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9月14日）现在是皇帝出现时的景象。我们已经拜读了赫脱南激动的叙述、通常言谈谨慎的斯当东此时也变得抒情起来。中国有句宿命论谚语：“天高皇帝远”。现在皇帝近在眼前，斯当东感到无比幸福。“他从身后一座树林繁茂的高山中出现，好似从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走来。”御驾之前侍卫唱的全是歌颂皇帝的“圣德和功业”。他坐在一把无盖的凯旋椅上。
皇帝身穿棕色丝绸长袍，头戴天鹅绒帽，使斯当东想起苏格兰山民的帽子。他所带的唯一首饰是帽前缀一巨珠。
1790年钱德明神父曾这样描绘这位80岁的老人：“他步伐稳健，声音洪亮，看书，写字眼不花，就是耳朵有些聋。”1795年，荷兰人范罢览则肯定地说：“他已具备了老年人的一切特征。眼睛常流眼泪，抬眼皮有困难，面颊松弛并耷拉下来。”相差5年时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语。这段时间的中间，老皇帝是否显得老态龙钟了呢？大使不这样认为。赫脱南说他只有“50来岁，动作敏捷”，“风度翩翩”。温德也肯定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老年的痕迹”，总是笑咪咪的，“看上去不超过60岁。”马戛尔尼也认为他只有60来岁。两人都认为他的健康要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方式--黎明前起床，太阳落山就睡觉。
他从英国人面前经过，我们的见习侍童是怎样记叙这一历史时刻的呢？“我们离开了帐篷，因为有人通知我们皇帝快过来了。我们站到皇帝要经过的路边，他坐着由16个人抬着的大轿。他经过时，我们单膝下跪，把头低到地上。”
而“把头低到地上”（“downtotheground”）这几个字在手稿里被划掉了。为什么呢？仅仅是一种笔误吗？因为这说法不贴切，并只能理解成像耍杂技一样把头一直弯到地吗？孩子作这样的弯曲是容易的，而对成年人来说是否困难，而对像他的主人和他的父亲那样患足痛风的人来说则根本是不可能的呢？因为他知道争论的事，所以是否先写了中国人希望使团做的动作，然后抹去关键的字眼表示使团拒绝做这动作？或者在他父亲的命令下，从记事本上把这形象抹去，因为他父亲担心别人不要以为是天朝礼仪胜利了？
这划去的三个字的存在本身不正好在马戛尔尼对中国礼仪的态度上留下了疑点吗？是否应该排除有人串通孩子向我们隐瞒了一些东西呢？这孩子十分聪敏，他清楚自己保持沉默的重要性，而他一生会发现这种沉默在他精神上越压越重。我们先承认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另一个证人说话了。事情却变得复杂起来。这个证人就是温德；我们在都柏林发现了他的手稿。按他所说--他也是唯一这么说的：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
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九下，“按当地方式”？这不就是叩头礼吗？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这两位官方陈述者难道对我们撒了谎？他们投降了，而又不敢承认？证人温德是不容置疑的。每天，他把观察到的事记在纸上。是信手写来，可是如实记载。
事实上，大家看见的是同一场面，只是眼光不同罢了。让我们再现一下现场情况吧！为了想像一下英国人须解决的问题，请您在镜子前作一次真正的叩头动作。您先站着，然后跪下，您弯下身来直到头碰地。您抬起上身，再弯下去，头第二次碰地，再第三次然后起身站直；再这样重复一遍。跪三次，每次都要起立站直；每次跪地都要叩三个头。计算一下这套体操需占去您多少时间：不磨赠，一分钟，如果做得庄重些，就要两分钟。当时就是这种情况，近千名官员集中起来，一起做这套动作，而在两分钟的时间内皇帝的轿子威严地穿过人群。
