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周时代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涌现出许多学派，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出发，著书立说，阐释哲理，开展争辩，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些学派，大都有与学术思想相关联的饮食理论，这些理论直接影响着当时和后来的社会生活。在饮食理论上有代表性的学派主要有墨家、道家和儒家三家，其学术代表人物是墨子、老子和孔子。
墨子名翟，宋国或鲁国人。他曾自称为“贱人”（《墨子·贵义》），做过木匠。墨子的生活十分俭朴，提倡过“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节俭理论（《墨子·鲁问》）。他的学生，吃的也是藜藿之羹，穿的亦是短褐之衣。为了解决社会上“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三患”问题，墨子提倡社会互助，还提出积极生产和限制消费的办法，反对人们在物质生活上追求过高的享受，认为能吃饱穿暖就可以了。看来，墨家是不求贪味之美、烹调之精的，饮食生活维持在较低的水准。墨家以夏禹为榜样，昼夜不息，自愿吃苦，反对不劳而食，还攻击儒家的“贪于饮食，惰于作务”，格调似乎还比较高雅。
老子姓老名聃，或说名李耳，楚国人，曾任周王守藏吏。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理想，老子以为发达的物质文明不会带来好结果，主张永远保持极低的物质生活水平。他认为应当节俭，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知足而止，一切祸乱就无从发生，天下可得太平。他说过于追求滋味，反倒会伤害人的胃口。所以老子又有“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的说法，以无味即是味，也算是一种独到的饮食理论（《老子·六十四章》）。老子还明确提到饮食对人的修养的重要意义，有“治身养性者，节寝处，适饮食”的议论（《文子·符言》）。老子的饮食思想比起墨家来，似乎倒退得较远。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出身没落贵族，少时贫贱，后官至司寇。孔子的饮食理论同他的政治主张一样著名，他把礼教思想与饮食实践融汇一体，其中许多教条法则直到今天还有一定的影响。孔子反对在饮食上过于铺张；但从另一方面讲，他的饮食生活也确有讲究之处，只要条件允许，他还是不赞成太草率、太随便的。饮食注重礼仪礼教，讲究艺术和卫生，这成为孔子行为的重要准则之一。
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对于自己的一套饮食说教，大部分是身体力行的，只是在异常情况下稍有违背。如有时赴宴，主人不按礼仪接待他，他便以无礼制非礼。不合礼法，给鱼肉他也不吃；若以礼行事，蔬食也当美餐。如据《说苑》所述，鲁国有一位生活俭朴的人，用瓦鬲做了一顿饭，吃起来觉得很香美。于是他把饭盛在一个土碗内，拿去送给孔子吃。孔子很高兴地接受了这碗饭，“如受大牢之馈”，就好像接受了牛羊肉一样。他的弟子很纳闷，大着胆子问他：“这土碗不过是低贱的物件，这饭食也不过是粗糙的食物，先生为何显得如此之高兴？”孔子回答说：“并不是因为他送来的饭好，而是因为馈赠者吃了觉得味美而想到了我，所以才感到如此高兴。”又见《吕氏春秋·遇合》说，为了那完善全美的周礼，孔子听说周文王爱吃菖蒲菹，自己也皱着眉头吃那味道极不宜人的东西，三年之后才习惯了那怪昧。就这样为体会周礼的精髓，孔子不惜受三年的苦熬，去吃那并无美味的食物，他也真是够实在的。
