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从监察御史任上被贬到阳山(今属广东),新旧《唐书》都认为他是因为议论宫市扰民问题而得罪。按:韩愈的《赴江陵途中诗》自叙其中的原因很详细,他说:“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为韩愈所作的神道碑写道:“关中大旱,饥荒严重,饿浮遍地,官吏仍勒索百姓以求恩宠。先生上疏说京师为天下根本,百姓遭灾如此严重,请求朝廷减少摇役,免去田租。执政者因此很憎恶他,于是将他贬出京师。”由此可见,韩愈被贬显然并不是因为议论宫市之事。神道碑另外又写了三件事说:“韩公任河南(今洛阳)令时,魏州(今河北大名)、郓州(今山东郓城县)、幽州(今北京市)、镇州(今河北正定)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韩公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布署官吏,事先中断他们与人民的往来,等天明就上报朝廷公布,四镇的留守官员十分惧怕,立即恳求韩公不要上报。此后郓州留邸果然谋反,还妄图血洗东都(今河南洛阳),以响应淮西(今河南汝南、信阳一带)、蔡州的叛乱。等到韩公跟随统帅裴度任行军司马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人蔡州,必能擒获吴元济。裴度未及实行,李朔心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人蔡州,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公惋惜。韩公又对斐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以用言辞说服,不必使用兵力了。于是找到了布衣柏耆,亲自口授了致王承宗的书信,让柏耆笔录下来后,携信进人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慑于兵威,就上表请求割让德、棣二州献给朝廷。”李翱作韩公行状,所记与上述大致相同。新旧《唐书》都未记载此事,而且把收服镇州,完全归功于柏耆,难道是未曾见皇甫湜的文集吗?《资治通鉴》也只是说柏耆以计策进见韩愈,韩愈替他禀告裴度,写了一封信派柏耆前去镇州罢了。
论韩公文
【原文】
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杨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抵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激,或爽于用。”此论似为不知公者。汉之语云:“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译文】
刘禹锡、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都极为诚恳地称赞韩愈的文章。刘禹锡的诗说:“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李习之的诗说:“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他又说:“韩公常认为从扬雄以后,就没有真正的作家出现,他所作的文章未曾模仿过前人,却总是能与前贤并驾齐驱。有志于学习古文的年轻人没有不把他的文章看作楷模的。”皇甫持正说:“先生的文章,无论什么形式,都十分高妙。他深入钻研《六经》的精髓,掌握圣人权衡事物的观点,与天下作家为友,坚决抵制异端邪说,以扶助孔子,捍卫伟大的儒家经典。他的思想包古含今,无边无涯。他的文章笔势雄健,词藻华丽,震惊天下,内容的充实填密,章句的妥贴美妙,登峰造极,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从周代以来,仅此一人而已。”又说:“先生作文章,立意、语言似乎都是出自天然。他学习孔子、孟柯并以文章发扬他们的思想,鲜明壮美,是唐代散文的大家。”又说:“先生的文章,如长江秋天的洪流,一泻千里,气势磅礴,但如用于灌溉,则可能是不适用的。”这一点如同不了解韩公似的。李汉说:“韩公文章的奇诡如蛟龙在飞翔,文采如是虎凤跳跃,语言锵铿有力如韶乐鸣奏,文章像太阳那样光芒四射,像宝玉那样晶莹璀璨,表现出孔子的思想,周代六经中的感情,千姿万态,最终是对道德仁义的润泽、表现,这是很明显的。”这四个人对韩公的推崇可谓到极点了。及至苏东坡的《韩文公庙碑》一问世,所有的评说都销声匿迹了。苏东坡说:“一个普通的人却成为百代宗师,说出一句话能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是因为他和天地的化育万物并论,和国家命运的盛衰有深切的关系。从东汉以来,儒道衰丧,文风败坏,经过唐朝贞观、开元两个盛世也不能挽救,只有韩文公谈笑着挥斥邪说,天下人狂热地追随他,使思想和文风重新回到正道上来。他的文章使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得到振兴,他宣扬儒道,把天下人从沉溺中拯救出来,这难道不就是赞助天地、关系盛衰、浩大独立的正气吗?在碑文后面,苏东坡又写了一首骑龙遨游白云乡的诗,慷慨激越,直追《诗经》中雅、颂的风格,正是所谓的如捕龙蛇,搏虎豹似的。苏轼的语言,气势真大啊!
治生从宦
【原文】
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涂,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赀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宦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译文】
韩愈的诗说:“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而经营家业与做官,本来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没有人能兼得的。张释之用钱财买了个郎官,十年不能升迁。他说:“长久做官耗费了兄仲不少财产,却又得不到升迁,真是太窝囊了。”于是打算辞职回家。司马相如也是用钱买了个郎官,因生病免官后,家里很穷无法谋生,不得已跟随老朋友到了临邛。等他带着卓文君从临邓回到成都时,家里穷得只有四壁空立而已。
真宗末年
【原文】
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它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吏侍。”更无它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云:“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案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纪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褷,褷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译文】
真宗晚年长期有病,上朝时不多说话,所下命令有时不够周密。以前有些笔记杂传多认为是权臣假传圣旨。其实不然。钱惟演(溢文僖)在翰林院学士任上,有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笔录》一部,记载每天琐碎细小的家事和奏答皇上的话,还有他所听到的话,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如下:寇准罢相那天晚上,钱公值班起草制书。皇上问:“给寇准什么官合适?”钱回答说:“王钦若最近罢相出去,授给太子太保衔。”皇上说:“再高点儿是什么职务?”钱回答说:“太子太傅。”皇上说:“给寇准太子太傅衔。”又说:“另外,再给他一个优厚的待遇。”钱惟演回奏只请封寇准为国公。当时枢密院有五位长官,而中书省只有参知政事李迪一人。一个多月以后,真宗召翰林学士杨大年,命令说:“冯拯授吏部尚书,李迪授吏部侍郎。”别的什么也没说。杨大年回奏说:“如果只升官,应当是中书省起草制书。枢密使、平章事的任命,才需要翰林学士院下达制书。”皇上说:“授给他们枢密使、平章事。”杨大年对皇上的旨意也很忧虑,可是又不敢再次询问,提出不同意见,只好退下来起草制书,任命李迪为吏部侍郎兼集贤殿大学士,冯拯为宰相兼枢密使。又过了四天,皇上召见知制浩晏殊,晏殊退下去后,才召见钱惟演。皇上问:“冯拯的事如何商量裁决?”钱回答说:“外面议论很好。只是枢密院竟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政事堂)依旧只有一员,因此外面的人感到怀疑惊讶。”皇上说:“那怎么安排呢?”钱惟演回奏说:“如果再让冯拯人中书,就是表明原来错了。只有在曹得用、丁谓两人中选一个过中书省去,却不妨事。”皇上说:“谁可以?”钱回奏说:“丁谓是文官,应当进人中书。”皇上说:“就让丁谓人中书。”钱就奏请授丁谓同平章事,又奏请让他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馆)。又请求加曹利用平章事。皇上说:“授给平章事。”
按:真宗末年大规模的授职、拜相,原是真宗开的头,至于如何更改变动,其权柄则是掌握在词臣手里,他们可以舞文弄墨、营私舞弊,皇上却毫无察觉。寇准罢相四十天后,周怀政事件才发生。温国公司马光的《沫水纪闻》、苏辙的《龙川志》、蜀国公范镇的《东斋记事》都误以为寇准因周怀政的事情而被罢相,其实都是错误的。我曾把钱惟演的《笔录》给李熹看,他在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时采用了,却又误以为皇上召晏公那天为寇准罢相之日,这也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