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行俸禄，惩治贪污
北魏建国之初，对文武百官一直不设俸禄。在征服战争时期，将士以掳掠为生，统一中原后，官吏便靠贪污盘剥百姓过日子。北魏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了贪污给政府造成的危机。远在太武帝时，便开始了对贪污的惩罚，之后北魏各代帝王也都分别下令严禁贪污，但因始终没有解决官吏的俸禄问题，所以贪污现象屡禁不止，并且越来越严重，引起了人民不断的反抗。
所谓班禄制的改革就是实行俸禄制。当时，北魏大臣对“班禄”之事争论不休，以鲜卑大贵族淮南王拓跋佗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反对实行俸禄制。“班禄”派的代表、中书高闾说：“不给俸禄，贪财好利之徒，可以为非作歹；清白自守的人，却连生活也不能维持！而实行俸禄，则廉洁的人可以自保，贪婪的人也会有所收敛。”辩论的结果，高闾得到了胜利。公元484年6月，孝文帝拓拔元宏正式颁行班禄制。实行班禄制，使文武百官的俸禄，按品第不等。班禄制的实行，虽然增加了一些人民的负担，但比以前放任官吏贪污、掠夺来说，对人民是有利的。
实行班禄的同时，还颁布了惩罚贪污的法律，规定犯赃绢1匹以上的处死刑，“枉法”者无论多少，一律处死。至公元484年9月，因贪赃先后被处死的官吏达40余人。其中，时任秦、益二州刺史，既是显宦又是贵戚的李洪也犯了贪污罪，因为他是孝文帝拓拔元宏的舅父，所以，地方官员都不敢给他定罪。孝文帝便下令将李洪从任所押解到平城，召集众臣，亲自审问，然后赐死，以显示自己推行班俸及整治贪污行为的决心。自此，受禄的官吏人人自警，北魏的吏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推行均田，建立三长
鲜卑拓跋族原来虽然是一个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民族，但是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由于受到汉族先进的封建社会的影响，因此在北魏统一北方前，在其控制的代北地区，封建的农业经济已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道武帝在“离散诸部，分工定居”后，一般的部落成员已同中原迁来的“新民”成为被北魏直接束缚于土地上的农民。道武帝、明元帝又实行“计口授田”制，这实际上就是均田制的雏形，均田制则是代北实行的“计口授田制”的扩大和推广。
均田制的实行，也与北魏统一北方后阶级矛盾的发展有关。北魏统一北方后，贵族地主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不仅中原汉族豪强地主建立起坞、屯、堡、壁的军事性地主庄园，而且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欲望也日益强烈。贵族地主占有制的发展，必然导致他们兼并大量土地，从而使自耕农趋向破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的逃亡与反抗，使国家编户数量锐减，严重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加深了政治危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一种新的土地政策——均田制便应运而生。
孝文帝时期，正式颁布均田制并在全国推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受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与平民一样授田。丁牛一头，受田30亩，限4牛。所授的露田，如休耕一年，多授40亩；休耕二年，再多授40亩。露田不准买卖，身死或年老不能耕种时，必须归还政府。男子还授给桑田20亩，种桑50株、枣5株、榆3株，皆为世业，身死不还。地方官吏各随在职地区给予公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县丞各6顷。新旧任相交接时不得出卖。田地不足的地区，人民可“听逐空荒”，可迁往他郡。
与均田制相适应，又制定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数量。新租调制的颁布，废除了过去征收赋税中的九品混通制，减轻了自耕农的赋税负担。
均田制名曰“均田”，实际上是基本保持原有封建土地占有的不均状况，它是在肯定原有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自耕农对原耕土地占有的基础上，以国家控制的荒地分配给无地或缺地农民，因而具有国有和私有的双重性质。属于还授范围的土地，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官吏所受公田，也只有占有权，这都属于国有性质。不还授，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买卖的桑、麻田，属于私有性质。尽管如此，均田制的实行，程度不同地限制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对自耕农占有原耕土地的肯定、以荒地分给无地和缺地的农民等举措，都提高了农民对生产的积极性，因而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初年，北方由于长期战乱，原本发达的黄河流域出现了经济萧条、地旷人稀的现象，劳动力极度不足。北魏从道武帝以来，虽竭力注意劳动人手的招纳，如收容降户、强制徙民等，但这些人口中的一部分是作为奴隶赏赐给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由于人口的减少，沉重的赋役负担又使大批国家编户逃亡或荫庇于大族及寺院门下，致使国家编户日益减少，户籍十分混乱。北魏建国初，实行的宗主督护制正是适应了这种状况。