再设想一下英国人的处境。当全体人员第一次跪下时，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就像在弥撒中扬圣体时，当别人下跪时，某些信徒站着，只是眼睛向下。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为什么还要低着脑袋呢？于是，他们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总不至于仍然跪着：他们就站了起来。依次类推……他们跟着大家做集体动作，只是动作有些删减，却无法不做任何动作、在这两分钟内，中国人站起来三次，英国人总是跪着不觉得太卑躬曲膝了吗？是否会英国人一直站着，中国人却不停地在叩头行礼呢？直至读到温德文章前，我一直认为第二种设想是对的。但温德的文章解开了谜。
马戛尔尼提到的问题--单膝下跪，头不着他--仅仅是动作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动作的重复问题。由于对形式提出异议，马戛尔尼忘记了叩头的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这一奇特的重复动作。英国人遇到的第一次叩头是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英国人跟上每个节拍。所以温德说：“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不过，中国人区分得很好：
英国人的头没有叩着中国地面。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当地方式。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汇报中强调了不同点：动作的不同。他们掩饰了动作重复。但他们并没有撒谎。他们写的所有文章中没有一篇说他们只跪过一次。如果他们真的只跪了一次，而他们周围的人却在多次下拜，他们对这种区别就会引以为荣。温德是有道理的。英国人已完全被周围人的榜样所带动，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已作了让步（当然最好不要讲），但这并没有使中国人完全满足。
“得体”的礼节皇帝进入了觐见大幄，群臣拜君主的大弥撒可以开始了。鸦雀无声。站在门外的温德证实：“皇帝坐上龙椅，立即万籁俱寂。时而有音乐声打破这寂静，铃铛发出的清脆悦耳的丁当声更增添了仪式的庄严肃穆。”这铃铛的丁当声与教士进人祭坛时辅理弥撒教士手摇的铃铛声一样。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们说蒙古人喜欢听这个铃铛声。温德是唯一注意到这声音的人。
让我们和马戛尔尼一起进入鞑靼皇帝宽敞的蒙古包吧！它酷似一个剧场。有三排台阶可以上到放龙椅的台上。中间那排是专让皇帝走的。左侧那排供朝觐的人走，右侧那排为跪着辅佐皇帝--就像他们跪着参加内阁会议一样--的大臣们用。所有朝廷官员都站在正厅中，让我们看一看托马斯演的那场戏吧！
孩子进入帐篷时，皇帝已坐在龙椅上了：“使团成员都站在门外，马戛尔尼勋爵，我父亲，李先生和我，4人一直走到正中台前，我们像刚才那样下跪。然后马戛尔尼勋爵拾级而上，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一些小礼品：几只表。皇帝回赠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另一块同样形式但发白的玉石赠送给英王。待大使走下讲台，我父亲和我上去行了’得体的礼‘。皇帝赠我父亲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我--特殊恩典。他要我讲几句中文，我用中文感谢他送我礼品。”
这就是一位西方孩子目睹的情况。可以认为每人都在现场即席表演，那里充满了亲切和新鲜感。然而，礼仪问题却是完全安排好的。
小熟番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一下这个场面吧！这是一些固定不变的眼光。他们认为进献真正“贡品”的是这位孩子。他讲的是中国话，他已中国化了。他来觐见皇帝，把自己变成一个文明人，也就是说中国人。他应该享受特殊的恩典，他弥补了周围大生番的无礼举动，成为一个小熟番。
