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8年，他的父亲去世，他的弟弟卡洛曼和他瓜分了国土。771年，卡洛曼突然死亡，查理大帝成为整个法兰克的主人。但他弟弟的妻子带着儿子到娘家伦巴第寻求支持，伦巴第人想让卡洛曼之子成为法兰克国王。于是，查理大帝发动了他的第一场战争，他于774年攻入伦巴第，伦巴第都城陷落，查理大帝于是自称伦巴第国王。在与罗马教皇的会晤中，双方达成协议：查理大帝承认教皇为意大利的主人，教皇承认他为法兰克唯一的统治者。
查理大帝有两个重要特点：勇武善战和对基督教高度的虔诚，这些可以在他的四大功绩中体现。除了前面的第一次战争外，查理大帝的主要军事行动还有三个。
他首先继承了丕平抵抗西班牙穆斯林入侵的事业，并且转守为攻，778年越过比利牛斯山攻入西班牙，甚至曾经占领首都巴塞罗那，不过由于实力不足才与西班牙穆斯林议和，在这次战争中还是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罗兰之歌”的故事。
比利牛斯山
查理大帝经历最长的战争是萨克森战争。共有18场大战，花了33年时间，四分之一的萨克森人在战争中消失，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性。但查理大帝最终使得桀骜不驯的萨克森人屈服了，更重要的是使得萨克森人的信仰改变了，在这时基督教文明深入了德意志境内，查理大帝做到了罗马帝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另外一场战争是征服文明程度更加落后的阿瓦尔人。他最终战胜了阿瓦尔人，控制了相当于今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一带的土地。
以上的辉煌战绩，使得查理大帝终于走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而且是以颇具喜剧色彩的情节作为结局。当时，教皇利奥三世在与意大利贵族的斗争中度日如年，他向法兰克王国申请援助，希望与灼手可热的查理大帝结成同盟，而查理大帝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信誓旦旦的说“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蹂躏”。
利奥三世的行为受到意大利贵族的非难，最后被投入监狱。逃脱后，教皇跑到正在萨克森征战的法兰克军队里，查理大帝亲自把他送回罗马，在罗马教皇受到了万人空巷的欢迎。查理大帝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威望做后盾，召开罗马宗教大会，巩固了利奥三世的教皇宝座，同时，查理大帝还安抚了反对派，平息了教廷的纷争。教皇对查理大帝充满了感激和崇拜之情。
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年，800年，圣诞节的时候，在圣彼得大教堂查理大帝和教皇带领一班罗马权贵进行弥撒仪式。教皇利奥三世突然将准备好的金色皇冠戴在查理大帝头上，并称呼他罗马皇帝。这种颇具戏剧性的场景，宣告了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西欧诞生了第一个皇帝，查理大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事先毫不知情之下加冕的皇帝。
法兰克掷斧兵
一般来说欧洲帝王被称为“大帝”的人，只有两种：要么是开疆拓土，战绩辉煌的，要么是政治和军事成就都灿然可观的，查理大帝就属于后一种。他聘请了很多学者到法兰克讲学，把修道院和教会作为传播文化、教育后人的基地，并创办了一批学校，营造了一个“加洛林文艺复兴”时代，照亮了黑暗的中世纪。
查理大帝死于814年，他的称号后来变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延续了近千年。不过查理帝国只延续了两代人，后来查理帝国被他的三个孙子瓜分，其中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所分得的部分，就是后来德、法两国的雏形。
查理帝国的领土包括现在的奥、瑞士、意、匈、法、德、比、荷等地，是罗马帝国后西欧版图最大的国家，查理大帝的个人魅力，为这个时代增添了英雄色彩。不过他的功绩也有很多不足，首先，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国没能持续多长时间，虽然后来分出了法、德两国的雏形，但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德是近代才定型的，中世纪时期，法、德不过是众多城邦的联合体。再说，在军事上，他的军队所向披靡，却没有长久地保护基督教文明的欧洲免遭蛮族攻击，相反，9世纪到10世纪的欧洲是最脆弱的，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受到了挤压，维京人狂潮席卷欧洲。
查理大帝创造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极盛一时，但此后几百年，欧洲的文化科技还在黑暗的“中世纪”里徘徊。查理大帝的影响之所以能持久延续下来的，主要在于使萨克森地区加入基督教文化圈，还有就是留下了“罗马皇帝”的头衔，政治上则是推行分封制和骑士精神。其他方面的多是一时的景象。
查理大帝曾经想在国家制度上有突破，但却政随人亡。
查理大帝为了统治庞大复杂的帝国，于是想采用罗马帝国式的中央政权和国家机构。他在794年改变了国家没有固定首都的王室传统，在亚琛定都，称为新罗马。查理帝国的国家机构围绕宫廷运转。高级官吏在宫廷里办公，包括宰相，他是国王的秘书和掌玺大臣；宫廷大臣，相当于从前的宫相，负责宫廷事务和行政工作；大教长，管理法兰克僧侣；大司马，则管理国王骑兵等。皇帝每年召开两次顾问大会，参加者都是国内最有势力的大贵族，讨论的是颁布敕令问题。查理帝国皇帝颁布的敕令，等同于法律，通行全国，使国家机器得以运转。
查理大帝对历史影响较大的一项政治措施是推行分封制，赐给教会、将领等封地，这些封地多数可以世袭，得到封地的教俗贵族成为查理大帝的封臣，必须对查理大帝效忠。每年他还召集一次全国领主大会来商讨自己的政策。查理大帝的时期，是中世纪封建领主制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骑士精神和骑士制度逐渐形成的时代。
