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于公元581年下令高额、杨素、裴政等人制定刑律，要求刑律规定务求公允。公元583年，隋文帝又令苏威、牛弘等人更定新律，于是制定出着名的《开皇律》。新律废除了前代枭首、车睘裂、宫刑、鞭刑等酷法，除谋叛以上罪，一概不用灭族刑。刑名分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种。死刑分绞刑、斩刑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刑期最多不超五年；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杖刑分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五等；笞刑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等；并废除前代审囚犯的严酷法规，敲打数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也有定式。发展《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制定“十恶之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凡犯“十恶”之罪及故意杀人者，即使遇到大赦之日也不得赦免。《魏律》、《晋律》有“八议”条文，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隋律继承“八议”条文，凡在“八议”之科的皇亲贵戚、勋臣和七品以上官员，犯罪皆减一等治罪；九品以上官员犯罪，可以用当时最珍贵的铜赎罪。《开皇律》的制定，显示了以轻代重和化死为生的律意，特别是废除了孥戮相坐法，这在法律建设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自此刑律简要，基本上为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袭。
隋五牙战船（复原模型）
隋朝前期，采取的是“官严民宽”的政策，对各级官吏往往小罪重罚，可以不依法律，在朝堂上任意诛杀。而对民众犯罪，用心却是平恕。隋文帝认为，官吏本负有治国安民之责，拿着国家俸禄，知礼知法，如渎职犯罪，必须严处。平民一年四季，耕作劳苦，自食血汗，知礼知法者不多，犯罪可以从宽。
魏晋以后实行府兵制，其特点是士兵以战争为职业，完全脱离生产。府兵制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军队的训练，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北周与北齐对峙时，由于人力物力不及北齐，宇文泰便创立了府兵制。府兵来源于农民中的强悍者，平时从事生产，本身免除租税，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由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寓兵于农，但又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属州县，可以随时调发，家属也随营居住，不入民户，随军流移。这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有节省军费的优点。因此，府兵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元590年，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重要改革，规定军人和家属都隶属于州县，垦田和户籍与一般农民一样，也可按均田令分得土地。这样，军人和家属就有了固定的居所，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军人本身仍旧保留军籍，属于军府统领。军府是府兵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隋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各卫置大将军，为府兵的最高将领，总统于皇帝，各卫下辖军府。
杨坚改革后的府兵制，把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改兵农分离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平时生产，战时打仗。既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又减少了军费开支。这样既能保障士兵的正常农业生产，也能保证在战时迅速调集军队。
均田租赋，筑仓积谷
隋朝的土地制度是在北魏均田制的基础上，制定了均田法。均田法规定：男女3岁以下为黄，10岁以下为小，17以下为中，18以上为丁，60为老。依照北齐的制度，给予丁男、中男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则减半；园宅地3人给1亩，奴婢5人给1亩。自诸王以下至都督，按品级给永业田100顷至30顷。京官一品至九品皆给职分田，一品官给5倾，以下每品递减50亩，至九品为1顷，以充俸禄。外官也各有职分田。奴婢根据其善恶表现给予露田，不给永业田，奴婢受田人数自诸王至庶人限制在300人至60人之间。公元594年，隋文帝下令免除各级官府所置公廨钱，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收租以充办公经费。永业田世代享有，可以买卖，职分田、公廨田则更代相付，不准买卖。虽然隋朝的均田法在执行时并不彻底，田“均”得相当有限，但是，均田法的实施无疑为社会的一大进步。
轻徭薄赋以解民困的思想，是与民休息的一个组成部分。隋炀帝时期，数次下诏减免徭役和租税。公元581年，度支尚书苏威奏请减轻赋役，征得隋文帝允许。改订北朝租调力役制度为隋制。规定：接受田地的人丁要纳赋服役，60岁老者免除赋役。未受田者免租调。有品爵的贵族、官吏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免除赋役。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工匠两个月。公元583年，隋文帝迁入长安新城，下令把成丁年龄由18岁改为21岁，丁男服役日期由每年1个月改为20日，减调绢一匹为二丈。这一措施适当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更多的人民投身于农业生产。这次改革既受到群众欢迎，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又使封建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收入。
