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始于公元1605年，被明廷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在故乡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他们讥评时政，是明末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南畿苏、松一带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周的家乡宜兴便处在这股势力之内。显而易见，周延儒与东林党人交往有他的考虑与打算：第一，东林党人名气很大，势力较广，以后自己可依靠他们东山再起。第二，周当初入阁便是依靠攻击东林党人钱谦益而发家的，如今他已经失势，再得罪他们，恐怕在当地难以立足，凭着周的狡黠，几年工夫，他便骗得许多东林党人的谅解与同情。
公元1641年二月，凭着温体仁既罢且死和崇祯对周的些许怀念，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周如愿以偿，再一次入阁为相。这一年已．是明朝亡国在即了。当时天下已经大乱，内忧外患频仍。周的再次入相，似乎给暮年的明朝带来了点革旧布新的味道。
此前，张溥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连连称是，并说：“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出于这一承诺，周延儒一上台便全部纠正温体仁等人的弊政：他请求恩准开释漕粮、白粮欠户，蠲免民间积久拖欠的赋税，凡遭兵火灾荒之地，减免当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遭大水，允许第二年用夏麦代替漕粮。赦免死罪以下的囚犯，并将他们都放回家。恢复被革举人的功名，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召还因言事被贬谪的官员。崇祯帝都一一听从。周延儒又说：“老成持重，德高望重的臣子，不应轻易废去。”于是郑三俊、刘宗周等被重新召出来作官。一时朝廷内外都以为周已洗心革面，均称贤政。周延儒觉察到皇帝有重新启用当年因言“葛藤”、“株连”和弹劾周延儒被永贬广西的黄道周，他马上进言：“如黄道周之为人，传之史册，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没几天，黄道周官复原职。
公元1642年元旦，大朝完毕之后，崇祯帝召大学士周延儒、贺逢圣、谢升入殿，东向而立，然后他从龙椅上走下来，向周延儒深深一揖，说：“我以天下听先生。”同时向其他两人作揖，慌得三大学士忙跪下叩头。崇祯帝脸色凝重地告诫周等：“职掌在都院，主持在朕躬，调和在卿等。”周延儒此时不知是谦虚，还是内心有愧，连称“菲才不敢当”。如果用心体会崇祯帝当时出自心境的话，便知他不是在做作，而是确实对周寄予了厚望的。龙恩如此浩荡，但周延儒实在不值得崇祯的殷殷厚望，他的“贤政”的背后，是一幅幅纳贿行私的肮脏景象。
崇祯十四年，就在周再次做首辅的时候，被东林党人打击过的阮大铖闻讯，携巨款二万两银子前去拜访。见到周后，一面递上银子，一面恳求周赏给他官作。见到白花花的银子摆在自己的面前，周的眼早迷了，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但看到求他的人是阮大铖，不禁摇了摇头，他的名字还在皇上定下的逆案里记载着，不好办，阮大铖考虑了很久，最后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推荐他的同党马士英出来做官。周高兴地答应了，第二年他果然对阮践约。
周重新上台，除东林党外，也得到了冯铨、侯恂、阮大铖等人的金钱支持。他在接受这些钱财的时候，少不了要封官许愿。比如，他就对以前的阉党冯铨说过，要复其衣冠。果然，他一上台便重新启用冯铨，并任命吴昌时为文选郎。吴昌时，嘉兴人，有干练之才，为东林党奔走十分卖力，但为人贪婪狂傲，又交通厂卫，把持朝政，所以他的同僚十分嫉恨他。他还依仗周“挟私弄权”，“纳贿行私”。此外，周延儒的门客盛顺、董廷献等人狐假虎威，他所信用的如给事中曹良直、廖国遴、杨枝等辈，都是一心一意搂财。尽管他们不断遭到言官的弹劾，但周利用他的权势“一意曲庇私交”，因此造成“一时幸窦杂出，狐假公行，自误以误国”的局面。
周刚上台时，曾奏请罢除厂卫缉察隐事，京师之人都非常高兴。一些不贤朝臣乘机互通贿赂，而厂卫则因为失掉往日的权势，十分怒恨这位周先生。周对同官陈演傲慢无礼，陈演也对他恨之入骨。骆养性是周推荐来掌锦衣卫，充当周的耳目的，但他狡猾狠毒，背叛了周，与宦官勾结，刺探周的隐秘，这样周种下了最终灭亡的祸根。
祸国殃民
