程。
据说皇帝是真龙天子，是龙的种子，天的儿子。至于龙是否真有，哪里见过，怎么生儿子，尤其是怎样跟人一起生儿子，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反正中国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信其有时，可以趋吉避凶，如果真有了这么回事，那也怪罪不到自己的头上，甚至还可以表上一功，或者炫耀一下自己有先见之明；如果没有，那也伤不了自己什么，短不了一根毫毛。既然如此，何必去做那惹事生非的傻瓜？这也许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一吧。
不过，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大起义时，农民军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这真是石破天惊之问。难道王侯将相是特殊的人种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残暴地统治人民呢？这么较真地一问，谁也不敢做肯定的回答。
当然，并不能因为陈胜、吴广这么一问，中国人就从此不信真命天子了。然而，即使如此，人们已经对所谓的“王侯将相”之“种”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远水不解近渴
《庄子》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庄子的家里很穷，到监河侯家里借钱。监河侯说：“好的。我将要得到邑里的很多金子，那时我再借给您三百斤。”庄子气愤地说：“我昨天来这里的时候，在半道上听见有叫我的声音，我回头看看路上的车辙中，有一条鲋鱼在里面。我向鲋鱼说：‘过来，您是怎么回事呢？’鲋鱼回答说：‘我是主管东海波浪的鱼。您能不能给我一斗水让我活下来呢？’我说：‘好的。等我游说吴越之王，引西江之水而迎接您，可以吗？’鲋鱼气愤地说：‘我离开了大海，无水可用，得到一斗水就可以活下来。您这么说，还不如到鱼市上去找我！’”
《庄子》善于用寓言来讲述道理。这个故事讲的是远水不解近渴的道理，讽刺了那些迂腐无用的空疏之举。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深刻的论述。
《淮南子》上说：“救助落水的人，给他金玉，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已经饿了很多天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必然等不及。”因此解决饥饿，不要指望宝鼎煮出的美味；抢救落水的人哪能等行步端正的慢性子。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施行切实易行的方针，才能把事情办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常说智谋之人讲的道理十分高深，即使是高智商的人理解起来也感到很费劲。如今制定普通人适用的法律，却尽讲些连智力较高的人也理解不了的道理，普通人怎么明白呢？因此，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坐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后再吃的；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不会非得有了绣花的绸衣才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应先做当务之急的事，再做其他事情。”韩非子还说：“现在人们所说的英烈之人都是言谈举止怪异的人，他们标榜冷僻的学问，讲道理过于玄妙，不切实际。我认为，冷僻就是无用，太玄妙就是不负责任。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养父母。侍奉君主、孝养父母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必须尊奉忠诚信义。若尊奉忠诚信义就不能不着边际。可见太虚的道理，冷僻的学问，都是迷惑人的邪术。”韩非子还说过：“非要亲眼见到别的人怎样做才能明白的人，不能说是聪明的人，因为人是一一看不完的。”因此《尹文子》说：“君子不空谈无益于治国的道理，不做容易做但没有收效的事。因此，他们论道，在各种政策、制度、权术的范围内；做的事多与种田务农、行军布阵有关。这就是说，要做的是实际急需的事。”所以，小人争论的都是儒家、墨家的孰是孰非，行事固执、偏激、虚伪；孜孜以求的只是名声而已。因而英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现在世上有些人，品行高蹈于众人之上，办事能力也在众人之上，能言善辩出类拔萃。但是，有这样的品行却不能用来教化人民；有这样的办事能力却用不到急需的地方；口才出众不去游说天下百姓；勇力过人，却无法在战场上率领众人浴血奋战。这四种超群之处，都是不能被用于正道的，往往成为祸乱的根源。
行善的人，使别人不能钻空子。为所欲为；心思机巧的，行事做得天衣无缝，让常人难以插手。可以说这些是独善、独巧的人，但往往达不到巧、善的最高境界。因此我们应以圣人之理为贵，不能只逞独善之能，要懂得和大家一起治理。行事当以合乎大众为贵。《文子》说：“先知先觉，远见卓识，可以说是乱世奇才。但太平盛世，这种人不值得以他为贵。知识渊博，而且能言善辩，可以说是聪慧伶俐，但英明的君主不会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臣下。目空一切，出淤泥而不染，可谓士大夫道德贞洁，但太平盛世不会用这个标准去教化百姓。所以，那些太崇高的道义准则，不能作为衡量百姓的标准。那些远非大众化的德行，不能推广为一国的风俗。因此，若是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住业绩；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不必非等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不可，而人能自主安排的原因，就是能按手下人所现有的德性、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文子》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主不能拿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三事来作为教化的标准。若是让百姓都依此行事、移风易俗，那是不可能的。如今只需自然耕作、自然生活，教之以行军作战，不觉中顺其大众。不提倡能力出众，勇猛盖世。
