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垄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故能掇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纯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然其袅将画臣，皆古今之所鲜；有历代之希觏，惟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
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僭，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乾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故曰：光武其优也。
虞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汉祖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于张良、韩信者乎？然汉祖功臣皆强盛诛灭；光武佐命悉用，优秩安全。君臣之际，良可称也。绝长补短，抑其次焉。”
由此言之，夫汉高克平秦、项，开创汉业，衣冠礼乐，垂之后代，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也。
【译文】
有人问：“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间，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曹植说：“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十全十美，所以死了以后，果然有机会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做尽残酷暴虐的坏事。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赵王如意被幽囚，最后被毒杀。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正是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啊！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的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安邦定国的大计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每次进军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每次战争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
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他像虞舜一样，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留心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寻常；论道德，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想对两个人的功过取长补短的加以借鉴，评论谁更差一些到还是次要的。”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
【智解】
刚柔相济是长策
赵蕤为我们比较了汉高祖刘邦与汉光武帝刘秀性情的优劣。高祖刘邦生性豁达大度，勇猛坚忍，其起兵抗秦、创立汉室的业绩被世代传扬。东汉末的史学家荀悦写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提剑而取天下，不是由尧、舜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全凭自己奋斗，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天命所授，神人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
刘邦与刘秀的性情可以说很多地方是是截然不同的。刘邦性格刚强果断，有过人的胆量的勇气。楚汉相争中，因为他比项羽早一步率兵攻下秦都咸阳，引起了项羽的猜疑和不满，当时的楚军有四十万精兵驻扎在函谷关外，而汉军只有区区十万人。如果硬碰硬只能落得全军覆没的结果，为了避开项羽的锋芒，赢得进一步发展的时机，刘邦亲自带樊哙、张良赴项羽的鸿门宴，亲自登门致歉哄得项羽没了戒心。这一方面表现出刘邦的勇气和胆识，另一方面也看出其精明算计要高出楚霸王许多。权谋是刘邦争得天下的另一件法宝，集中体现在他的识人用人上，连他自己也这样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曾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但刘邦的权谋有时又用过了头，变得奸诈残忍，在对待开国元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天下平安，登上宝座的刘邦开始打击那些位尊权重的开国将领和大臣，首先便是最具威胁的军事天才韩信，他利用围猎的借口招来韩信，以谋反的罪名擒住了他，但因为无凭无据又只能放了他。韩信一怒之下真的造了反，结果被萧何骗入宫中杀死，落得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典故。接着，刘邦又逐一消灭了越王彭越等割据一方的势力。随后，又把矛头指向丞相萧何，以收受商人贿赂的罪名将其关押起来，削弱了相权。丁公是刘邦同父异母的兄弟，曾经作为项羽的手下追击过刘邦，结果也被高祖杀掉。
高祖在位八年，基本上把可能对其统治产生威胁的部下都铲除或排挤掉了。刘邦做了皇帝之后不讲仁义，以阴谋诡计诛杀功臣，对于刚刚建立的国家有一定的巩固作用，但是如果要想国家长治久安的话，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实际上，过于使用权谋是没有长远战略眼光的表现，一味地下猛药是不能让身体健康的。要是高祖刘邦不是在位八年，而是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如果仍然这样去做，会有怎样的后果也未可知。
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25岁时才游历过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阴丽华的女子长得漂亮，又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他自己也曾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臃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慈的好皇帝。他在位30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还说：“我无益于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
如文中所说，刘秀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可以说，与高祖较多地借助他人之力夺取天下不同，光武帝主要是靠自身的优秀品质和才干，得到了天下百姓的衷心拥戴和文臣武将的追随。虽然他的手下没有如萧何、韩信那样的旷世雄才，但是他自身的优点弥补了这些不足。可以说，在平定天下的事业中，刘邦与刘秀的性情风格各具长处，很难说孰优孰劣。
而在治国方面，刘秀的温良敦厚有时比刘邦的刚猛权谋更加明智有效。在打天下时刘秀并不比刘邦有优势，但其性格在治国上更优秀，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不会满足于眼前的安逸宁静，而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刘秀正是这样。在统一全国之后，他从保持政权长期稳固的角度确立大政方针，力图以制度、法令的形式消除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在夺取政权的艰难历程中，“云台二十八将”是刘秀的骨干力量，没有他们，刘秀根本不可能称帝，更不可能统治全国。但是，他并不因此都赐以公卿之位。刘秀不让功臣干预朝政，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没有让他们卷进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而得以善终。后世把这称为“全功臣策”。刘秀不以功臣任职，实际上是防止功臣势力膨胀，割据作乱。因此，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其意义不仅仅是“全功臣策”，也是“安国之策”。对于外戚，他就像对待功臣一样，可以给予优厚的经济待遇，决不轻易交给他们大权，避免了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和王莽篡汉的恶果。既没有血雨腥风地诛杀权贵，保证了国家的安定团结，又消除了动乱的隐患，从对待功臣和外戚这一点上，刘秀要比刘邦高明许多。
然而，刘秀治国安邦并非仅用柔道，有时也采用严猛的手段。实行“度田”时，他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一下就杀了河南尹张伋等守、相十余人，并对功大罪轻的南郡太守刘隆等人予以严厉处罚。执行阿附蕃王法时，王侯宾客坐死者竟达数千人。事实说明，刘秀治理天下之道，是有柔有刚，有宽有猛的，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他奉行的是文武交用、刚柔相济之道。
孔子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意思是刚而能柔，柔而能刚，宽猛相济，才能成治立功。这才真正是刘秀治国之道的思想渊源。刘秀自幼“不款曲，唯直柔”，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加上他气度恢宏，温文儒雅，虽然奉行刚柔相济的策略，却不到关键时刻不轻易采用威猛的手段，而较多地使用怀柔之术，以平和的方式解决棘手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做得丝丝入扣，有条不紊，显示出政治家的非凡气魄、战略家的犀利目光和对历史进程的控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