公元1643年，清兵大举入关，攻破蓟州。警报飞驰入京，周延儒并不相信，反而认为这是边将用报警要挟户部拨储粮的伎俩，因此仍继续忙着筹办自己的55岁大寿。等到他亲见“蓟州难民踉跄而来，小保定陷，北兵大队南下”的奏报，这才相信，忙令关闭九门，京师戒严。崇祯大怒，始知“边将不足恃，边抚无可依，更恨邮牒无闻，塘报不发。”于是他坐在文华殿上，亲自下诏：“勃有献策者，直人毋禁。”这下周延儒胆怯了，可是庸碌之人，计将安出？没想出正经的退敌之策，竟拉了百十余僧道人等，让他们在石虎胡同口，齐诵法华经第七卷，希望能借佛的力量来击退敌人。可惜在这奸相手中，就是有神灵也会无济无事了。由于没有人能提出什么退敌之策，朱由检忧心忡忡，于是在四月初五召三相国，词色惧厉地说欲亲征。无可奈何，周延儒只好硬着头皮说他愿代往。于是连夜点兵提将，第二天便到了通州，但军机实在不是周延儒所长。他到通州之日，正值清兵劫掠北返之时，但他并不敢率兵与之交战，而只是与幕僚们花天酒地，却“朝晚进二疏题，皆飞报大捷，”当清兵在京畿掳掠而去之后，周延儒“日夕会饮者庆太平”，像胜利者一样凯旋而归。崇祯帝以为周真的经过浴血奋战，竟在皇宫的文华殿上亲自欢迎，握着周延儒的手慰劳备至，还要庆功，给赏赐，周延儒却没敢要。没几天，背叛周延儒的门生骆养性将真实情况向皇帝揭发了。朱由检大怒，他命令朝议周延儒事。至此，周延儒的面具才被揭开，但明朝已是灭亡的前夜了。
朝议未出来时，崇祯帝突然又改变主意，要放周一马，让他体面回家。朝廷议论结果呈上时，帝以功多非少，令免议。可叹当年杀袁崇焕时，朱由检何曾起过怜悯之心？而他竟对如此大奸却如此宽容，他不亡国谁亡国？直到后来，由于朝臣劾疏里所述的贪赃枉法之事，大都与周有极大关系，崇祯帝才下了最后决心。“多行不义必自毙。”公元1642年十二月，周延儒被赐自尽，籍没全家。
十二月的夜里，寒风啸啸，阴气笼罩。京师顺城门外的破庙里，豆大的油灯灯光摇曳，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破庙里面。他的面前，一个白色的绳套来回飘荡，像白无常在催命。他，就是行将毙命的周延儒。他仰天长叹，起而复坐，坐而复起，几次咬了牙想一了百了，但他怕死。他想起了无邪的童年；他想起嬉戏打闹的美好时光和青年时曾发过的济世救民的宏愿，如今自己却沦为国贼；他想起李斯父子赴刑场的对话：“要是我再得一次生命，我也愿作一布衣。”他想皇帝也许会再给他一次机会的。可是天快亮了，还是没有圣旨到来，而小人骆养性又在外边高声大呼：“老师，天亮了！老师，天亮了！”他绝望地叹了口气，将绳索套人了自己的脖颈……一代大奸周延儒从此消失了。正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代”“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千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个。”这便是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吊死于煤山一棵歪脖子树之前写的绝命遗诏。在这篇绝命遗诏中，赫然有“诸臣误朕”四字，至今看来，莫不属实。在这误国害君的“诸臣”之中，内阁首辅周延儒应首当其冲，明朝的灭亡，实与他大有干系……郑成功郑成功（1624年～1662年），字名俨，福建南安人，明末抗清民族英雄。祖籍中国福建南安人，但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母为日本田川氏，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后由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名成功，故又称国姓爷。郑成功为明朝最后一个强调反清复明的官员，并透过实质的武力攻击让当时占领台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之人员撤退，而流传下了众多极富传说色彩的活动遗迹和传奇故事。死后葬于台湾台南鹿耳门港附近。
栋梁之才
郑成功原名郑森，他的祖籍是福建南安石井乡。他的父亲郑芝龙原是海盗商人，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郑芝龙到日本经商，受到平户藩主的热情关照，还迎娶了本地姑娘田川氏为妻。1624年八月，郑芝龙的妻子在海边拾贝壳，忽然一阵腹痛，就倚着海边一块巨石生下一个男孩，起日本名字为田川福松。也就是郑成功。这块石头现在被日本当地人称作“儿诞石”。郑芝龙在郑森出世不到一个月就随原船离开了日本。直到七岁回到福建前，郑森都是跟随母亲在日本生活的。
回到中国后郑森在安平（今晋江安海镇）上学，他从小立大志，不断进取，闯书山、潜学海，特别是精心攻读历史名篇《春秋》、《孙子兵法》。少年英俊，好骑射舞剑，文韬武略，风采耀人。11岁时就能写读书感慨，弘文展志，如文中的“汤武征诛，应对洒扫也”，“尧舜之禅让进退也”。其叔郑鸿逵赞为“郑家的千里驹”。郑森读书悟真，努力进取，学业提升。