可以认为，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核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饮食思想与观念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饮食文化的核心，它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儒家所追求的平和的社会秩序，也毫不含糊地体现在饮食生活中，这也就是他们所倡导的礼乐的重要内涵所在。
“食不语，寝不言”，孔子的话语至今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学说也经历了渐次改造与发展的过程，始终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始终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
长生不老活饮食
生活在周汉时期的人们，一方面梦想长生不死；另一方面还要追求死而不朽。但无论做什么努力，任何人都是免不了一死的。
死而不朽的追求，早在东周时就已成趋势，到汉初则发展到新的高峰。1978年初夏，湖北省随州市发掘出一座战国早期的大墓，墓主人为曾国君曾侯乙；墓深13米，墓穴面积220平方米。墓室用380立方米的方木垒成，高达3米。墓室周围填充有6万公斤的防潮木炭，木炭上再以青膏泥密封。上面又盖有厚重的大石板。采取如此严密的措施，自然是为了死而不朽，遗憾的是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埋在墓中的包括曾侯乙在内的22位死者，当他们的木棺被打开时，全都是白骨一具了。
到了汉代，不朽的追求又有升格，方法也有了发展。考古学家于上世纪70年代在湖南和湖北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发掘，先后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女一男两具西汉尸体，表明2000多年前的古人虽然没能实现不死的梦想，却完成了不朽的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辉煌的成就。
出土女尸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随葬的数千件物品大多也完好无损。它们都是送给死者在冥界使用的日常器具物件，主要有漆器、陶器、竹木器、乐器、纺织品，还有许多瓜果和食铜壶品等。墓中还出土了记载随葬品名称和数量的竹简312枚，其中半数以上书写的是食品名称，主要有肉食馔品、调味品、饮料、主食和小食、果品和粮食等。以下便是竹简记载的主要食物品类：
1．肉食类馔品主要有羹二十四鼎。羹有五种，即大羹、白羹、巾羹、逢羹、苦羹。
大羹为不调味的淡羹，讲究本味，共九鼎。原料分别为牛、羊、豕、狗、鹿、凫、雉、鸡。白鰿即用米粉调和的肉羹，或称为“糁”，共七鼎，分别为牛白羹、鹿肉鲍鱼笋白羹、鹿肉芋白羹、小葱鹿肋白羹、鸡瓠菜白羹、鲼白羹、鲜鱯藕鲍白羹，主料为肉鱼，分别配有笋、芋、豆、瓠、藕等素菜。巾羹共三鼎，为狗巾羹、雁巾羹、鰿藕巾羹，不知为何名之为“巾”。逢羹可能指用麦饭调和的肉羹，古时将煮麦名为“逢”。逢羹也是三鼎，主料为牛、羊、豕。苦羹指加有苦菜的肉羹，共两鼎，主料为牛肉和狗肉。
另有鱼肤一笥，鱼肤指未经盐腌的鱼干。此外还有鲤、鰿、杂鱼制成串的干鱼。
还有脯腊五笥，脯与腊都是干肉，有牛脯、鹿脯、胃脯、羊腊、兔腊、干肉之外，又有肉炙八品，就是烤肉，原料为牛、犬、豕、鹿、牛肋、牛乘、犬肝、鸡。
值得注意的是，埋入墓的食物还有濯5种，分别为牛胃、脾、肺及豚、鸡。濯本为一种食法，又写作鬻，是将肉莱放入汤锅涮一下即食用的方法，与近代火锅食法相似。
其他还有脍四品，为牛、羊、鹿、鱼，是生食的物料。又有火腿八种，分别为牛、羊、犬、豕的前后腿。还有熬十一品，为豚、兔、鹄、鹤、凫、雁、雉、鹧鸪、鹌鹑、鸡、雀，以野禽为主。熬为古代“八珍”之一，是一种精制的腌干肉。
2．调味品主要有脂、魫、酱、饧、豉、醢、盐、菹和齑，共九类十九种，以咸味为主，五味俱全。
3．饮料有酒四种：白酒、温酒、肋酒、米酒。温酒指多次反复精酿之酒；肋酒指滤糟清酒；米酒指醪糟。
