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代的海疆与对外贸易，人们马上就会想起下面几个词：倭寇、郑和、海禁、戚继光。
真实的历史远比这些词汇更为生动。在蓝色的海岸线上，这个王朝的所有特点都真实地展现了出来，无论是优势还是弊端。
突破海禁的郑和船队
明朝初年，就曾经公布过严格的禁令，禁止出海，无论是经商还是从事其他交往活动。然而，一位叫做郑和的宦官，打破了这道禁令，让自己的船队成为当时世界瞩目的焦点。
七下西洋，征途万里
郑和，原姓马，云南昆阳州人氏，出身于世代穆斯林家庭。其远祖名叫所菲尔，是“西域天方国普化力（布哈拉）国王”。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因被邻国侵略，所菲尔舍国适宋，神宗封他为宁彝侯，后又加封为宁彝庆国公。
郑和的曾祖伯颜，是所菲尔的八世孙。伯颜的长子名叫察尔·米的纳，元末被授滇阳侯，察尔·米的纳之子，即郑和之父，名叫米里金，生于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马为姓，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娶妻温氏，生二子四女，长子文铭，次子和。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曾去麦加朝觐，故有“哈只”的荣誉称号。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兵征讨云南。年仅十二三岁的郑和被掳获，编入傅友德军中，随明军抵京师（南京），后又进燕王朱棣的府邸当了太监。
郑和“丰躯伟貌，博辨机敏，有智略，习兵法”，深得燕王朱棣的信任和喜爱。在“靖难之役”中，特别是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燕王军队与曹国公李景隆的部队战于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东），郑和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朱棣当了皇帝的第二年（1404年）元旦，赐和以郑姓，并选他为内官监太监，以示酬劳。
《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据此可知，促使明成祖朱棣决心派其亲信郑和率队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怀疑被赶下台的建文帝逃亡海外，为寻找其下落，消除这一政治隐患；第二，耀兵异域，以示中国之富强，进而壮大明成祖朱棣本人之声威。
此外还应有第三个原因，即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繁荣，郑和下西洋可以发展海外贸易，换取海外珍宝，满足封建王公贵族和勋爵们的奢侈享用。这一点可以从郑和的船队名为“宝船”、“西洋取宝船”及回国时“所取宝物不可胜计”等事实中得到证明。无论明成祖的主观动机如何，有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郑和以其非凡的组织能力和创造力，充当了这部轰轰烈烈的下西洋活剧中的主角，成为中外航海史上的一代伟人，他所创造的航海伟绩将永垂青史。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
第一次，永乐三年（1405年）五月已卯，“宦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第二次，永乐五年（1407年）回家不久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年）回国。接着又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乙已，“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
第四次，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谕满刺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福之所。第二年（1413），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四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一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刺贼首苏干刺等于行在。”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成祖的犒赏。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癸已，“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壬寅，“宦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刺、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所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年）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年），这位63岁的老人“奉使历忽鲁谟斯第十七国而还”。约在宣德十年（1435年），他默默地在南京辞世，终年65岁。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袭，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
郑和七次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办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分布看，郑和率领船队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湾、波斯湾、马尔代夫群岛、阿拉伯海、亚丁湾等地。郑和先后四次横渡印度洋，“雷波岳涛，奔樟踔楫，掣掣泄泄，浮历数万里，往复几十年”（黄少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最远达到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确实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不为人知的出航细节
郑和下西洋已为世人熟知，但郑和下东洋却鲜为人知了。近两年来，海内外许多郑和研究学者开始注意郑和航海对全球的影响，而且对七下西洋的航海领域提出了补充与扩展。因此，又出现一个郑和“下东洋”的问题。
明成祖即位后，准备派郑和下西洋，就在郑和积极筹备下西洋时，却发生了严重的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事件。为了巩固边防和自己的统治，明成祖决定立即派人去日本进行政治交涉。这一任务就落到郑和身上。郑和在朱棣夺权过程中跟随朱棣多建奇功，深得朱棣赏识。郑和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马东渡扶桑。
当时东渡日本也是很艰难的，郑和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至日本，代表明朝政府向日本政府指出应严格按照会谈内容办事，不得违背。国王源道义自知理亏，立即下令逮捕了倭寇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情况。郑和胜利完成使命，向明成祖禀报，明成祖很高兴，致书国王源道义，表示满意。
郑和下东洋一事，经过海内外学者研究，不论是《明史》或者是其他关于明朝的有关记载，还有日本史书的记载，都证明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确实出使过日本。郑和这次下东洋，发生在下西洋之前的一年，即1404年。这为他下西洋奠定了基础，也稳定和促进了当时中日关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海洋平静，中日双方使臣友好往来不断，给郑和下西洋创造了安定的条件，也为他后面的七下西洋提供了丰富的航海知识，积累了外交经验。
在下西洋的船队中，除郑和之外，还有一些穆斯林，他们也都在这空前的航海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欢，字宗道，别号汝钦，自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人，回族。因才干优裕，通晓阿拉伯语，以通译番书的身份，先后参加了第四、六、七三次远航。马欢是位有心人，在鲸波浩渺、历涉诸邦的同时，他注意采摭各式各样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曰《瀛涯胜览》。该书共计18篇，记述了占城、爪哇、祖法儿等19国的疆域道里、风俗物产及历史沿革，为这几次远航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郭崇礼，杭州仁和人，回族。与马欢一样，因“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并轺，跋涉万里”。在《瀛涯胜览》的编写中，郭崇礼出力不小，特别是刻版印刷、找人作序，大都得力于他。明监察御使古朴曾称赞他和马欢“皆西域天方教，实奇万之士也”。