查理帝国被划分为若干伯爵管理区，也就是郡。9世纪初查理帝国有98个伯爵辖区。由皇帝任命每郡的伯爵，他们负责征收赋税，维持秩序，主持法庭，召集并管理本地区的军事部队等事务。伯爵由地方贵族选举产生，辖区内一块封地和王室税款的一部分作为他们的报酬。到查理大帝时代后期，子承父业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后来，这个官职及与官职相联系的土地就成为世袭的了。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查理大帝规定伯爵不许为扩充自己权力兼并另外的伯爵辖区。他还把伯爵们经常带到自己身边，参加战争和处理法庭事务，在伯爵辖区设副伯爵职位，不在时就替伯爵工作。
为了监控伯爵，查理大帝派巡按使到具有较大势力的郡，防止地方割据。802年，这个制度正式固定下来，皇帝会派一对巡按使，一个是大贵族，一个资深的教士负责对某一地区的监察之责。巡按使有自己的法庭，有权力根据法律罢免伯爵，并负责监督司法、财政和教会行政，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联系的重要纽带。
在边防区，设马尔克，马尔克的首长为侯爵。
这些机构制度的确立，表明查理帝国已告别了墨洛温时期的混乱，由亲兵和大臣代表国王处理日常行政司法事务，也不像加洛林王朝创建时，只有落后的管理机构，而是开始具有了稳定的官僚管理机构。
与这套管理机构创建的同时，平民的政治权利没有了。由人民推选的地方法庭中的陪审员已经撤销，代之以领取俸禄的国家官僚。“五月校场”代替了“三月阅兵”。“五月校场”已不再是民军大会，而是贵族大会。军事改革一个直接成果就是骑兵成为军队主力，他们都是大土地所有者。春天的时候，骑兵便于集合，所以在五月举行军事检阅。皇帝或国王批准的法令会在大会上宣读。
不过，这些查理大帝所创造的行政系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构。因为查理大帝的整个政府都建立在臣民与他的私人关系上。查理大帝时代的法兰克人还不太习惯于服从那些遥远的、公共权力的代表，也就是官僚。他们只服从于亲自发号施令的首领。伯爵或其他臣民的关系与查理大帝，主要是附庸与领主的关系。臣民对查理大帝的服从是附庸对领主的忠诚和服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同伴感情，建立在共同分享战利品的关系上，并靠誓约来牢固。不过，一般领主的权力远远不如查理大帝的权力。查理大帝将效忠誓言扩张到更广大的范围，所有自由人都被迫向他宣誓效忠，变成他的忠仆。在誓言中：“我确认我将一生无悔地忠于我的领主查理国王和他的后代”。
9世纪的第二个年头，更多新的积极因素被加到誓言里，它不仅包括对国王领主的终生效忠，还保证不恶意引来任何敌人来到领主的王国，不赞成或默许任何人对国王的不忠诚，还包括尊重国家的财产和教堂、服兵役、不违反国王的命令、维护正义等。所有王国12岁以上的人都发下这个誓言。所以，不忠诚就是发假誓，这是对上帝的亵渎。这样建立起来的官吏与皇帝的关系，就只有私人关系了。它含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的基础是领主的人格魅力，而对宗教信仰是誓约保障的重要因素。
这个制度进一步扩大，伯爵管辖的官僚也成为伯爵的追随者。而为了遏止地方势力的扩张，查理大帝还创造了他的直接附庸。这些附庸帝国到处都有，不在当地伯爵的管辖范围，甚至可以作为王室代理人一样起作用。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官吏的忠诚和服从对象不是国家和法律，而是个人。它最终的结果就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查理大帝健在的时候，它可以迅速地运转。当查理大帝不在的时候，这套制度也就走向死亡了。
分封制度下，附庸对领主的服从是有报偿的、需要前提的。中世纪早期，人都希望任何服务都应有相对的回报，如相应的报偿不来到，服务也就中止。当附庸没有得到所需要的领主的援助、保护或土地封赐，或认为领主侵犯了他的权益时，就可以认为效忠誓约失效。
查理帝国的强盛，还有一个必须注意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宗教力量的支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查理大帝，查理大帝于是便有了维护、传播和发展基督教的使命感。他非常重视教会的建设，充分发挥教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职能。查理帝国差不多包括了所有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查理拥有的最高权威使他们既能领导国家机构，也控制帝国境内的教会。对于帝国基督教教会的控制力，查理比教皇恶毒影响还要大。在查理帝国，国家与教会互相依存，组成联盟，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代表了世俗与神权的结合，帝国政权的稳固无疑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加洛林王朝在最初就得到了宗教力量的支持。在丕平将要推翻墨洛温王朝的时候，曾经与教皇探讨这个问题，教皇同意支持他的行动。教皇说：“拥有实际权力的人比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权力的人更应拥有国王的荣耀。”所以，751年，法兰克贵族和他们的附庸召开了苏瓦松会议，“根据所有法兰克人的推举，贵族的宣誓和众主教的奉献”，矮子丕平被推举成为法兰克国王。主教为他举行神圣的宗教大典。教皇亲自从意大利跑到高卢，根据《圣经》上记载的犹太国王登位仪式，替丕平和他的妻子做了涂油礼。涂油礼可以使王权具备神圣的性质。它表示王权不仅受到人民爱戴，同时承受“上帝之恩”，与古代犹太人的国王大卫一样，拥有神授的超自然权力。在这个所有国民差不多全是基督教徒的国家里，拥有神权的支持无疑极大增强了国王的权威。这种宗教加冕的仪式在欧洲一直保持到18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