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人说张利的父亲尼嘎才里是千万富翁。尼嘎做过白马藏族乡的乡长、书记，后来调进县城，住在政府的院子里。很多年，我们都进出同一个大门。他高瘦，面黑，看上去还很年轻，进出都是默然的，很少与人打招呼。张利也与我进出同一个大门，只是张利在外面跑，真正碰面的时候并不多。大凡她都是从出租车或小车里出来，提着或背着包，披着披风，戴着帽子。不再穿她们自己的服装，自然也不戴她们自己的毡帽，完全是我们在电视上看见的明星装扮。偶尔也看见她穿民族服装，拴花腰带，插白羽毛，多是刚参加过地方性演出下来。张利的美是足以打动我的，它除了白马人自身的天然，还兼容了现代时尚的气质和细节。有时候你说不出更爱哪一种，它们在你的视线里呈现出的既是一种统一的生命形态，也是一种包容的文化形态。
张利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在舞台上（县上市上政治性的、白马商业性的和电视上消费性的），一种在白马的日常中。带了政治性的舞台表演，民族民俗的东西显得僵硬、符号化，表演者也显得僵硬。商业性的表演过于娱乐，民族民俗的东西显得程式化，缺少灵魂。电视上更有装扮与剪接，人一紧张就不在状态。我喜欢张利在白马日常生活中的样儿，她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姑娘，她感受得到自由，感受得到自己的血液与根的牵连。很多年前，我在祥树家的一个仲夏夜看见她刚跟一群白马姑娘疯过——疯累了，睡在一个亲戚搭在自家小卖部里的木床上。几年之后又在厄里家她自己家里看见，坐在一张桌上跟两个白马姑娘打闹，我拍下了那个场景。她的笑是清澈与欢畅的，就像她们家门口断流之前的夺补河。她的柳叶眉，她的大嘴巴，她的皓齿，她的下颌……她不再是张利，她是嘎尼藻。“嘎尼藻”只是三个音节，“藻”是海子的意思，“嘎尼”是杜鹃花开的意思。
我一直想对张利做一个访谈，一直没能如愿。今天广元市的市长马华是一个走得很远的白马人，张利是又一个。在我这样一个热爱白马人的旁观者眼中，张利也是有她的欠缺和局限的，比如她不该仅仅利用自己外在的声音优势去钟情红歌，不该停留在对经典歌曲的学习与模仿上，甚至不该去学唱那些对白马音乐只晓得皮毛的曲人词人编写的歌曲。我希望张利还是做一个白马人，做一个白马的歌者，重视自己的直觉和血液中原生的东西，理解白马的自然、历史，以及与历史、自然的融洽，唱白马人自己的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做张利的访谈。我怕张利仍旧是嘎尼藻，仍旧是一个海子——而我又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海子，有着怎样的深度和含盐度。
4.在我居住的县城里，每天都能遇见三五成群的白马人。一丝不苟地穿着他们自己的服装，花腰带和野鸡翎子格外显眼。说是三五成群，其实很多都是七个八个成群。每次遇见，我都要去想，把他们比着什么，灌木丛的杜鹃花，还是被污染的河面上的白沫？虽然同居一城，但他们是很难融到我们汉人当中的。我们在县城看见的白马人群，不管是穿汉服的还是穿他们自己民族服装的，里面都没有一个汉人。他们讲的语言也一样，在街头巷尾听见，也不融。然而，不管走到哪里，白马人跟自然却是融洽的。我们汉人讲究，坐要坐椅子，睡要睡床。白马人不讲究，公路边的石头、公园里的树木和草地、街边的水泥台阶，都可以是他们的椅子和床榻。公园改造之前，我时常看见有白马人睡在迎客松下面的草丛里，旁边还睡着小孩子，白毡帽滚落在一边，树荫落在脸上。
就我的观察，少数民族都跟自然很融洽，越是原始的民族越是跟自然融洽。当然你可以说，融洽也是依赖。我想，是文明阻断了我们与自然的通联。事实上，我们的确是从自然当中活脱脱辟出了一个文明的世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自然了；然而，我们因此也失去了原初的很多自然属性，失去了与自然融洽的趣味。最关键的一点——也是最危险的一点，是我们自大了，看不见自己作为生命轮回的轨迹了，太过于追逐物质文明而忽视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边际——作为存在的美学，也失去了静谧感。