1638年考入南安县学，中秀才。1644年进南京太学，拜钱谦益为师。有一次老师钱谦益问他：“什么叫洒扫应对”，他回答说：“汤武革命，就是洒扫；尧舜禅让，就是应对。”钱谦益认为他的比喻奇妙，才华横溢，并称赞“此人英物，非人所比”即为郑森取号“大木”，寓意为国家栋梁之才。
公元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年号隆武。当时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掌握军政大权，却暗中通敌叛变，“密遣亲吏到师纳款”。在忠贞爱国和传统儒家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郑森与他的海盗父亲自然在思想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同年六月，郑森随其父郑芝龙朝见隆武帝，隆武帝见其少年英俊，便与其谈论天下大事，郑森应对自如，论述精辟。他说：“翻开史册，有了明镜，国家朝政衰败，大多是由于营私舞弊的奸邪之徒窃取弄权，残害忠良，丧失人心，以致毁弃河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热血男儿，谁能旁观！岳少保（岳飞）说过‘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则天真安矣！’这是最重要的。”接着郑森又论述：“励精图治，要集结各路义师，派重兵把守仙露关等险要门户，收复失地”。隆武帝听了甚喜，说“素闻郑家有匹千里驹，果然名不虚传”，又抚其背说道：“可惜朕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立即钦赐郑森为国姓朱，改名为成功，并封忠孝伯，领御营中军都督，赐尚方宝剑，仪同附马。民间因此称郑成功为国姓爷。自此之后，郑成功碧海丹心，鼎力匡国，走上反清复明道路。
公元1646年，清军打过钱塘江，消灭了鲁王政权，鲁王逃到海上。清军随即大举进攻福建。郑芝龙本可以依靠福建山区的复杂地形抵抗满洲马队，但是，关键时刻，他的海盗本性发作，在他眼里，什么忠君爱国都是虚的，只有他的家族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开始和清军联络，准备降清。隆武帝只好坐以待毙。在儒家教育下长大的郑成功对郑芝龙的所作所为十分气愤，他晋见隆武帝，递上破敌条陈，隆武帝转忧为喜，封为都督。
反清行动
隆武政权失败后，公元1647年十一月十八日，明朝的桂王朱由榔于广西肇庆即位，称永历元年。郑成功奉永历正朔，为“招讨大将军”。年仅21岁的郑成功愤起反抗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他在南安县学（丰州）焚毁儒服、投笔从戎，以“招讨大将军”的名义，在安平、浯州（金门）一带誓师抗清，拥戴南明的永历政权。
刚开始的时候，郑成功兵少粮缺，只游荡于厦门海域。逐渐逃散各地的郑芝龙旧部纷纷投来；部分不愿随郑芝龙投清的将士，见郑成功血刚气强、大义超群，亦前往归附，成为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有陆军72镇，水师20镇，战士10多万，战船5000艘。
公元1650年郑成功率师在金门、厦门、石井等地与清抗衡。清廷惧怕万分。千方百计利用郑芝龙与郑成功的父子关系，对郑芝龙进行威慑，企图使郑成功投降。然而，郑成功忠贞不渝，与其父陈词：“父误在前，儿岂误于后？我在本朝，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此可谓智者道耳”“若苟且作事，亦贻笑天下后世矣”“吾父见贝勒时，已入彀中，其得全今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郑成功的忠贞报国决心甚得永历帝赞赏。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永历帝派人到思明州（今厦门）册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及明部将甘辉为崇明伯，万礼为建安伯等，军威大振，一领延平郡。
公元1658年三月，郑成功兵力渐渐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当时，西南地区的抗清主力大西军内讧之后，力量很弱，很难顶得住清军的大举进攻。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17万人于五月开进长江，六月克镇江等地，七月逼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