我们没有中国人的直接证词，但我们有礼志，只须翻开看一看即可。小斯当东描写的礼仪是按9月8日的诏书进行的，也就是说除了叩头，都是按照官方礼制一成不变的规定进行的。进幄，台前的行礼动作，然后在第二级台阶上下跪，再与皇帝交谈。在这个文明开化的社会里，一切最细小的情节都是自古以来就预先安排停当的。只有专门的敕令才能改变或免去三跪九叩礼。其它都严格按照规定办的，从台侧御林军的安排，或者贡使由一位礼部尚书领见，到礼部尚书穿的朝服的颜色和上面绣的龙。“皇帝以热情友好的语言向贡使发问，礼部尚书转达问题，由通事译出；特使回答问题，再由通事译出贡使的答复，礼部尚书再转达给皇帝……”贡使不直接对皇帝说话，皇帝也不直接回话。
特使也不是直接向皇帝递交国书，而是由一位大臣代接，叩完头才转呈给皇帝。英国在场的人都删除了所有可能表示臣服的话。他们至少是用故意疏忽的方式撤了谎。
皇帝经过时，英国人措手不及，不自觉地跟着大家多次下跪。但到了御座旁，因为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便行了说好的得体的礼节：单膝下跪一次。
但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还是不说在台前就得停下，行礼时皇帝隔着一段距离，并是在台下，使人十分感到耻辱。孩子的诚实使我们掌握了事实的真相。马戛尔尼羞答答他未敢说出的动作现在已经恢复了，让我们继续来读这位特使的叙述吧：“我双手捧着装在镶钻石的金盒子里的国王的信，一直朝前走去，拾级走到御座前，把它呈到皇帝手中。
皇帝亲手接过，递给了大臣，后者把信放在一个垫子上。真是亲手接的吗？在叙述中他有没有把动作的顺序颠倒呢？根据礼制他的盒子不应交给皇帝，因为他与皇帝保持一段距离，而是交到一位大臣手中，大臣先叩头，把信放到垫子上，再转给皇帝。朝廷能接受这种从未事先磋商而作出的更改举动吗？这值得怀疑。
如果对英国人来说，递交英王的信只是这次远航的一种借口；而皇帝认为交完信英国人的旅行也就结束了。马戛尔尼还不知道这点。”皇帝交给我一块象征和平繁荣的玉石，是献给国王陛下的第一件礼物；他希望我的君主和他永远和睦友好相处。这是一根白玉如意，约有一尺半长，雕刻得十分奇特。中国人非常珍惜这件礼品。而我并不认为它有多大价值。皇帝也赠我同样一根如意，绿色绞石上刻有同样的图案。同时他十分友好地接受了我的礼品：两块十分精致镶着钻石的珐琅手表，他看过之后递给了大臣。“轮到斯当东父子了：“乔治·斯当东走上前去。他像我一样单腿跪地，行过礼后，献上了两支漂亮的气枪。皇帝回赠他的也是与我一样的绿色玉如意。”
皇帝与孩子马戛尔尼不屑于描写皇帝与孩子的对话场面。可是出于父亲的骄傲，斯当东却禁不住高兴地突出一下他的儿子。文中语气充满了诗意：“在整个接见仪式中，皇帝显得愉快直率，落落大方，不像他的画像上那样显得严肃，沉闷。”然而，谈话须经翻译，显得累人。“皇帝有鉴于此问中堂使团中有无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回答是一位年仅十三岁的童子是唯一能略讲几句中国话的人。皇帝高兴地命令该将孩童带至御座旁边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与该童”。
大家知道乾隆不讨厌漂亮小伙子，这从和珅闪电式的提升中已得到了证明。但并不是光乾隆这样。巴罗用一种谴责的口吻指出：“中国人对于这种堕落行为并不感到丢脸和羞耻。许多大臣还毫不犹豫地公开谈论此事。同性恋在他们身上没有引起丝毫憎恨的感情。”
乾隆被这小伙子的风姿所迷惑，从腰带上解下荷包，荷包还带着他身上的热气，更具有一种神奇的性质。“这些荷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皇帝赐给有功臣民的一种缓带。但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正如毛送一篮子芒果给前来致意的代表团一样，由伟大舵手赠送和触摸过的普通水果立即就进入了神圣的范围。有的积极分子出谋划策想弄到一个。这些芒果被装进了酒精瓶里保存起来，“让毛泽东思想的宝贵见证世世代代传下去”。两个世纪前，皇帝的赏赐“引起许多官员对这位年轻宠儿的注意和亲近，也许还引起了许多人的暗暗羡慕。皇帝的荷包并不漂亮。黄色丝绸质地，上面绣了一个五爪金龙：这种颜色和龙爪却是皇帝的象征”。