4．主食主要为饭和粥，用稻、麦、粟烹成。同时还见有未烹的粮食和酒曲等，盛在麻袋中。
5．小食即今之点心，有糗煹七种，即枣糗、蜜糗、荸荠糗、白糗、稻蜜糗、稻糗、黄糗。还有粔敉一笥，用蜜和米面煎成；餢飳一笥，为一种油煎饼。
6．果品有枣、梨、栯李。
7．种子有冬葵、油、葱、大麻、五谷。
上列肉食类撰品按烹饪方法的不同，可分为十七类，约有七十余款。根据竹简的记载统计，墓中随葬的饮食品类多达近一百五十种。出土实物与竹简文字基本吻合，盛装各类食物的容器很多都经缄封。并挂有书写食物名称的小木牌。有的食物直接盛在盘中，好像正要待墓主人享用。
让发掘者感到惊奇的是，这座墓中出土的一些食物许多都还保留着原本的模样，如鸡蛋有明确的形状；连薄切的藕片也清楚可辨，要知道它们在地下埋藏了足有两千多年！
奢侈之风
与神仙家的不吃饭不同，享乐至上的贵族有自己特有的派头。酒池肉林，肴烝纷罗，食必方丈，浆酒藿肉，这些词都是用于描述贵族阶层的饮食生活的，贵族们的穷奢极欲，在不断翻新的筵宴上充分体现出来。
贵族是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在阶级社会中，这是一个最奢侈的阶层，它享受着最好的宫室、车马、衣冠和饮食，这是历史赋予的一种特权。就饮食而论，贵族们有大吃大喝的传统，这传统在夏商时期即已形成。《帝王世纪》说夏桀为“肉山脯林”。大概可以算作这传统的开端。商纣时也有“肉林”、“肉圃”之类，大量的牲肉委之于地，堆成山林，贵族们肉食量消耗之大，可以想象得出来。到了周代，贵族们的饮食生活十分讲究一种固定的格式，强调“礼食”。例如周王的饮食，礼制规定实际是以丰盛为原则，有“八珍百馐”之说，一顿饭庶馐有百二十品；配酱亦是百二十品，不可谓不丰盛了。
上层统治者上自宗室、封君、公卿、大夫，下至一般官吏，肆意挥霍，没有什么限度，整个统治阶级过着极其富足的生活。经济发达了，还要继续向更高水平发展，怎么办呢？于是汉代就出现了用高消费促进高发展的经济理论。被认为成书于汉初的《管子·侈靡篇》，提出了“莫善于侈靡”的消费理论，提出“上侈而下靡”的主张，叫人们从上到下尽情吃喝，尽情享乐，只有尽情消费，才能刺激经济进一步发展。如何变着法子侈靡呢？可举“雕卵”和“雕橑”为例，叫做“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让人在鸡蛋壳上美美地画上图画再煮着吃；在木柴上刻上花纹再拿去烧火。这样无聊的消费，表明没有比这样更侈靡了。
汉代官员人家的饮食，较之前代确为过于侈靡。《盐铁论·散不足》将汉代同汉以前的饮食生活作了对比，说过去行乡饮酒礼，老者不过两样好菜，少者连席位都没有，站着吃一肉一酱而已，即便有宾客和结婚的大事，也只是“豆羹白饭，綦脍熟肉”。而在汉时，有钱人家动不动就大摆筵席，“肴旅重叠，燔炙满案，臑鳖脍腥”。又说汉以前非是祭祀飨会而无酒肉，即便诸侯也不杀牛羊，士大夫不杀犬豕，而汉时并无什么庆典，也往往大量杀牲，豪富们经常是“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左思《蜀都赋》），“穷海之错，极陆之毛”（张协《七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宴飨在汉代上流社会是一种普遍的风气，帝王公侯是身体力行者，祭祀、庆功、巡视、待宾、礼臣，都是大吃大喝的好机会。
各地的大小官吏、世族豪强、富商大贾也常常大摆酒筵，迎来送往，媚上骄下，宴享宾客和宗亲子弟。正因为官越大，食越美，所以封侯和鼎食成为一些士人进取的目标。《后汉书·梁统传》就说：“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汉武帝时的主父偃也从小就抱定“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的决心，勤学不辍，武帝恨相见太晚，竟在一年之中连升他四级，如其所愿。
