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房玄龄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独收人物致幕下，与诸将密相申结，引杜如晦与参筹帷。及为宰相，粲然兴起治功，以州县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调天下之财，以八百府十六卫本天下之兵，以谏争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勣。御夷狄有道，用贤材有术。三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其后制节度使而州县之治坏，更二税法而租庸之理坏，变府兵为彍骑、诸卫为神策而军政坏，虽有名臣良辅，不能救也。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此三君子之后，代天理物，硕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谓一时之相尔。
萧之孙有罪及无子，凡六绝国，汉辄绍封之。国朝褒录韩王苗裔，未尝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夺袭爵、停配享，讫唐之世不复续，唐家亦少恩哉！
【译文】
帝王创业之时，必须有同心同德、出类拔萃的辅佐之臣，制定一代长治久安之计，否则的话，就不足以称为一代杰出的大臣。比如：名相伊尹、周公，他们的事迹可以从《诗经》、《尚书》中考知。西汉初，萧何辅佐汉高祖，他们刚进人关中，萧何就把秦朝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中的律令图册收集起来，认真研究，以便详细了解当时天下的要塞，全国户口的多少，强弱之所在，百姓的疾苦。汉高祖最初被项羽封为汉王后，想进攻项羽，大将周勃、灌婴、樊啥都支持他的想法，而萧何独有不同的见解，他说：“现在我们的军队不如项羽，已是百战百败了，我希望大王您先称王汉中，夺取巴蜀之地作为后方，然后收复关中。”汉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是关系到刘氏兴亡的最为重要的一个谋略。萧何又推荐出身卒伍的韩信为大将，让他独当一面，平定了魏、赵、燕、齐等国，使汉高祖刘邦无后顾之忧，得以专心与楚霸王项羽决战；萧何临死时，举荐曹参代替自己为丞相，使汉初政策较为稳定地执行下去；萧何还在人关中后与百姓约法三章，镯除秦朝的许多暴政，以此安抚百姓，申明汉朝之德。他的所做所为，为四百年的汉王朝江山，奠定了基础。
在唐代，房玄龄辅佐唐太宗也是如此。他最初在秦王李世民府为幕僚时，就注重招揽有才干的人物，把他们集中到秦王府中，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他为秦王秘密交结诸将，又引荐杜如晦参与运筹帖握。等到李世民即皇位，房玄龄任宰相，他又致力于治理国家，推行州县制从而使天下大治，使用租庸调制控制天下的财赋，用八百府、十六卫的府兵制掌握全国的军队，他又把谏净的职责托付给王挂、魏征，把兵权托付给李靖、李勣，他统御四方的各少数民族，任用贤才都很有办法。可以说，唐朝三百年的基础是房玄龄奠定的。后来，唐朝在地方设置节度使从而破坏了地方上的州县制，实行二税法从而破坏了原本很好的租庸调制，改府兵为犷骑、诸卫为神策军，使原来的军政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唐王朝即使有名臣良辅，也难以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大宋朝韩王赵普辅佐太祖也是如此，为了控制方镇，削减方镇的地盘，抑制其势力，他献策设置转运使、通判等官职掌握地方财权，使地方无财力与中央抗衡；又命京官为地方的知州、知县，使地方官不能结党营私：把那些功臣宿将集中到中央授给虚职，只吃体禄而不掌握军权；把天下的晓勇军队都集中在京师，强干弱枝，不使地方拥兵自重。此外，他的关于建法立制，量官用人等等一切政策，直到今天我朝还有赖于此。这三位君子以后，以天下为己任、光明磊落的英才，历代都有，这就是所谓的一时之良相。
萧何的子孙因为有罪或无后代，共六次绝国，汉朝廷每次都重封萧氏为诸侯。我大宋朝对韩王赵普的后代也很照顾，从来不曾忘却。只有房玄龄死后不到十年，因其子犯罪，被收回封爵，停止其在宗庙中配享的特权，直到唐亡也没有续封其后人，唐王朝对功臣也太薄情了！
名世英宰
【原文】
曹参为相国，日夜饮醇酒不事事，而画一之歌兴。王导辅佐三世，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末年略不复省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谢安石不存小察，经远无竞。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赵韩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瓮，满则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陈一切报罢，云：“以此报国。”此六七君子，盖非扬己取名，瞭然使户晓者，真名世英宰也！岂曰不事事哉？
【译文】
