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实证，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末至前21世纪，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王朝，也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夏朝共传13代，16王。初期几代，动乱频繁，水患严重，人烟稀少，万物凋零，但至少康以后的5代6王，夏王朝统治一直比较稳定，基本保持了向上发展的趋势，到夏王朝孔甲时出现了危机，并逐渐走向衰落。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初，夏王朝最后一个帝王——暴君夏桀的统治被推翻，夏朝灭亡。
夏王朝在少康及其子季杼时期，发展最为显着，呈现崛起和中兴的景象。其主要标志是：
畜牧业和制陶、铜业有了初步发展。夏朝经历代发展演变，至少康时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业，出现了“遍地是牛羊”的景象。此外，制陶业此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此时也已经有了铜刀。据考古发现，夏朝青铜器非常接近陶器，有的与陶器一模一样，铜器上几乎没有花纹，仅有小圆点和简单的线条。
制定了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它按夏历12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朝对天文的认识水平，同时也表明了夏朝科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确立了当时华夏民族的活动区域。少康时期，基本确定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淮。用现在的地界来讲，是西起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起湖北省，北至河北省。这是比较固定的地理范围，另外，少康时的势力已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并且，其所涉及的地区的众多邦国，大都臣服在其统治之下。
夏朝在少康、季杼时期为什么会出现中兴局面？其原因主要是：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这使得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及其活动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延续；建立了军队，这可以较好地维护中央统治。
废除禅让，推行世袭
夏朝的前身是尧、舜、禹等担任首领的部族联盟。那时，部族联盟首领的产生方式是所谓的“禅让制”，即在各氏族部落中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
尧年老时，向各氏族部落酋长征询继任人选，一位叫放齐的酋长推举尧的儿子丹朱，尧马上表示，丹朱“顽凶”，不可用；又一位叫讠雚兜的酋长举荐共工，尧认为共工巧言乖僻，也不可用。接着尧自己探问一位叫四岳的酋长，看他是否能继任，四岳却谦虚地推辞了。最后众人一致推选一位“有矜在民间”的贤人舜。经过大家反复协商，又用各种办法加以考查，最终确定了舜的接班人地位。
尧、舜时期，民间最大的祸害是洪水泛滥。如不治理水患，则会危及部落联盟的巩固。鲧、禹分别受部族联盟首领尧、舜的委派从事领导治水。这对于部族联盟的所有成员来说，无疑是一项公共事业。由于这项工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组织众多氏族部落的广泛参与，要对各部族的人力、物力进行统一调配、指挥与管理。在这个过程中，禹（包括他的父亲鲧）难免要利用联盟所赋予自己的职位与权力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多的影响，甚至强制干预，这就势必使原来松散而较为缺乏约束力的部族联盟机构发生权力逐渐集中的倾向，并使之逐渐凌驾于众氏族部落之上，以至最终过渡到把各氏族沦为自己臣属的、具有专制性质的国家权力机构。
禹在长期担任这一要害公职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及自己家族的权威，于是，禹继承舜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以“禅让”的方式完成的。这种制度无疑是“大同”社会“选贤举能”的做法。
但是，自禹以后，“禅让”制便受到了新形势的挑战。虽然禹一开始还不太明确自己身份所发生的变化，打算按老规矩将国君的位置传授给来自东夷的部族首领皋陶。但是，皋陶还未接位便病亡。之后，众部落首领举荐伯益。然而，禹却将自己的儿子启及自己家族的势力引入了朝廷中的各级权力机构。禹以自己家族之人掌管各权力部门，无异于在营造自己“家天下”的势力。