当权的贵族有权、有势、有钱、有闲，可以尽情享乐，这在西晋时代表现得最为突出。这是一个腐朽的王朝，晋武帝司马炎是当时奢侈之风的倡导者，他的大臣和亲信有许多便是因奢侈而著名的。《晋书·何曾传》说：位至三公的何曾，生活最为豪奢，他的生活水平远远超出帝王之上，日食万钱之费，他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何曾每次赴晋武帝的御筵，都要带着家厨精心烹制的馔品，根本不吃太官准备的膳食，武帝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得让他拿出带来的美味吃。他的儿子何劭，官至司徒，任太子太师，骄奢更甚，远远超过了他。何劭吃起饭来，“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两万钱为限”，超出老子一倍。皇上的御膳，也无法同何劭的相比，何氏父子在饮食上让皇上丢了不少面子。
石崇与王恺。是西晋时的一对爱生事的巨富。官至太仆的石崇，在地方任刺史时，因拦劫远方贡使和过往商客而成巨富。晋武帝帮助母舅王恺与他斗富，始终没能胜过他。王恺家里洗锅用糖浆而不用水，以此炫耀富有；石崇则以白蜡当柴烧，以示更富。
到南北朗时，奢侈之风更是刮遍朝野，上上下下无不以侈奢相尚。一般的富贵人家，也要变着法子享乐，史称当时的浆酒藿肉者不可胜书。富豪们视金子如瓦砾、绮绣如毛发，将美酒当水浆、肉鱼当菜叶，这在那个乱世也许是屡见不鲜的。有些人看到时运不济，朝不保夕，所以“惟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能得乐时且得乐。
食茶遗风
茶树原产中国西南，现在长江以南地区种植十分普遍。取茶叶为饮料，古人传说始于黄帝时代。《神农本草经》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茶即为茶，唐代以前无“茶”字，言茶茗常以“荼”代之。神农时代饮茶，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但这里说的是以茶解食毒，表明茶叶有可能最早是作为药物进入人类饮食生活的。《神农食经》有“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的说法，对茶叶的药理进行了阐发。这书自然也不是神农所撰，但大体可以反映汉代及汉代以前人们对茶叶的认识，饮用确实在很早就开始了。
茶叶作为饮料之前，可能曾做过食料，就是作为饮料以后，也常做食料使用，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说：“晏子相齐景公，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其中提到的苔菜，陆羽《茶经》引作“茗菜”，并被作为春秋时代食茶的证据。今人认为茗菜、苔菜所指皆为茶，贵州有茶树即名“苔茶”。如此说可信，那么春秋时代可能有以茶做菜的事。茶在古时还能入粥，做成茶粥，如西晋傅咸的《司隶教》就提到蜀妪在南方“作茶粥卖”的事。作为市肆食品的茶粥，当时可能是一种受重视的小吃。
现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还有一些以茶入馔的吃茶习惯，无疑是古代食茶的遗风。如竹筒茶拌上油盐，或与大蒜同炒，用做下饭的菜；腌茶可拌可炒，亦可佐饭。湖南洞庭湖区盛行姜盐茶、芝麻豆子茶，也是将茶叶当菜吃下去。岂止是少数民族以茶当菜，现在的高级筵宴上也有用茶叶或茶汁烹制的名菜，如茶汁虾仁、碧螺虾仁、龙井虾仁、碧螺鱼片、碧螺炒蛋、龙井鸡丝、龙井鲍鱼、樟茶鸭子、云雾石鸡、毛峰熏鲥鱼、五香茶叶蛋等。
茶叶不做菜、不做药，而作为专用饮科的最早年代，不会晚于西汉。汉代的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饮茶已蔚为风尚，不过那时见诸文字记载的茶事并不太多，只是在西汉辞赋家王褒所写的《僮约》中透露出了一些重要信息。由《僮约》可以看出，汉代人已将饮茶看做一桩很重要的事情，茶已成为日常的重要饮料，而且已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广为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