费信，字公晓，吴郡昆山人，回族，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晓阿拉伯文字。先后四次随郑和下西洋，任通事之职。费信笃志好学，每到一地，即伏案运笔，叙缀篇章，将那里的山关、人物、物候、风俗及光怪奇诡之事记录下来，以备采纳。在此基础上，他编写了一部名曰《星槎胜览》的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眼目睹之事，后集是采辑传译之闻。这部书可称是《瀛涯胜览》的姊妹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哈三，西安人，回族，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郑和第四次奉敕差往西域阿拉伯各国，道经陕西，请哈三为之当翻译、做顾问。出访期间，哈三“揄扬威德，西夷震砻。及回旆，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孕得济。”为此，郑和归国后给哈三很大资助，重修了西安清净寺。出这位掌教当时发挥了自己“通国语”、“佐信使”及安定人心于危险之中的作用。
蒲日和，字贵甫，泉州人，回族。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家庭后裔。虔心信奉伊斯兰教，曾在元末与金阿里同修泉州清净寺。蒲氏家庭为东南地区航海世家，熟知海外事务，故蒲日和被郑和起用，参加了永乐十五年的第五次出访，先后访问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和地区。行前，郑和曾到泉州灵山圣墓前行香游坟，蒲日和为之记立碑文，为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归国后，蒲日和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并负责管理灵山圣墓。
除以上举马欢、郭崇礼、费信、哈三、蒲日和五人外，在郑和的下西洋船队中还有其他许多不知名姓的穆斯林。他们以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和熟悉阿拉伯语的专长，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据《瀛涯胜览》载，宣德五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曾选差懂阿拉伯语的七个通事，赍带麝香、瓷器等物到麦加，往返一年，“买得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待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这七位通事，事实上是组成了一支古代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他们携带回京的《天堂图》真本，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份麦加克尔白画图了。
一支船队背后的强大科技
造船与航海是综合性的科学技术，涉及到流体力学、材料力学、运动学、天文学、数学、磁学、地理学、气象学及制造工艺技术等广泛的领域。因此，造船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从殷商时期的帆船，到元代伊本·白图泰盛赞的大舟宗，都表明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到了明代，郑和的七次下西洋，更是将中国的造船与航海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同时，发达的造船术与航海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发达的科技文明。
明代先进的造船技术，突出表现在航海船舶体积的增大上。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
郑和下西洋的船舶分为五类：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其中宝船最大，九桅，长四十四点四丈，宽十八丈。明代一尺约合今日零点三一米，依此推算，下西洋宝船船长约一百三十八米，宽约五十六米。这种巨型海船，莫说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它是中世纪中国造船业在全世界遥遥领先的明证。
首先，要建造这样的巨船，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造船设备、巨大规模的造船厂和海港。这在郑和时代是实现了。南京龙江宝船厂，就是当时大规模的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迄今这里还留有“上四坞”、“下四坞”等氵作塘和水道。氵作塘呈东西向，与长江的夹江相通，便于宝船下水。氵作塘很大，以“七氵作”而论，经现代实测，长约五百余米，宽约四十米。
福建长乐太平港，是当时下西洋的基地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船队，每次都在这里驻泊，短则二三个月，长则十个月以上，在这里修造船舶，选招随员，候风出渡。这样的造船基地和大港，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据《西洋番国志》载，宝船所至西洋诸国，“皆于海中驻泊”，因“大舡难进”，常“易小舡入港”。
其次，建造这种巨型海船，必须成功地解决抗沉性、稳定性等问题。宝船的设计者按前人的传统经验，将船体宽度加至56米，使船体的长宽比值为2.45左右，从而避免了因船身过于狭长而经不起印度洋惊涛骇浪的冲击发生断裂的危险。
这样的船体结构设计，是相当合理的。为了保证56米船宽那样大幅度的横向强度，从而增强船的抗沉性和稳定性，增强了纵摇的承压力。
再次，这种巨型航海船一定成功地解决了板材及纵向构造的连接问题。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宝船的尺度，从船体强度理论研究，推算出为承受纵向总弯曲力距，船底板和甲板的厚度分别约为340和380毫米。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然而却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它告诉人们，只有用这样厚的板材建造长138米、宽56米的巨船，船体强度才能得到保证。
最后，要实现上述这一切，造出下西洋的宝船，必须有统一的管理，多种行业的人才，细致地分工，高度的合作，必须有强大的财力、物力作后盾。所有这一切，在郑和时代都统统实现了。
郑和七次下西洋宝船的诞生，是明代造船业继唐宋以来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明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需要，明代造船家们突破了前代的造船传统，成功地建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最宽最大的宝船，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七下西洋的非凡组织者郑和，在当时发达的的造船事业中理所当然地要占首功。
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从中国到印度洋、红海及东非的航道，开辟了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航海技术，扩大了人们的航海知识。
显赫一时的“白银时代”
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以后，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对外贸易由于获得广阔的新市场而急剧扩张，其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步伐，对中国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代，也就是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白银资本”的海外贸易时代，而当时的赢家，绝对是中国的明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