从1986年第一次走进白马至今，我到过白马也有几十次了，对白马的熟悉程度几近对自己出生地的熟悉程度了，也生了感情。王坝楚寂寞的小街，夺补河流过的灌木丛和草滩，焦西岗的风，祥述家一畦畦的甜菜和莲花白，扒西家的洋芋地，从羊洞河看过去下壳子错落有致的杉木板房……在我的记忆中都是非常地清晰，有着逼真的细节。从王坝楚到祥述家的每一段路、每一个拐弯，我都是记得。焦西岗在初春上午九点有一种炫目的静谧，阳光就像头巅水蓝的天空仅仅是视觉的，肌肤感觉不到一点暖意。大风吹弯了杨柳树，山寨和后山依然是静谧的。从夺补河畔往上看，半坡上的焦西岗像一头骄傲的牦牛。仲夏雨雾中的祥树家潮湿、朦胧，周边有果木、蔬菜和灌木衬托，水淋淋地葱郁。从下壳子看上壳子，高在云端如仙境，但也是外人不知其苦难的仙境，除了肩挑背磨，还包括一些白马男子娶不到女人的饥饿人生。云雾松动的时候，一束强光打在下壳子，渲染出一片高到天际的幻境。
几次在羊洞河右岸的下壳子眺望上壳子，都涌出一种要进到寨子内部的冲动。我知道云雾中、蓝天边或骄阳下的上壳子不只是一些轮廓，它跟我们所熟悉的下壳子一样，有着丰富的细节和独特的气味。虽然在高山移民中居民都搬迁下来了，它毕竟是历史的创生，也是历史的遗迹，千百年里有过一幕幕的生命现场。
2006年春天第一次去下壳子，当时人刚刚搬迁走，看见的还是一个残留着白马人气息的山寨。几条通往寨子内部的小径都还是白色的，不曾像后来长满野草，变得荒芜。寨内的路道也还很整洁、通畅，没有障碍物。我在寨子里跑来跑去地拍照，走独木梯上到三层的木楼，眺望羊洞河和上壳子，着迷于板壁上用木炭和粉笔写下的生生的汉字，也着迷于路道上光溜溜的铺路石，本能地去联想那接触过石面的一双双脚，它们都有一个支撑它们的怎样的身体、怎样的面孔？它们都去过哪里？它们有很多细节，包括与它们相关的细节，在羊洞河畔，在杉木板房里的木床上，在后山，在烟熏火燎的火塘，在长了野花的碓窝边……走在下壳子，脚下感觉很松软，任一角度提供给我们镜头的都是不忍错过的好风景，包括野地里正开的野菊、土坎上刚发芽的怪树和寨门口晾晒粮食的木架。各家各户的房子都是完好的，无论是夯土墙、杉木板的旧式民居，还是新建的两三层的藏式木楼。整个寨子给我的感觉，并非是无人居住，仅仅是寨里的人出去种地了或者参加祭祀了，傍晚便会回来。
与我同去的朋友带了摄像机，拍摄到的更多、更完整。他是来自平原地区的一位画家，我不知道他对这样一个刚刚被遗弃的白马人寨子会有什么样的理解与感觉；我想，他更多的反应可能在视觉，而不是像我这样在思想和想象当中。他看重的是构成画面的元素，诸如轮廓、光线、色彩，而我留意的是这些元素背后的人——他们的日子，他们祖先的日子。不过我知道，无论是他还是我，对于下壳子，对于这些民居曾经的主人，都是有隔的，都是无法融入的，就像我们在寨子内部穿行的身体，分明不是寨子的一部分。
之后又去过几次下壳子，景象一次比一次颓废、荒芜，路道上满是野草，屋顶塌了，土墙倒了，阳光下空寨的寂寞听觉和肌肤都可以感觉到。我站在高坎或木楼上，阅读到的是时间的风化，被遗弃的成堆的生活用具（石碓窝、搪瓷碗、木柜、塑料盆、背水的水桶、脏衣裳、花腰带）越来越接近文物。透过木窗和墙缝，可以看见房间里的木桌、木窗和贴在板壁的奖状，虽已满是尘土，但还是生活的痕迹。照着阳光的房间敞亮，看得见一粒粒的浮尘。背光的房间阴暗，物件上布满暗影。在墙根和木楼上，也能看见白马人使用过的特殊的犁，以及与犁配套的木杠——他们叫二牛抬杠。铧子取走了，只剩下木头的部分，却并不影响我对白马人犁地的情景的联想。我时常去想下壳子在民国时候的情景，上世纪五十年代废除土司头人制度的情景，六七十年代搞阶级斗争的情景……时代的表层之下，依旧有背水姑娘的歌声，有恋爱的喘息和孩子们的打闹声。
有一次去是四月，阳光暖和得像一张麂皮，果木刚刚开花，枯草没膝，我们睡在寨门外的枯草里，背后是一座座明晃晃的空楼。下壳子从时间里脱出来，我们也从时间里脱出来。对面的上壳子，远处的雪山，身体下面压着的野菊，也都不再受时间的约束。来去的小道上也是没膝的枯草。我几次拔开草丛，看见光光的石头，它们有着超出新石器的光洁度。小道从羊洞河上的一座藤桥开始，穿过草坡和灌木丛，绕过陡峭的山崖，通到了下壳子的内部。百年千年，一双双、一代代的脚走过，小道上的石头怎能不被磨光？与这样的石头相遇，又是这样的理解，我想拔出一块带回去，不是作为见证，只是为了纪念和想象。然而每一块石头都很大，都埋得很深，怎么刨也刨不出，像是连着根。