朝贡者的队伍马戛尔尼勋爵走下台阶立即又有别的贡使走近御座。英国使团的两位头头在文章中都避免谈及这混杂场面。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提过有其他使节在场。现在他们提到了，但突出不同之处；一笔带过，还要带点挖苦。
勃固王是否是缅甸王？这两位英国人一想到此便洋洋得意，并在算着他们对天朝政府所取得的胜利。这位夷王如此恭顺地遵循中国的礼仪，马戛尔尼不过是国王的一位使臣，也就等于一位普通官员，竟敢强加自己的意志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多大的胜利呀！
不！这是多大的错误呀！
“穆斯林亲王”指的是喀尔麦克和土尔库部落首领。1770年因俄国扩张，他们被赶出了伏尔加流域，逃到了东部。乾隆把他闲置于自己权力保护之下，让他们在乌鲁木齐--就是今天中国的突厥斯坦--定居。
礼节性拜会后，宴会开始。3位英国人以及他们的翻译被邀请坐在“皇帝左手一张桌子前的坐垫上”。马戛尔尼强调了此事，而且很有道理：左为上。鞑靼王公和朝廷大臣穿着朝服，按9月8日排定的座次，根据各自的等级大小就座。马可波罗曾这样写过：
“大可汗设宴时，他的席位所处的位置总比别的席位高出许多，在他下面就座的是他的儿子，侄子和皇亲国戚。他们的座位很低，各人的头只有大可汗的齐脚高。而其余贵族就坐得更低了”恨据皇室档案记载，这种分级制度一直延续到5个世纪之后的满清时期。
英国人对此只字未提。
筵席奢侈豪华。马戛尔尼仔细记下了皇帝给他的所有恩惠：皇帝送去了自己桌子上的好几个菜及几种“用米，蜜，薰草酿成的酒”。
席间，乾隆命人召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至御座旁，各亲赐温酒一杯。“我们当着皇上的面一饮而尽。”皇帝亲切地问及英王的岁数。“他祝愿英王也能同他一样长寿。”当时乔治三世只有56岁，比他年轻27岁。
他的举止“高贵，但很和蔼，他十分高兴地接见了我们”。服务井然，有条有理，十分值得赞赏。一切都在“肃静”的气氛中进行，又有“那么多的礼仪，就像在举行某个神秘的祭礼，”英国人对他们以什么方式感谢皇帝给他们的恩惠这个问题上却又满腹狐疑，只字不提：他们不可能比单膝下跪和俯首做得更少。但做到什么程度呢？做了多少次呢？
然而，为照顾那些无幸进入皇帝大幄的人，文娱节目在外面举行：摔跤，杂耍，走钢丝，哑剧等节目在5小时的庆典中一直演出。这个习俗同中国一样古老。从汉朝起，可能还要早些，欢迎外国代表团就像过盛大节日一样演出节目。“宫内的生活，就是节日的生活。”
有关这次庆典，我们只掌握一份中国的叙述材料--十分简洁，这是这类文体的规律：“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咭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嘶当东等人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这完全在重复3月24日发的诏书，5月12日又重复了一次。天朝官僚体制喜欢一再重复：重复是避免犯错误的最可靠方法。诏书后面有一首御制诗，纪念英国人的“臣服”。诗是这样开头的：“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咭利今效尽诚”。英国人的尽诚是可笑的，但尽管英国人只做了个叩头的样子，显得那么笨拙，但英国毕竟已列入向中国效忠的“西洋各国”的正式名单之中了。
宴毕，勤见仪式也告结束。特使在门外找到了大队随行人员；按照礼制，重新整队回府。马戛尔尼见到了这位负有盛名的皇帝。他还同他讲了话，却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