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士大夫。“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东汉王朝效仿西汉王朝，推荐“茂才”“孝廉”人士做官，在朝廷中形成一股政治力量。
一、士大夫产生的社会背景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统之后的漫长时代中，一般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他们是“读书人”。在当时环境下，他们以做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士大夫就是担任朝廷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
东汉时期的士大夫
公元前12世纪的周王朝制度中，“士”专指武官，“大夫”专指文官。公元前1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任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公元1世纪时，东汉王朝又仿效西汉王朝，任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不断增加，终于形成了一股力量。
在这样的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实现当官梦想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就是道德行为。在激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1-2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二、士大夫的标准
（一）长时期为父母死亡服丧
自公元前2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权之后，孔子和孟子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政府便使用政策予以推行。1世纪初，新王朝就曾作出这样的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去世了，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两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二）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
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得尤也是十分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做出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操清高，有异于流俗。
（三）尚侠尚义
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性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廉洁
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2世纪中，士大夫在这方面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分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五）对恩主绝对效忠
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三府椽），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孝廉”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标准，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色。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妻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但即令这种流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三、士大夫门弟的形成
士大夫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便千方百计限制推荐和聘任的范围。最初选择推荐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很高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机会。后来情形发生了变化，要求被推荐人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门第观念，就这样产生了。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仍然是木匠；农夫的儿子依然是农夫；士大夫的儿子则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
“门第”的产生牢固的维持了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直到20世纪初期，这种“门第”观念还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普遍的影响。
2世纪中叶后期，东汉政治尽管比较腐败，但在首都设立洛阳了太学里的学生却在不断的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太学的扩充。2世纪50年代时，太学学生人数已经多到3万余人。这些准士大夫们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的交往十分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