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刘伯承谦虚自束
朱德称赞刘伯承“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叶剑英赞他“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天”。陈毅赞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革命同志的赞扬使刘伯承十分不安，他坚持不让别人称他为军事家，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
1947年6月8日，在安阳召开的功臣大会上，刘志坚领着冀南人民的代表，把绣有“常胜将军”的横匾送给刘伯承司令员。刘伯承在致答辞时谦逊地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奉为己有。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人民给吃、给穿、给人，军队就不能打胜仗。”
1948年5月，中原军区政工会议结束前，请刘伯承去讲话。他因要去前方指挥作战，不能到会。行前，他对副政委张际春说：“我有一个意见请转达给到会的同志，这是我自己常想的一个问题，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不管你是多高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的人为你立正。但这些都是党给予你的，你个人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你如果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向军阀主义，那你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
1952年，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建军节前夕，他从北京开会回来，看到几个文化干事正在大礼堂前悬挂标语，其中一条写着“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句话是刘伯承为院报创刊两周年的题词。他对文化干事说：“快把这条标语撤下来！我的话怎么能写到标语上去呢？不行，快把它换掉！”
苏联要出百科全书，有一条目：刘伯承。介绍他简要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当时，中宣部的同志起草了一份稿子。刘伯承看到在简历的介绍中写着“革命军事家”几个字，他便拿过毛笔，把“革命军事家”改成了“革命军人”。
李秘书看了，提意见说：“您是有名的军事家呀，怎么能和普通军人一样称呼呢？”
刘伯承微笑着，一边指着“革命军人”几个字，一边耐心地解释道：“要讲军事‘家’，应该说革命军队是个大‘家’。没有大‘家’，哪有这个‘家’，那个‘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刘伯承就是这样谦虚，这样自我约束的。
51.彭德怀三次避开镜头
彭德怀出国访问时，常遇到一些人的称颂。有一次在苏联被几个老头拦住，谈了起来。翻译告诉彭德怀，大家称颂他是“百战百胜的中国将军”、“创造战争奇迹的英雄”、“第一个打败美国军队的统帅”。彭德怀回答说：“你们搞错人了，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军人，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至于打败美国侵略军的，是朝鲜和中国的英雄人民和军队，英明的统帅是毛泽东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后来，他告诉翻译：“以后有人给我吹这样的牛皮，你不要翻译了。你对他们说，是别人胡吹的！说我彭德怀听了这话就要脸红！”
彭德怀的一生，是战斗而胜利的一生，又是胜利而谦逊的一生。
那是在1947年的时候，解放大西北的战斗正在进行。随军记者带着国际友人送给解放区的第一部摄影机，跟随彭德怀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转战大西北，在艰苦的环境里拍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可当他拍摄彭德怀的镜头时，却三次都碰了壁。
第一次是在榆林战斗打响之前。彭德怀正在前沿察看地形，记者端着摄影机出现在彭德怀近前，彭老总察觉了，马上把脸扭向一边，避开镜头，同时右手一扬，说：“你不要对着我。你到战士中间，多拍战斗场面。”
第二次是沙家店战斗前夕。记者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彭德怀眼前，正要举机拍摄，彭老总眼疾手快，挪动身子，站在不好拍摄的位置，对大家说：“你们看，搞电影的又来了，小鬼！”
记者改变位置，执意要拍，彭老总硬是不肯合作。记者还想尝试，见彭德怀努起嘴，知道要批评人了，只好失望地走开了。
第三次是在宜川县瓦子街。这天，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人，随同彭德怀在两山之间摆陷敌的“口袋阵”。彭老总举目四望，雪后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一片银白，寒风掀动着他旧军大衣的下角。记者兴致勃勃地走过来，彭老总看见了，笑吟吟地说：“‘文化人’又来了，你又要干什么？”记者赶忙插上一句：“不好完成任务。”他说完就举起机子，调整镜头。彭老总连连摆手：“你有你的难处。今天就不要拍了。”
记者心里焦急，可有什么办法，摄影机显眼，每次都躲不过彭德怀的眼睛。不管位置好不好，端起机子抢拍吧，战争年代，胶片来之不易，一点也浪费不得。
“你把镜头对准他们。”彭德怀指着远处筑工事的指战员们说：“不要老在我身边打主意。”说完，收起了笑容，努起了嘴……
记者最终也没抢上彭总的镜头。
52.罗荣桓的二三事
罗荣桓埋头工作，不愿出头露面，更反对对他个人的宣传和颂扬。照像、题词、上主席台之类的活动，他都尽可能避开。
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罗荣桓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消息传到山东，同志们都特别兴奋，宣传部的一些同志则酝酿印制他的头像。罗荣桓知道后，把宣传部副部长陈沂找了去，叫陈沂制止这件事。陈沂解释说：“这是同志们对你的尊重”。罗荣桓摇摇头说：“尊重可以，但不必把我的像挂到墙上去呀！”在罗荣桓的一再坚持下，他的头像始终没有印成。
建国以后，罗荣桓元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的一则关于民兵工作的消息中，有几处提到罗荣桓的活动和指示，他看了后给总编辑打电话说：“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的宣传，这样做没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在和同志的关系上，他也十分谦虚谨慎。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说要来看罗帅。林月琴同志怕影响罗荣桓的休息，便另约了时间。第二天林月琴向罗帅谈了这件事。罗荣桓严肃地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来人，就什么时候见。睡着了还叫起来呢！这个同志晚上要来，可能有急事，时间是晚了一些，那有啥关系？能谈就谈，不能谈见见面也是好的嘛！你这一挡驾，恐怕他一宿都睡不好。”吃过早饭，罗荣桓元帅亲自去看了那个同志，那个同志十分感动。
53.贺龙改诗谈英雄
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