最近一次去是在“5.12”地震之后，景象只能用一个“惨”字描述。土墙杉木板的旧式民居全塌了，很多七八十年代修的木楼也塌了。有的全坍，有的半塌，在寨里看见的是一片片废墟；只有在远处看，还有一个寨子的布局和轮廓。寨子内部的路道都阻断了，到处是石头、瓦砾、朽掉的椽檩和倒塌的土墙，要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必须爬过废墟。倒在屋檐下枯草里的独木梯已经发黑，我注意到它正是我第一次来爬过的独木梯——还站在上面拍过照。上一次来还爬过的木楼，现在不敢爬了，整体已经倾斜，楼板已经脱落。个别人家户好像又来搬过一些东西，寨里寨外多了很多垃圾。我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1964年成都东升搪瓷厂制造的搪瓷碗。
我在王坝楚供销社的院子里找到了下壳子的居民，他们也在晒太阳，一个个显得非常慵懒。我说不清他们置身水泥地和砖房的情景，很不融洽。他们七嘴八舌讲述自己现今生活的状况与感受，讲出的也是不融洽。有代表自己一家人的，也有只代表自己个人的。不融洽是他们在王坝楚的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依旧流溢着他们在大自然中的慵懒，改变的仅仅是环境，内心反倒显得更加无助。
上壳子白马语叫卡氐，意思是“在云雾中”。我们去的时候只有格绕才里在。从通往九寨沟的公路往上爬，我们爬了近两个小时。上壳子也是一个空寨，但整体还没有倾塌变成废墟，大部分房屋、路道、栅栏都像我们第一次看见的下壳子，保存完好。不过走进寨子，已经能闻到颓废的气味了。在几家木楼前后，我们都看见了打理过的痕迹。听格绕才里讲，搬下山几年了，还有几个人爱往回跑，回来收拾收拾，挖一点地，看牛看羊。“他们是不是舍不得上壳子？”我们问。“说舍不得也舍不得，主要还是想找个活路。”格绕才里说，“天天住在王坝楚要吃要喝，哪里来？”
我们问格绕才里想不想搬回来，搬回上壳子，格绕才里说：“想都想，就是山太高了，路不通，路修通了，很多人还是愿意搬回来住。”
格绕才里带我们走访了整个寨子。不再有别的人，走访的只是杉木板房，转角木楼，二牛抬杠用的长犁，板墙上怯生生的汉字——比如“国怕”，以及连格绕才里也叫不出名的灌木。从成都来的朋友提着摄像机一路追拍着格绕才里，没有注意到突然飘起的漫天雪花。上壳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无法描述。突然的雪花，突然的太阳，突然的云雾，给予了它特别的气象。还有开门见山——对于我们则是不经意抬头看见的山，不论是近山、远山，都不是普通的山峦或者山坡，而是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雪坡、雪峰。
我们在上壳子只呆了两个小时，算不上是“生活过”，真正的上壳子的生活只有格绕才里晓得。看他的脸膛，看他的表情，看他对待光棍生活的态度，你就知道上壳子生活的原义了。格绕才里指着寨子背后的坡地，对我们讲坡地曾经有过的肥沃，种出的莲花白每窝有多重（二十斤），洋芋每个有多重（三斤），语气是眷恋的。格绕才里说，路修通了他就回来，种莲花白种洋芋。
雪花飘得稀疏了，一束强光打在对面山下的下壳子，看上去像是一个布景，不够真实。我看了看格绕才里说的坡地，已经是一片牧场，不见一点春色，还是冬景。
格绕才里要在上壳子住一宿，明天才下山。一个人睡在自己的空寨里，半夜醒来会想些什么？会听见儿时听见过的喧闹吗？好在格绕才里告诉我们，他一个人都要喝酒，喝上一斤才睡。
比起下壳子的人和上壳子的人，厄里家的人是最幸福的。这个幸福不只是可以做旅游接待挣到钞票，姑娘可以学张利唱歌跳舞，登上央视的舞台，小伙子可以像张利的弟弟张勇，进总后文工团；这个幸福更是可以拜山、敬山神，人与人、人与自然有一个通泰的交流与融洽。
今天，只有焦西岗的人可以跟厄里家的人比，保留住了祖辈传承下来的充满特别气场的生存环境。连水牛家的人也不可比了——水库淹没了寨子，失去了祭拜千年的本寨神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