西汉曹参担任相国以后，日夜饮酒，无所事事，然而天下稳定，国泰民安，人们称他为“萧规曹随”，不敢越雷池半步。东晋王导身为三朝宰相，清静无为，而国家岁计有余，王导晚年更是完全不理政事，他曾经自叹说：“人们都说我糊涂，后人当思念我的糊涂。”谢安不拘小节，但深谋远虑方面无人可比。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他们的传记中没有可以记载的功劳。大宋韩王赵普凡是收到士大夫议论是非利害的奏书，都把它们放人两口大瓮中，装满后就全部烧掉。李文靖把中外上奏陈述利害的奏章全部压下，说：“我就以此来报效国家。”这六七位君子的本意，都不是想吹嘘自己，沽名钓誉，以便使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们真是名世杰出的宰相啊！难道能说他们无所事事吗？
檀弓误字
【原文】
《檀弓》载吴侵陈事曰：“陈太宰嚭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案嚭乃吴夫差之宰，陈遣使者正用行人，则仪乃陈臣也。记礼者简策差玄，故更错其名，当云“陈行人仪使于师，夫差使太宰嚭问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诗》引斯事，亦尝辨正云。
【译文】
《礼记·檀弓》记载春秋时的吴国侵犯陈国这件事时说：“陈国的太宰嚭被派到吴军中，吴王夫差对行人（官名）仪说：‘这个人话很多，何不问问他，师出必有名，人们是怎么称我们这次出兵的？’太宰嚭回答说：‘难道不是称你们为杀掠之师吗？”，按：太宰嚭乃是吴王夫差的太宰，陈派遣使者正应当是行人，那么仪应是陈国的大臣。这是因为《礼记》的作者把简策搞乱了，所以把人名也弄错了，这里应当这样说：“陈国行人仪出使到吴国军中，吴王夫差派太宰豁问他”才对。忠宣公在作《春秋诗》时引用此事，也曾予以辩正。
薛能诗
【原文】
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诗序》云：“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子美于斯，兴象不出，没而有怀。天之厚余，谨不敢让，风雅尽在蜀矣，吾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青苔浮落处，暮柳间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晏后恶风吹。香少传何许，妍多画半遗”而已。又有《荔枝诗序》曰：“杜工部老居两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欤？白尚书曾有是作，兴旨卑泥，与无诗同。予遂为之题，不愧不负，将来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抄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久闻名”而已。又有《折杨柳》十首，叙曰：“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衒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能专于诗律，不爱随人，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虽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诸？”然其词不过曰：“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桥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而已。别有《柳枝词》五首，最后一章曰：“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云：“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视刘、白以下蔑如也。今读其诗，正堪一笑。刘之词云：“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白之词云：“红板江桥清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其风流气概，岂能所可仿佛哉！
【译文】
薛能是晚唐诗人，所作的诗格调不高，却非常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他在《海棠诗序》中说：“四川的海棠很有名，而写海棠的诗却没有听说过，杜甫长期居此，却无大作问世。上天赐予我超人的诗才，所以我对杜甫不敢相让，我的作品大概可以在四川独领风骚了。”然而，其《海棠诗》也不过是：“青苔浮落处，暮柳间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晏后恶风吹。香少传何许，妍多画半遗”而已，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又在《荔枝诗序》中写道：“杜甫晚年在四川西部居住过，但没有写过有关荔枝的诗，莫非是有意写而没有来得及吗？白居易曾作过有关荔枝的诗，但是立意太粗浅，毫无创见，和没有诗一样。于是，我就作了这首《荔枝诗》，我可以毫不惭愧、毫不自负地说：将来的作者也许会把我这首诗当作吟咏荔枝的首唱之作。”然而，他的《荔枝诗》也不过是：“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抄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久闻名”而已。