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出生在江苏太仓的一个书香门第。但他是婢女所生，因而不为宗党所重，常受凌辱。这种身世的隐痛，激发他自幼刻苦读书。
张溥天资较差，常常过目即忘。但张溥小时候并不垂头丧气，而是想办法来克服这个缺点。有一次，他在读书过程中偶尔发现了一篇有关董遇读书故事的文章，其中“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句话给了他很大启发。他想：人家读一篇文章，有个七八遍就能够背诵了，而我读了一二十遍却还只能断断续续地背个大概，这差异不能不承认。可是，我再怎么笨，只要多背几遍，保证每篇文章都读一百遍，不也能行吗？从此，他就开始这么做了起来。古时候的私塾先生要求学生背诵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而这些枯燥乏味的文章，要重复地读上一百遍，别说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就是一个大人也会觉得厌烦的。可张溥硬是不厌其烦地坚持下来。口渴了，他就舀一瓢凉水喝；嗓子哑了，他就把声音放低一点……苦读了一段时间，他终于能连贯地背出文章来了，这使他异常高兴；可是白天背得挺熟的，第二天一觉醒来，又忘得差不多了，这又使他十分焦虑，他决心寻找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读书方法。
一天上课时，先生叫张溥背诵文章。开始几段，他背得好好的，先生也挺满意的，可没背一会儿，他就背不下去了。这下他可急了：昨天还当着父亲的面背得很流利的，今天怎么就背不出来了呢？而他越急，就越想不出，最后只好低着头等着挨先生的责打了。先生见张溥愣在那里，非常生气，便拿戒尺使劲地在张溥的手掌上抽打了几下，直打得张溥白嫩的小手掌红肿了起来。打完了，先生余怒未消，说：“你怎么这样不用功？罚你回去把这篇文章抄十遍，明天交给我！”
张溥挨了打，可他一点儿也不怨恨先生，只怪自己不争气。回到家草草吃过晚饭，他就在灯下铺好纸，研好墨，挥笔抄起书来。文章较长，他抄得又认真，等他抄完，已经是半夜了。第二天到校，把抄的书交给了先生，没想到先生又让他接着背昨天的文章。这下可把张溥急坏了：这下完了，我只顾抄书，没有特意背呀！可看着先生那严厉的样子，他只得硬着头皮背了起来。谁知奇迹发生了：上句刚一出口，下句居然就跟着跳了出来，一会工夫就把全篇文章顺利地背了出来，而且还没有一次停顿，没有背错一个字。先生听了，不由得连连称赞道：“好，好，就应该这样背！”
放学回家的路上，张溥还在琢磨背书的事：“奇怪，昨天我并没有刻意背书呀，可今天为什么就能脱口而出呢？难道是因为我抄了十遍的缘故吗？”正好先生又留了新的背书作业，他决定按昨天的办法再试一试。回到家，他先把文章朗读一遍，然后开始抄写，边抄还边默诵着，抄完一遍，又大声朗读一遍，接着再抄写一遍。这样循环往复，当抄到第七遍的时候，他觉得不仅已经领会了文章的意思，而且还能够熟练地背诵了。他放下笔，高兴地喊了起来：“好，我终于找到背书的诀窍了！原来果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呀！”
从此以后，张溥读书必手抄，读后又随即焚去，再抄，再读，再焚，如此六七次方休。后来，他把这种读书方法称为“七录”，他把读书的屋子也取名为“七录书斋”。这样长年累月地抄写，他右手握笔的手指上都磨出了老茧。夏夜蚊虫叮咬，他读书时就在桌下放一大瓮，将两足置于瓮中，常常通夜苦读。冬天冷风吹刮，皮肤冻裂了，张溥用热水温一温手，又开始抄读。有一年冬天，他夜读灯尽，见窗外光照如天明，开门一看，原来是天降大雪，积雪盈尺，竟也没有发觉。一天，他的好友张采来看他，见他正拿着粽子，蘸着墨汁，吃得满口乌黑也没觉察。有人讥讽他近于迂，他却充耳不闻，好学如常。
原来天资较差、记性不好的张溥，靠着这种读书“七录”的扎实工夫，终于获得了渊博的学识，成了著名的文学家。他著书立说，思路敏捷，文笔流畅，内容深邃，颇得好评。《五人墓碑记》即出自张溥之手。当时许多好学之士闻张溥之名，常来向他讨求诗作，张溥从来不打草稿，往往是对客挥毫，一挥而就。张溥的作品大多收在以他的书斋命名的集子《七录斋集》里，一直流传至今。
学习是没有什么捷径的，也许就是多读多看，或者抄录几遍，然后慢慢就积累成了学问。这些看似简单，可是能坚持的，能有几人？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朱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