自此之后，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形式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巩固，其实质是王权已不可能再转让给本家族之外的人。久而久之，大部分诸侯百姓习惯了由一个家族实行的统治。故在禹去世之后，启直接继承了王位。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残高20.6厘米。
启继禹世袭为王，破坏了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制，自然遭到伯益等部落首领的激烈反抗。经过多年战争，伯益兵败被杀。至此，部落联盟时期原始民主的“禅让”制已名存实亡，氏族社会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大同”世界已经结束，取代的是“父传子，家天下”。
这种世袭制相对于今天民选制来说，显然是落后的，但对于当时还比较原始的夏王朝来说，却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制度，因为在这种体制下，父业子承，王业可以得到很好的继承。在那时，王朝的各行各业建设需要很强的连续性，公共设施、防卫设施建设一般需要若干年，民众也需要持久团结在以一个家族为核心的周围，否则，各联盟就将分崩离析。正因为夏王朝建立了世袭制，才使其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有许多具有王朝特征的建筑、实物、传说等流传下来），并推动了夏王朝后来的崛起和中兴（这当然是针对那个时代而言的）。
编制军队，制定刑罚
军队是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在战乱不堪的年代，更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不可缺少的一个分支。夏王朝之所以能够崛起和中兴，与它拥有一支军队是分不开的。我们从甘泽大战中便可看出，当时夏朝的军队有上万人，武器装备比较先进，作战已有战车，还排有阵法。
夏启（画像）
据史料记载，夏朝启时的军队是由各族平民组成的，平时务农，战时披坚执锐。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支军队并不是常备军组织，而属于战时临时征集的部落民众。当然，这些族民既来源于夏后氏族，也来源于夏的同姓氏族和姻亲氏族。如少康就曾使臣下招集同姓斟灌、斟寻二氏族的余部共同讨伐寒浞。夏朝军队包括车兵与步卒两部分，以车兵为主。夏王可以随时调集与使用这支武装力量，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对异姓族邦的统治。
与军队相应，在启之后还建立了刑罚制度。《左传》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的内容史无记载，但曾被舜任命为士而主管刑狱的皋陶任职于夏初，可以认为皋陶制定的一套刑罚也就是禹刑的具体内容。《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左传》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并且，《夏书》还表明，凡妄自杀人、贪婪渎职及有罪恶而掠取他人美名者，皆会被处以死刑。
勤于政事，体恤民情
启掌政之后尽管没有禹那样勤政，但还是为后来的少康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启之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就到了少康时代。少康出世时，夏王朝又处于动乱年代，或基本恢复到了夏王朝建立前部落首领各自为政的年代。
少康，即相之子，又名杜康，他是相的遗腹子。相被迫自杀时，少康还没有出生。母亲后缗氏当时顾不得失去相的悲痛和王后的尊严，急忙随宫女从狗洞中爬出，逃到娘家有仍氏部落。第二年，生下了少康。
少康从小就很聪明，母亲后缗氏在他初懂人事后，就告诉他祖上失国的惨痛经过，叮嘱他日后要报仇雪耻，复兴夏朝。
少康年少却极为有志，他发愤图强，立志要挽回颜面，夺回天下，为祖上报仇。他先在外祖父手下担任管理畜牧的官，平时还常找机会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并且，他的警觉性也很高，以防止东夷族首领后羿的心腹寒浞来杀害他。
大禹治水成功后，人们“降丘宅土”，开始农业生产。
不久，寒浞的儿子浇果然派兵来搜捕少康，机警的少康逃奔到有虞氏部落。有虞氏首领虞思不止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官，学习理财的本领，还把女儿嫁给他，给了他一块10里方圆的、名叫纶的肥沃土地和五百兵士，至此，少康才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军队。少康体察百姓疾苦，宣传祖先禹的功德，努力争取民众支持他复兴故国，并召集夏朝的旧臣前来和他会合。
在那个时候，有个名叫靡的人，原是相的臣下。寒浞夺取王位后，他逃到名为有鬲氏的部落。之后更是招集流亡，积蓄实力，等待时机复兴夏朝。他首先应少康之召，倾有鬲氏之兵，会合斟寻、斟灌两地的复仇之师，和少康会合，拥戴少康为夏王。
很快，在一些力量准备就绪后，少康的人马就攻克旧都，诛杀了寒浞，夺回了王位，建都阳夏。
