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即位,杀魏忠贤,阉党事败。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八月,充日讲官,经筵讲官,为天子师。崇祯二年,他又升为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已是朝廷重臣。这期间,徐光启对垦荒、练兵、盐政等方面都多所建白,但其主要精力则是用于修改历法。前此自从与传教士接触之后徐光启即留心天文历法。万历四十年(16l2年)就有入推荐由徐光启督修改历,末成。至此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恢西法推算,其结果较钦天监为密,九月,朝廷决心改历,令徐光启主持。徐光启从编译西方天文历法书籍人手,同时制造仪器,精心观测,自崇祯四年(1631年)起,分五次进呈所编译的图书著作。这就是著名的《崇祯历书》,全书共46种,137卷。别人亲见并记述了他的这段生活,说他“扫室端坐,下笔不休,一榻无椎……冬不炉,夏不扇……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半乃罢。”(张溥为《农政全书》所写的序)这时,徐光启已70岁了,但其研究热情不减,亲自实践,目测笔书,融汇中西,不愧为一代科学家的风范。
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入阁,参予机要。“每日入值,手不停挥,百尔焦劳”,“归寓夜中,篝灯详绎,理其大纲,订其细节”,这正是他宰相兼科学家繁忙生活的写照。如此繁忙,不久,他就病倒了。这年十一月,加徐光启为太子少保。崇祯六年(1633年)八月,再加徐光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至此,他已是位极人臣了。十一月病危,仍奋力写作“力疾依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并嘱家属“速缮成《农书》进呈,以毕吾志”。可谓为科学研究,直至最后。十一月七日,一代哲入逝世,终年72岁,溢文定,墓地现存于上海徐家汇徐墓公园。
刘宗周
刘宗周(1578年~1645年),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山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仕途坎坷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青时期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学问日进。17岁时,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刘宗周考中了举人,4年以后,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次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路过德清,拜别许孚远,当时朝政黑暗,权臣当道,朋比为奸,排斥正人。万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炼丹,数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以此为生。他闲居七年,贫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足迹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访的,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北上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又是东林书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被认为同情东林党。他鉴于群小在位,党祸将兴,就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比之为少正卯,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归于顾,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解官后,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他早就想潜心学问,摆落世事的缠绕。
刘宗周家居三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而这时明朝的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满洲日益强大,明军连年失利;朝中则党争不已,政治腐败。刘宗周虽身在江湖,但还是心系魏阙,不在其位,并非不谋其政。
明熹宗即位,登用东林党人,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这时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贤干预朝政,刘宗周上疏参劾。疏入,传旨廷杖六十,幸得叶向高相救获免。当时上书者多请逐客氏,而纠弹魏忠贤,则自刘宗周始。后来魏忠贤大兴党祸,扰乱国家,刘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启三年(1623年),刘宗周升为尚宝少卿,旋告归。
独自讲学
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明代闭祸达到顶峰。东林、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逮捕入狱甚至被处死,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随后,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大赦天下,解除了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诰。刘宗周才幸免于难,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朝政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刘宗周饱含热情,来到北京,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与陶爽龄成立“证人社”,会集同志讲学。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辰集午散。刘宗周撰定《证人社约》,分为学撤、会仪、约言、约戒四部分,作为证人社的章程。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
这以后,刘宗周又独自讲学,先后著《第一义》等说,辑《乡约小相编》、《刘氏宗约》、《圣学宗要》,著《证人小谱》,又辑《孔孟合壁》、《五子连珠》等书,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动,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
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多年赋闲,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后来的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他认为刘宗周的话是迂阔无用的陈词滥调。疏中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听逆耳之言,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我也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才得以平安过关。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很有些勉为其难。他在给儿子刘伯的信中说:
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崇祯十一年(1638年),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良知三字著在何处?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