轻征租赋，户口剧增，隋朝的财政收入也在急剧增长。经过几年时间，府库藏满，只好堆积在廊庑之下。丰收之年不忘灾荒。杨坚命人在洛阳、河南、河北等地大造粮仓，广积谷物，以防凶年。隋朝时的粮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为国家掌握，内储租米，供朝廷之用。隋文帝建都长安，关中粮食不够京城消费，漕运又受到三门峡的阻碍，一遇荒年，关中军民便没有粮食。公元583年，隋朝在卫州筑黎阳仓，陕州筑常平仓，在华州筑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供给关中。后来，隋朝迁都洛阳，又在洛口筑兴洛仓。另一类粮仓为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筑的公共粮仓。公元585年，隋文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初置义仓。义仓设在乡间，不让州官管理，开仓方便，一遇灾荒，随时可以开仓，就地赈给。公元596年，又令诸州百姓及军人收获时，按照贫富分为三等，各出粮若干，在当地筑仓储蓄，委托乡官管理。
官仓可以防大灾，义仓可以防小灾，城乡共置粮仓，官民共同管理。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整个隋朝都是很富足的。
统一货币，平衡度量
自从东汉末年以后，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钱币和度量衡也都各不相同，非常混乱。秦始皇时期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早已被各朝各国帝王打破，自行一套。
钱币在南北朝时期极为混乱。就南朝而论，陈有五铢、六铢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进行实物交易，根本不用钱币。北朝时期，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精良，但市场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各地都有私铸钱币，朝廷法定的钱币也只是数种钱币中的一种。
杨坚统一中国以后，深感钱币不同、度量衡各异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他统一全国后，明令天下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全国各地都发放样钱，凡是不合样钱的钱币，一律不允许流入市场。在此以后的其他各种钱币，全部废除，不许再用。
公元585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为了防止再有私铸钱币流入市场，破坏钱币统一，杨坚严令，如有敢私铸钱币者立即诛杀。
隋之前的度量衡也十分混乱。各朝官吏总想多搜刮民财，因此总是将度量衡由小变大。以王莽改制后的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尽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尽增大到二至三寸。南朝，齐国一斗等于王莽时的小斗五升，一斤等于一斤八两。北朝，魏国、齐国一斗等于原来的二斗，一斤等于原来的二斤。隋文帝即位后，下令停止使用原来的度量衡，规定一尺等于王莽时的一尺二寸八分，一斗等于莽制三斗，一斤等于莽制三斤。这一度量衡较科学，唐沿隋制，宋、元、明、清又沿袭唐制，因此，历代再无更大变化。
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是为了适应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以当时东都洛阳为例，并存有三大商业市场，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其中丰都市周围6里，有120行，300余肆，400余客栈，南北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粮、绵、纸、青瓷器、漆器、铁器、盐、香料等商品，应有尽有，市场商品经济之繁荣可见一斑。
赏罚严明，节俭治国
隋朝之所以能够结束近400年的分裂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能爱才、用才，赏罚严明，使文臣尽心，武将奋力，把一些出类拔萃的人集结在自己的周围，组成一个得力班子。
隋文帝的着名宰相高熲，当朝辅政近20年，他对隋朝的强盛起了巨大作用。高熲在17岁时，就在对北齐作战中立过战功。在尉迟迥起兵反杨坚时，他看有些将军不愿去，便自告奋勇愿当重任，出征前辞母流泪说“忠孝不可两兼”，之后又一举击败叛军，从此隋文帝对高熲更加重视。高熲参加了平陈的战争，又立了大功。在驻军长江下游时，有人在隋文帝面前说高熲谋反，即被斩杀。等到高熲凯旋，隋文帝对高熲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熲又逊位，隋文帝没有批准说：“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不久，庞晃和卢贲两将军又在隋文帝面前说高熲的坏话，隋文帝很生气，便免去他们的职务。隋文帝对高熲说：“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隋文帝对高熲极为信任，高熲则兢兢业业，日夜操劳。高熲除自己努力工作外，还向隋文帝推荐了苏威、贺若弼、韩擒虎等一代名臣名将。
有一段时间，苏威和高熲共掌朝政，成为隋文帝的左右手。苏威是在隋朝建立后才为官的，隋文帝就让他辅导太子，参议朝政，掌管户口钱粮。苏威不肯身兼数职，接受高位。隋文帝下诏说：“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苏威便不再提意见。苏威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减轻人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理由是重征暴敛非长治久安之计，轻徭薄赋才能天下太平。隋文帝同意了苏威建议的与民休息的政策，让他与高熲一起参掌政权。苏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威陈节俭之美以谕上，上为之改容，彤饰旧物，悉命除毁。”隋文帝曾怒一人而要杀戮，“威入阖进谏，不纳，上甚怒，将自出斩之，威当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谢曰：“公能若是，吾无忧矣。”隋文帝让苏威兼好几个职务，有人跟隋文帝说，苏威兼几职而不推荐别人，是贪权恋荣。隋文帝回答：“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遽迫之。”苏威当宰相后，老母病故，隋文帝让苏威守孝。苏威悲痛欲绝，身体瘦弱了，隋文帝写信慰问说：“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盖同俯就。必须抑割，为国惜身。朕之于公，为君为父，宜依朕旨，以礼自存。”不久便又让他回朝作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