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背负“重色轻国”的千古骂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引清入关”，也受了他同时代的诗人吴梅村所赐。吴梅村在《圆圆曲》中写道：“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另有“不为君亲来故国，却因女子下雄关”的诗句，都是讽刺吴三桂只为红颜，竟将大好河山送于清廷。据《儒林琐记》所载，当初吴三桂读了这几句，很不舒服，便想用“三千金请改其语”，诗人却骄傲地拒绝了！
对于这件事，《明史》的说法是“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清史稿》说“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
由此看来，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一点也不为过。
对此，有人称其为实录，并盛赞诗人为“诗史之董狐”。但也有人以为《圆圆曲》是文艺作品，不是史笔，并推想是因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民愤甚巨，才想寻出一个陈圆圆，用以讥讽他“为君亲报仇”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后来又因为吴三桂成为“贰臣”、“叛贼”，所以后来的史官，无论治《明史》或《清史稿》，也就别有用心地采用传说，“如是我闻”了。
那么，吴三桂到底为何要引清兵入关？对此，我们不妨从历史的细节作合理的推断。这就要从吴三桂复杂的性格说起。
首先，他“英略独擅”，是明朝一员有勇有谋的虎将，勤于读书习武，“终日无惰容”，而且善于治兵，20岁荣升为将军，27岁时就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明史》记载，他所率领的部队“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特别是他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明人看重“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吴三桂要算忠孝的杰出典范。他曾率数十家骑，冒死杀入数万清军的包围圈中去拯救父亲，可谓孝子；后在锦州城下，亲舅舅祖大寿来信招降，他用战斗来回应，可谓忠臣。
然而，他的性格极其矛盾，转瞬又会“冲冠一怒”，弃全家性命于不顾。他虽然神勇无比，可在事关明清命运的松山决战中，一向“敢战”的他却突然全身而退。而在京城告急、崇祯下旨命他“勤王”时，从他驻守的宁远（今天辽宁兴城）到山海关仅120公里左右的距离，本应昼夜兼程赶赴，可他“迁延不急行”，整整走了8天。这中间他有没有别的考虑，那就不得而知了。
以这样的速度“勤王”，看来吴三桂并不是很把崇祯的死活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在权衡利害。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随即“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并在三月底携带四万两白银前往山海关，赏赐已经14个月没有军饷的吴兵，后再次派人“携带万两白银和黄金千两给吴三桂，并发书封侯”，同时令吴三桂父亲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再三盘算后，吴三桂终于决定“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可就在把山海关交付李自成的人马后，他听说自己的女人被李自成（还有说刘宗敏）掠去，不禁怒发冲冠，愤然引兵反击“自成所遣守关将士”，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也就是为争这口气，他向清朝乞兵。当然，他肯定不会说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是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助他复仇。
坦率地讲，当初吴三桂并非诚意降清，只是想借力复仇罢了。所以多尔衮欲封他为王时，他则在回信中对是否“来归”并没有明确表示，只是含糊应对。《谀闻续笔》里也记载吴三桂请求多尔衮“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后吴三桂起兵反清，在讨清檄文中还指责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居燕都，窃我先朝神器”。清廷对此不敢正面回答，这就说明吴三桂当年与清朝的盟约并非子虚乌有。
然而，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被吴三桂击败后，竟杀了吴三桂全家40余口，彻底打破了吴三桂的幻想，也将吴三桂逼上了道义的绝境。在他看来，国仇（明朝的灭亡）家恨（全家被杀）全应归罪于流寇李自成。于是，他终于弃民族利益于不顾，死心塌地投降了清朝，在征战杀戮中发泄心中的愤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