1927年，贺龙到达南昌的第二天，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亲自来到贺龙的住处，把前委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贺龙，并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听了，坚定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党的话，党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贺龙召集了二十军团以上的军官会议，亲自做了起义动员，他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砰！砰！砰！”在总指挥部的楼顶，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8月1日凌晨2点，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经过激烈的战斗，光荣的“八一”南昌起义胜利了。后来，党中央把8月1日定为我党的建军节。
1941年8月1日，兴县举行文娱晚会，庆祝“八一”建军节，贺龙应邀参加。
帷幕徐徐拉开了，一个英俊的少年站在舞台的中央，慷慨激昂地读着他的诗作：
“我要讲一个英雄的故事，
这个故事，
就是南昌起义；
这一个英雄，
就是您啊——
我们的贺老总！”
刚刚朗诵到这里，台下突然有人喊：“小鬼，你这一句诗不对头，南昌起义怎么只有一个英雄呢？”“少年诗人”心里一愣，顺声音看去，喊话的正是诗中赞美的贺龙，心里就慌了，可一想到贺老总有个爱和台上演员说话的习惯，就定了定神，准备继续朗诵下去。
这时，贺龙站了起来，把他招呼到跟前，亲切而认真地说：“小鬼，你朗诵的很有感情嘛！但观点和事实不对嘛。我告诉你，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副主席，还有朱德、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许多同志，怎么能说只有一个英雄呢？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起义后半个月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呢，能算个什么英雄？”贺老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谦虚品德使那个小鬼非常敬佩，贺老总的批评，也让他很是不安。他脸红了。
看了看小鬼的神情，贺老总又说：“不过，你也不要着急，好好改改，改好了再向部队朗诵。下一次朗诵的时候，我一定还来听。”
54.邓小平谦虚改字
邓小平是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把“学习雷锋标兵”朱伯儒的事迹材料，报送邓小平，请邓小平题词。
邓小平认真阅读后，思考片刻，然后提笔在宣纸上写道：“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他把这份题词交给办公厅的同志，说：“请不要急于拿去发表，应该请语言学家推敲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
办公厅的同志去请教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王力接过题词，戴上花镜，一字一字地推敲。念了一遍又一遍，不住地点头说：“好，写得好！”当王老又念一遍时，眼睛停在“名符其实”的“符”上，说：“不过，‘名符其实’的‘符’，现在已不使用了。如果就这样，用字不规范，最好用‘副’字。”说着用铅笔在“符”字旁边写了一个“副”。
办公厅的同志回来后，拿着改过的宣纸指给邓小平看。“王力先生说，‘名符其实’的‘符’不规范，应该用这个‘副’。”邓小平十分高兴，说：“改得好，改得好。虽然，过去用这个‘符’字，现在不用了，就是错别字了。老师写了错别字，贻误了学生，国家领导人写了错别字会影响国民的文风。这叫上行下效嘛！你去替我好好谢谢王老！说我显些做错了一件大事。”
他又要来一张纸，仔细地把“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写在上面。写完后，又用笔点着，念了一遍。尤其念到“副”字时，停了好一会儿。
邓小平认真改字，被传为佳话。他乐于纳言的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55.华罗庚与陈景润
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当代世界着名的数学家。他初中毕业，自学成才。在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等许多领域都做出卓越贡献。着有论文200多篇，专着十几本。
华罗庚虽然成就卓着，仍十分谦虚。他有一篇数学名着叫《堆垒素数论》，自发表以来赞誉不绝。
年轻的厦门大学图书管理员陈景润，在研究华罗庚《堆垒素数论》时，发现这篇名着，在阐述它利问题上有重要谬误。经过反复研究，确信自己的见解正确无疑，就写了一篇驳斥它谬误的论文，附以短信，一并寄去。信中写道：“您是数学王国里的一颗明星，照亮我这个数学爱好者的眼睛，我不胜感激。但是，明星上也可能有微尘，我愿帮助拂去。”
华先生看了信，读了论文，激动不已，拍案叫绝：“对，对，太对了！反驳得如此中肯，如此有力！”他若有所思，说：“这位年轻人身上，该蕴藏着多么大的潜能啊！”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数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华老主持这次会议。当他走上主席台时，宣布的不是大会开始，而是另外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位年轻人，给我寄来一篇论文和一封信，对我的《堆垒素数论》中的它利问题提出了商榷，弥补并改进了它利问题。”说这话时，华老显得那么深沉，那么庄重：“我提议破格接受这位年轻人参加数学学术讨论会！”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一些老一辈数学家落下热泪。大家是为年轻一代数学爱好者的进取而激动，更是为老数学家的谦虚而激动。
华罗庚把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留在自己身边……
后来，陈景润摘取了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攻克了200年来世界着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也成了着名的数学家。
56.陈毅的座右铭
陈毅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卓着的功勋，可他却总是时刻告诫自己：“慎之又再慎，谦虚以自束。”
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大铜墨盒，墨盒上刻着他的手迹：“满招损，谦受益，终日乾乾，自强不息。”
这就是陈毅为自己写下的座右铭。陈毅元帅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6年，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在北京上演《东进序曲》。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同志在三座门招待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陈毅也应邀参加了。剧中通过敌人的口，说出了这样一句台词，“陈毅有大将风度！”陈毅在座谈会上说：“你这个肖主任啊，怎能在剧本上写出这样的话呢？你让我陈毅往哪里钻啊？我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叫我脸红啊！请你和作者商量一下，一定要把这句话改掉。”
事后，他找肖望东说：“剧中自始至终都不要提陈毅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