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脸色是易变的。
屡立战功的皇甫嵩将军在被派遣西北抗战不久即被朝廷免职，从前线紧急调回。中央政府收回他的军权，削减他的爵位和食禄。
表面上的原因是皇甫嵩将军在西北前线连战无功，耗费甚多。但内情人知道，其实是皇甫嵩将军开罪了当朝著名的宦官赵忠、张让二人。
当年皇甫嵩在冀州出战张角的时候，途径赵忠的家乡邺城。赵忠的豪宅在当地筑建得金碧辉煌，明显超过国家标准。这种踰制行为在当朝是极不允许的，赵忠公然藐视法纪，欺瞒朝廷。皇甫嵩出于对法律的尊崇以及礼制的约束，奏请刘宏没收赵忠的豪宅。赵忠因此一直对皇甫嵩怀恨在心。
同样对皇甫嵩怀恨在心的还有张让。张让出于贪腐本性，不问缘由的向皇甫嵩勒索钱财五千万。这可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五千万可以买十个司徒官位了。想当年崔烈（就是那位建议放弃凉州的高官）只是凑了五百万给刘宏，就顺利坐上司徒这个高位。皇甫嵩当然不肯给予这笔毫无根由的巨额费用。
皇甫嵩得罪了两位本朝当红的宦官，没过多久便接到中央政府的命令，指责他征战不力，让其解甲归府。
像皇甫嵩这样屡立战功、颇负盛名的高官将军都不能幸免于难，慑于宦官，其他低级官员就更难逃避宦官的威福。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像前面所述，因议事失言的才子蔡邕、怒骂宦官的愤青张钧、请诛宦官的御史刘陶等等官员，因各种缘由被罢官免职，但实情都是因宦官赵忠、张让等人在背后操控，左右刘宏决策。
宦官内部同样斗争激烈。那位忠直敢言的宦官吕强亦是因为得罪赵忠、张让等人，被诬陷下狱。
当年吕强向刘宏进言，批评曹节、王甫、张让等人残害忠良、祸国殃民。他说曹节等人功微祐薄、品卑人贱、谗谄媚主、疾妒忠良，每一条都鞭中曹节等人的死穴。他将这帮人比喻为前秦的大奸臣赵高，应当判处他们车裂极刑。
随后黄巾事件爆发，吕强又建议刘宏要诛杀这帮贪官污吏，当时吓得诸多宦官纷纷自求退位。
赵忠等人实在不能容忍吕强这枚眼中钉，于是他们编造了一个理由诬陷吕强。他们向刘宏打小报告，说吕强常与党人共议朝政，多次偷偷阅览当朝的禁书《霍光传》。
这是一本历史传记，主要讲述前朝西汉权臣霍光大将军的生平事迹。这位大将军曾经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将当时刚即位二十七日的天子刘贺扯下皇位。霍光带领群臣在宗庙里，对着皇帝的列祖列宗，细数刘贺的罪数过错。随后废黜刘贺的皇位，另立天子。（班固《汉书·霍光传》）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并不亚于图谋不轨，煞有其事的说得吕强好像正在密谋废黜天子。
刘宏当年也是为大将军窦武所拥立，隐隐之中仿佛看到大将军将自己废黜的影子。这是刘宏最忌讳而不能容忍的事情。
刘宏勃然大怒，下令让皇室警卫携带武器押赴吕强进见，这显然是要兴师问罪的节奏。
吕强最终并没有来到刘宏的面前，也没有向任何人辩解。据说当时吕强很忿怒，只说了一句气话，便拔剑自刎了。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
意思是，我吕强一死，天下必定大乱。身为大丈夫，理应尽忠为国，怎能对簿公堂！”（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吕强传》）
吕强的这句话最后并没有传到刘宏耳中，而刘宏所听到的版本是：吕强畏罪自杀，奸情昭然。最终，吕强的宗亲家族全都因此被捕下狱，财产也被没收充公。
没有人能够知道究竟吕强有没有偷阅禁书《霍光传》。这个似乎已经不重要，刘宏不关心。
当朝很多官员都能够看出赵忠、张让等人贪污腐败，残害忠良。不少政府官员认为，引起国家****的根源正是宦官弄权。
宦官被士人视为卑贱的职位，似乎天然就带有一种肮脏的人格。但这丝毫不影响宦官的政治前途，他们深受天子刘宏的宠信。
刘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这一句话，深深的刺痛了广大士人那颗高傲洁癖的心灵。
宦官没有生殖器官，不具备生育能力，理论上应当无子无孙。况且宦官出身卑贱，肮脏污秽。而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至尊至上。两者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高贵的天子居然宣称卑贱的刑人为父为母，天地颠倒。
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士人万万所不能接受的。这句话也被载入史册，作为刘宏宠信宦官、昏庸无能的有力证据。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三两日即可建立的，尤其是身处高位的刘宏，不可能一下子对某个人产生信任甚至依赖。赵忠、张让等人长期伺候在刘宏的身边，朝夕相对，除了工作感情，难免有些私人感情。
且赵忠、张让等人能够把握住刘宏贪玩好色的本性，投其所好，致其堕落。而刘宏与外廷大臣见面的机会本身就少，所接触的都是关乎国体的大事，严肃慎重。有时候一些铮铮谏语又是如此的刺耳难听。
良仕忠言逆耳，奸臣谗谄媚主，或许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有着天子撑腰，赵忠、张让等人便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将自己的宗族亲信安插在各级政府机构，遍布中华州郡。
他们不仅自己勒索官员钱财，还放纵亲信搜刮民脂。
他们将贪腐搜刮得来的钱财用来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需求，纷纷大兴土木，仿照皇宫的式样修建私人宅第。根本没有将大汉的法律与礼制放在眼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