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早晨，总是父亲先起床。他会抱着一团玉米秸走进来，在我们的期待下点燃，沉睡挤压在一起很长时间的玉米秸激动地释放着激情，火光直冲向屋顶。母亲一面将火分散些，一面将我们的棉衣翻过来倒过去地烤，然后吆喝着大家起床。一般是我首当其冲，然后是二弟，妹妹，迅速穿上热乎乎的衣服，凑在余火前搓着手。
新的一天，总是从温暖开始，在我童年的老屋。
日上三竿时，那个黑黑的中年人又出现了。村庄立刻热闹起来，高高矮矮的孩子端着一碗玉米或者小麦挟着簸箕将宁静踩得粉碎。爆米花的中年人不紧不慢地抽着风箱，转着小小的锅炉。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催促着快一点，师傅摇摇头，笑着要我们捂耳朵。年幼的孩子便认真地捂着耳朵，我们有了经验，看到他停止工作起身将铁棍别上，使劲一踩，我们才肯象征性地护上耳朵。毕竟轰隆一声的炸响比鞭炮要猛烈地多，但更猛烈的感觉来自于长长口袋里倾泻而下的米花，白白胖胖，散发着香气，让人无法抗拒。
我也是，我端着大大的簸箕兴高采烈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身后，是我的弟弟，还有两个穿着大褂衣服的妹妹。他们往往会扯我的衣襟，我就会停下来，和他们一起大口大口地吞着白白胖胖的散发热气的爆米花。
上课的日子没有爆米花，老师们又经常提起。风会从各个角落突袭而来，钻进宽大的棉衣里，有人跺着脚，有人搓着手，我会将两手背在后面端正地听讲。老师便表扬我，想拿我当正面典型，问我想什么。同学们以为我要回答学习，可我说老师挤磨油。
老师怔了一下，又笑了，挥手，让我们下课。我们长长地排在一起，靠在墙上，向中间挤，挤出来的人又从两头补充力量。不同的力量推挤着，排斥着，身子开始暖和起来。盛大的场面吸引着许多女同学，蓝棉袄、花棉袄拥挤在一起考验着母亲们的针线活。校园里，热气腾腾。
有一次，打号子声非常响亮。因为大家发现老师也挤了进来，战了两个回合，他点点头，暖和多了。我记得他，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初中数学老师。
日子在阳光中滑行，也在阴霾里穿梭。我上高中那年得了一场病，除了头其它部位都不能动。狭小的病房里挤满了亲邻，他们试图用坦然和安慰增强我的抵抗力。我承认我是悲哀的，因为我经历过一次高考的失败，因为新年的气息已经飘进病房，我好像突然没有了理想或者目标。
但我看到我所有的亲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在床前，说着他们平时不习惯说的道理，回忆我幼时的调皮。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我知道，对于他们，我很重要。
那一天，1994年腊月二十八的凌晨三点钟，我奇迹般地站起来了。站在门外，我发现寒风有时很亲切，身后一大群人，与我一同拥抱亲切的春风。
当然生命中更多的是春天。医生告诉我仅仅是缺钾，一种微量元素。于是，我又朝气蓬勃地进了大学，补充丰富的元素。
于是我回到了校园，我依然在教室里生活。我读书，读给同学们听；我写字，写给孩子们看；我摸摸这个孩子的头，我拍拍那个孩子的肩，说一些我的老师们当年说给我的话，他们都信任地点点头。我就有了力量，更加喜欢教室，我发现世界上最有朝气的花园，最有力量的鼓场，最有价值的育林场都浓缩在小小的教室内，教室内始终是春天。
有时我总疑心这是一片麦地，因为我总是听见小麦拔节的声音，短促而有力。听着，听着我就振作起来。
我就准备写些东西给孩子们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找到了那个小亭子，那里面有许多畅销的杂志，上面刊登一些孩子们爱读的文章。读了觉得好，写给同学们看，他们说很好，就朝圣般奔来再买回去读，接着再写。那些日子，那个小小的亭子成了我最热切的希翼。
那年夏天，温度很高，我像往常一样买几本杂志，有《读者》。可我翻到了我的名字，揉揉眼睛，的确是我的文章。我对着卖书的老人说谢谢，他看了文章后慈祥地说希望还有下一次。我往回走，心里很温暖，和炎热不相同的温暖。这种温暖，来自心灵，因为我知道，任何一种努力，都会有结果。从那以后，我经常走进报亭，那个心中温暖的小房子，拿起一本杂志，也许会又一次和自己对话。
其实更多的对话，我选择在晚上，这间二十平米的房子里，有柔和的灯光，雪白的墙壁，还有各种颜色的桌子，柜子，凳子，盒子和衣服，让人充实。我会点燃一支烟，开始回忆，童年、少年、青年、在回忆中逐渐清晰起来，温暖开始在身体里游荡。包括并不重要的细节比如爆米花，挤磨油，这时，温暖是记忆的一盏防风灯，将过去拉长，慢慢摇曳。有时，我会想起一些画面，清清楚楚的画面，有蹲在病床前的父亲，早晨为我做上热面条的母亲，他们正在酝酿温暖。温暖是成长印迹中最浓的底色，渐行渐深，让一些关心或者呵护丢下种子，慢慢萌发。更多时候我知道温暖其实是一种心境，瞬间来到却永驻心间的感觉，给予别人也留给自己的感动，与温度无关，与爱心有缘，和真诚同在。心温暖了，生命就会神采飞扬。
七岁的女儿偶尔会醒来，看到我又安稳地睡了。我就有种奇妙的感觉，有些温暖是一脉相承的，像我当年在床头看着父亲点起的堆火，心里便踏实，充满力量。女儿也是，这是她童年的老屋。所以，我开始快乐，开始继续认真书写一些温暖的词句，为自己，也为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