他又写了十首《折杨柳》诗，其自叙说“这支曲子广为流传，为它作词的人也很多，文人才子，各显其能，但没有一个不是把杨柳条比作舞女的腰肢，把杨柳叶子比作女人的眉翠，千篇一律，都是些陈词滥调，非常庸俗。我专攻诗律，学有所成，不爱随波逐流，因而搜肠刮肚，苦苦推敲，发誓要摆脱俗套，即使我不想标榜自己，但那些真正的知音们能舍弃我吗？”然而，他的《折杨柳》诗也不过是：“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桥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而已。另外，他又写了《柳枝词》五首，其中最后一章中写道：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他自己注释说：“刘禹锡、白居易二位尚书，曾经相继担任苏州刺史一职，都作有《杨柳枝词》，世人广为传唱，其中虽有奇句，但所用的文字太冷僻，音律也不甚规范，不够激昂。”薛能就是这样大言不惭。在他的眼里，只有杜甫还算可以，自刘禹锡、白居易以下，根本就不值一提。今天我们读一下薛能的诗作，就会觉得他的狂妄自大是多么的可笑。刘禹锡的诗写道“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白居易的诗写道：“红板江桥清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这些诗的风流气慨，薛能的诗难道能够望其项背吗？
汉晋太常
【原文】
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爵者乃封侯，其次虽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为间。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幹侯萧寿成，坐犠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郸侯周仲居，坐不收赤侧钱。绳侯周平，坐不缮园屋。睢陵侯张昌，坐乏祠。阳平侯杜相，坐擅役郑舞人。广阿侯任越人，坐庙酒酸。江邹侯靳石，坐离宫道桥苦恶。戚侯李信成，坐纵丞相侵神道。俞侯栾贲，坐雍犠牲不如令。山阳侯张当居，坐择博士弟子不以实。成安侯韩延年，坐留外国文书。新畤侯赵弟，坐鞫狱不实。牧丘侯石德，坐庙牲瘦。当涂侯魏不害，坐孝文庙风发瓦。緌阳侯江德，坐庙郎夜饮失火。蒲侯苏昌，坐泄官书。弋阳侯任宫，坐人盗茂陵园物。建平侯杜绶，坐盗贼多。自幹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夺国，武帝时也。自当涂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时也。下及晋世，此风犹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宇。五年，大风，兰台主者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盖循习汉事云。
【译文】
西汉自武帝以后，凡是担任丞相而没有爵位的人就可以封为侯爵。丞相以下，即使是御史大夫，也不予封爵。九卿中只有太常卿一职，一定要以现任侯爵担任，太常职掌宗庙和先帝陵园，动辄得咎，从汉武帝元狩年间以后，以各种罪名被废斥的太常卿有二十人之多。我估计这是因为汉武帝心中想削减诸侯国，所以故意让他们担任此职以便找毛病收回爵位和封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等书记载任太常卿而被削去侯爵或官职的人主要有：幹侯萧寿成，因为所用牺牲（古代祭祀用的牲畜）太瘦而被废；蓼侯孔臧，是因为衣冠道桥损坏而被治罪；郸侯周仲居，是因为不收赤侧钱（汉钱币名，以赤铜为外边，故名）；绳侯周平，是因为不修缮园屋；睢陵侯张昌，是因为祭祀的次数不够；阳平侯杜相，是因为擅自征役郑地舞人；广阿侯任越，是因为宗庙里的祭祀用酒腐败变质；江邹侯靳石，是因为去离宫的道路、桥梁太难走；戚侯李信成，是因为纵容丞相侵占神道；俞侯栾贲，是因为雍地（今陕西风翔）所贡牺牲不合乎要求；山阳侯张当居，是选拔博士时弄虚作假；成安侯韩延年，是国为私自留藏外国文书；新畤侯赵弟，是因为审判案件时弄虚作假；牧丘侯石德，是因为用于祭祀的牲畜太瘦，当涂侯魏不害，是因为孝文帝庙上的瓦被风吹落；緌阳侯江德，是因为看庙人夜间饮酒，致使宗庙失火；蒲侯苏昌，是是因为泄露了官府文书的内容；弋阳侯任宫，是因为有人盗窃了茂陵的东西；建平侯杜绶，是因这一带盗贼暴徒太多。他们这些人中，从嘟侯萧寿成到牧丘侯石德十四位侯，都被夺去爵位，削去封地，这是汉武帝时期的事。从当涂侯魏不害到建平侯杜绶五位侯，只是被免去官职，仍然保留爵位，这是昭帝、宣帝时期的事。此后到了晋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有一天起了大风，宗庙网楼上的屋瓦被吹掉几片，因此太常荀寓被免职。第二年，又起大风，御史台的长官到宗庙中检查受破坏的情况，发现有十五处瓦略微倾斜，于是就停止了太常的职务，并因此处罚了一大批官员。陵墓上有一根直径约七寸二分粗细的荆条被人砍去，司徒、太常四处奔波，非常紧张，不久太常便被关押，长期得不到释放。这大概是沿袭汉代的惯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