晋末，一些没有南迁的大族，聚集宗族，构筑坞壁，隐庇大量人口，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王国。北魏建国后，利用这些坞壁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坞主（即豪强地主）为宗主督护，行使地方职权，通过他们向农民征调租税力役，维护社会秩序。在此制度下，人户无准确数字，中央政府无法按户征租。随着均田令的颁行，整理户籍、清理民多荫附的局面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三长制便应运而生。
所谓三长制，就是“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三长负责清查户口，征收租税，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同时也通过清查户籍，与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争夺人口，使向政府纳税的户口大为增加，相对减轻了每户农民的负担，而且使北魏政府的收入大增。
南迁都城，推行汉化
北魏虽自建国以来就定都平城（今大同），但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夏与柔然还时时威胁着北魏，迁都中原的条件尚不成熟。北方统一后，也越来越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战四方的中心——平城，地处边塞，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自然难以担当“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当时形势的要求了。另外，我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大讲“五行”，认为王朝的更替变化是有一定顺序的。北魏自认为是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是水。为了和南朝争正统，也应把都城迁到洛阳。
至孝文帝拓跋元宏时，迁都之事便被提到日程上来。但是，迁都是一件大事，遭到了贵族、大臣们的反对。为此，孝文帝采取“外示征讨，意在谋迁”的办法，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声称要调兵遣将，大举攻伐南朝。这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大臣信以为真，纷纷表示反对。孝文帝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你想出来挡驾吗？”拓跋澄也不甘示弱地说：“社稷虽然是归你所有，我们作为社稷之臣，对国家的危难，也不能知而不言呀！”退朝之后，孝文帝又把任城王拓跋澄召来谈知心话：“我们的国家虽然起自北方，建都平城。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搞文治的地方。我这次名义上是进攻南朝，实际上是想借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呢？”拓跋澄这次领会意图，表示支持迁都。他认为东周和东汉正是在洛阳兴盛起来的，现在假若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单凭武力是难以维持统治的。孝文帝又问：“北方人因循守旧，不想变革，怎么办？”拓跋澄坚决支持拓跋元宏的改革计划，他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你就下决心干吧，他们又能怎样呢？”孝文帝听了非常高兴，更加坚定了迁都和改革的信心。
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元宏不顾众大臣的反对，率领30万大军南下。大军到了洛阳，正值阴雨连绵的季节，雨水足足下了一个多月，道路泥泞不堪，将士们叫苦不迭。然而，孝文帝却照旧全副戎装，骑马上路，下令继续向南进军。这时，随行的文武百官实在受不了了，都跪在孝文帝的马前，苦苦劝驾。孝文帝顺势正色道：“讨伐南朝的大计早已确定，如今我们兴师动众至此地，若半途而废，必定遗笑后世。如果不愿意南征，就干脆把都城迁到这里。诸位意下如何？”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孝文帝接着说：“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站在左边，同意南征的站在右边。”文武百官虽也不愿意赞成迁都，但是，权衡轻重，只好拥护迁都。
于是，孝文帝令大臣李冲、穆亮等人营建洛阳，派拓跋澄回平城，向留守平城的贵族传达迁都的决定，又派贵族于烈担任留守平城的重任。拓跋元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您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一半恋旧。”拓跋元宏认为他很忠直，说：“你不唱反调就行了。”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元宏颁发诏书，把迁都的事通知全国。由于平城贵族留恋故土，不想南迁，拓跋元宏又亲自回到平城，召集文武百官，晓以利害，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不久，北魏就正式迁都洛阳。
孝文帝拓跋元宏迁都洛阳后，为了把改革继续下去，决心改变鲜卑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他召集群臣说：“你们想不想让我们魏国也像周朝那样闻名史册，被人们千古传颂呢？”文武百官当然都表示同意。接着他又问：“是改变我们的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还是不必改变就可以达到呢？”拓跋元宏的弟弟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只有改变，才能达到。”拓跋元宏又问：“你们愿意不愿意让我们子孙万代永远治理国家？”拓跋禧说：“愿意。”于是，拓跋元宏便说：“好吧，那我们就迅速改变过去的风俗习惯和统治方式。你们必须服从命令，不准违抗。”接着，拓跋元宏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实行汉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