少康复位后，吸取了太康、后羿和寒浞的教训，屏弃王宫陋习，勤政爱民，大力发展农耕。稷是管理按时播种五谷之农官，由于太康时他的上司不恤民事，所以导致了稷官职被废。少康掌政后，首先是恢复田稷一职，以督促百姓适时耕种，极大程度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传说此时少康帝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另外，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少康时期还探索出了农事季节的规律。契是商族的始祖，尧舜时为掌五教之“司徒”，曾帮助夏禹治理水患。夏朝建立后，契的子孙被封为商侯。冥是契后六世孙，少康封他为水官，负责治水。冥尽职尽责，因劳累成疾而死。自冥治水后，再未有大的水患发生。由于少康勤于政事，体恤民事，使夏朝一度出现了繁荣局面。这段历史后来被人们称颂为“少康中兴”，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武功治世，促进繁荣
少康之后，其子季杼继位。
少康中兴带来了夏朝中期的稳定发展，其子季杼在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的过程中曾参与对寒浞余孽的讨伐，这使他能够继续以武力维持夏王朝的统治。季杼统治时期，曾两次迁都，首先将都城迁移到原（今河南济源西北），然后又从原迁到老丘（今河南开封）。老丘距离东夷地区很近，于是，季杼以此为根据地，率兵东进，“征于东海，及三寿”。所谓“三寿”，在今山东潍县一带，这说明季杼征伐的范围已及于今山东半岛中部乃至渤海之滨。这形成了夏代中期的极盛时期。
东夷族主要居住在今山东半岛及苏皖两省的北部。由于地形的阻隔及其僻处东方等客观原因，这一氏族始终没有形成像中原那样大规模的部族联盟，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经过少康及季杼对东夷地区的治理，夷人表示对夏的臣服。整个夏代中后期，双方关系基本处于融洽状态。这种关系对于夏朝的稳定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东方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夏朝末期，夏王桀暴虐无道，以致民心不稳，诸侯叛乱。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初，商汤率所部伐灭夏朝，建立起由商族统治的商朝。商朝经过初期的巩固和发展，至武丁执政时期，社会稳定，出现了崛起和中兴的局面。自武丁大治之后，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商朝逐步走向衰落，大约在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
商朝崛起的主要标志是：
势力范围在夏朝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北方已至今内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西方已至甘肃、陕西一带，东方至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南方已达长江中游地区。
经济上出现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农作物种类繁多，产量提高；畜牧业饲养牲畜种类较多，数量也很大。
手工业比较发达，以青铜制造业最为显着。商朝青铜器的种类繁多，就青铜礼器而言，有鼎、鬲、甗、簋、爵、斝、卣、壶、方彝、尊、罍、觚、觯、觥、盘等，约20余种。商朝后期的许多青铜器，不仅造型精美，文饰亦十分讲究，显得庄重而华丽。其时主要的文饰种类有饕餮纹、夔龙纹、鸟纹、蝉纹、象纹、蛇纹、云雷纹等。有些铜器物，如象尊、犀尊、龙虎尊、鸮卣、四羊方尊等，仿照动物造型，通体饰满花纹，俨然是一件件工艺品。一些商代遗址（或墓葬），如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还出土过铁刃青铜钺，即在青铜兵器钺的刃部包入小片陨铁锻制成的薄刃。这种将异质金属与青铜器皿浇铸为一体的技术，显示出商代青铜器制作的高超水平。
商品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在殷墟出土的许多物品，如海贝、海螺、鲟鱼鳞片、鲸鱼骨、占卜用的大龟、朱砂、玉石料、绿松石以及青铜器冶炼所需的锡、铅等原料，都不是当地所产。其中的玉石料，有的来自新疆和阗；占卜用的大龟，有的甚至来自东南亚。作为商业交换的产物——货币，当时主要以海贝为主，还有龟、玉器等。
商朝之所以形成中兴的局面，在于武丁等实施正确的治国方略：明确划分国家区域，以强化统治；改革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王位制度，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在协调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征叛伐逆，以武力维护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