因此，古代圣明之君以顺势应变来通过难关。所以《淮南子》说：“能够顾全大局的人既安逸又不会走入穷途末路。单凭心机诡诈的人一定毫无收获，这些人。即使有离朱那样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缝衣针，也看不到清泉中的游鱼。即使长着师旷那样能分辨无数音调的耳朵，却听不清十里之外的声音。因此，有时任用一个能力强的人，却不能管好三亩宅院；若是遵循大道的规律，依从自然法则，天上地下都不难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识大局而度难关的意思。”
要善于树立法度来协调各种矛盾。《文子》说：“农民、士大夫、工匠和商人，无论在乡里、在州县，都是有差别的。农民和农民谈论耕种收成；士大夫和士大夫谈论道德修养；工匠与工匠谈论制造技艺；商人和商人谈论物价、利润。因此，士大夫大都品行端正；工匠都能相互提高技艺；农民在闲聊中改进了自己的经验；商人也增长了见识，不会折本。这就是所说的协调矛盾、各安其位。”
让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平等相待，不产生隔阂，可以说是最好的治国办法。因此叔孙通要制定礼仪，汉高祖说：“不会很难吧！”那时，叔孙通回答说：“礼这种东西，是随着人情世态而制定的。”张释之跟文帝谈论治国的道理，文帝说：“讲得浅近些，不要太高深，只要现在能实际施行就可以。”所以说，治理国家若是不从实际急需且可行的事下手，而以奇异为准，无异于让饿了多日的人等待黄粱米饭和肉食，让人拿着金玉珍宝去拯救溺水者一样荒谬。
古代，楚国的公输般，宋国的墨翟，用木制造的飞鸢能飞上天，但不实用。汉代的张衡能使车的三个轮子自己运转而无需外力。魏国的马钧能制出会吹萧的木人。但若没有实用价值，这些东西只是耗费精力、劳民伤财，害处多多。《庄子》说：“朱汗漫跟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本领，花了千金学费，学成后，却无处施展。”《文子》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其他方法，若不在这些之内，超出这些去弄别的，即使能统括天地，抓住万物，也只是治国之外的道理，对广大人民百姓来说，都是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因此古代圣人把这放置一边不提。”由此看来，做事在于切合实际，不应好高骛远，这是自古就有的道理。
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太阳、月亮普照万物，无与伦比，但仍有它们照不到的地方，这是由于它们高悬于万物之上。油灯和蜡烛虽然光亮微弱，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月亮所照不到的阴暗角落。”由此看来，治国之策，贵在能普遍实行，此理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圣君任用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儒家变法革新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变法不仅仅是法家的事，儒家也经常“变法”。如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吴起，曾被法家认为是善于变法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儒家的成分更浓一些。
吴起治国治兵，不以自然条件和已有的社会条件为决定性因素。他说：“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用兵之道，以治为胜。”魏武侯接受他的建议，“内修德政，外治武备，治国不以山川之险”，最终称雄一方。
当时，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公正，颇得将士欢心，便拜吴起为西河（魏郡名，辖境在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郡守，把他放在最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上，以抵御秦国和韩国的进犯。魏文侯死后，吴起便侍奉他的儿子武侯。魏武侯刚刚即位，为了了解国家的形势，便于当年（前395年）来到西河，乘船顺黄河而下，察看地形。在视察途中，武侯见高山大河，险要奇伟，十分感慨。他回首对吴起道：“山河环抱，形势险要。这是一道攻不破的天然防线，阻挡着敌人的入侵，这真是魏国的国宝呀！”
吴起听了，很不同意他的话，觉得武侯不懂定国安邦之策，便摇了摇头，对武侯说：“国家的兴盛衰败，在德不在险。”武侯见吴起不同意其观点，便问道：“这是为什么呢？”吴起便援引历史上不以德治国，不施恩德于民，尽管国家的山川地势险要，终遭失败的实例，对他说：“国家的兴盛衰败，在于是否施德于民，不能只依赖山川的险要。从前，三苗氏所居之地，左有洞庭湖，右有鄱阳湖，所处地势险要，由于疏于国家的治理，没有德行，不讲信义，被夏禹灭亡了。夏朝末代君主桀的所在地，左有黄河、济水，右有泰山、华山，南有龙门山，北有太行山，地势也很险要，由于不施仁政，商汤放逐了他。商朝末代纣王的国都，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北有恒山、南有黄河，同样因政治腐败，不行德政，被周武王杀死。由此看来，治国在于有好的政策法令，给人民以恩德，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如果您不施德政，恐怕连您乘坐的船上的人都会成为您的敌人。”武侯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敬佩地说：“你说得很对。”
吴起辅佐文侯和武侯，镇守西河27年，西却强秦、北灭中山、南败荆楚，屡建奇功，拓地千里。魏国强大起来，吴起也因此而名扬诸侯。
吴起本来可以在魏国有更大的作为，但后来遭到了别人的谗毁，不得不离开魏国。魏国的宰相田文死后，宰相的职务由一名叫公叔的人接任，他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却十分畏惧吴起。公叔的一个仆人深知主人的心思，对公叔说：“吴起很容易就可以撵走。”公叔问：“怎么做呢？”仆人说：“吴起为人傲慢并且喜欢荣誉。您可先对武侯说：‘吴起有雄才大略，可是大王您的国家太小，西面又与强秦接壤，实在不是一个让他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臣担心吴起无心再留在魏国了。’武侯如果问：‘怎么办’。您就可趁机对武侯说：‘可用把公主嫁给他的办法来试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意思，就必定答应娶公主；如果他不想久留，就会蔑视公主。这样一来，就能推断出他的心意了。’您利用机会邀请吴起到家中作客，故意让公主生气而轻视您。吴起如果看到公主这样瞧不起您，就必定推辞，不愿意娶公主。”果然，吴起看到公主那样蔑视魏国的宰相，就婉言谢绝了这门婚事。武侯起了疑心，渐渐地就不信任吴起了。吴起害怕惹祸上身，于是就离开了魏国，到楚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