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研究同其他一切研究工作一样，有两点是从事研究所必备的条件。一是研究的对象，二是研究的依据，这两者统隶属于小说文献的范畴。没有研究对象就无所谓研究。没有《石头记》哪来《红楼梦》研究？此理甚明。同样，研究《红楼梦》，研究小说需要可靠的版本，需要可靠的与之相关的史料。《红楼梦》研究需以前八十回的脂评本为版本依据，需要记载江宁织造曹家与康熙、雍正帝来往密折的档案史料；若以《红楼梦》后四十回，或修改后的一百二十回为版本依据，所谓的研究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所得出的结论必距历史的原貌愈来愈远。郑振铎先生有一段话，将此理讲得浅显明了，今列于下：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记得有人论《水浒传》的社会，而所据的版本，却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于是便纵谈到“作者”为什么要把卢俊义的梦境作为结束的原因。这岂不是“一著错，全盘都错”了么？又有人真的相信陈忱的《后水浒传》乃是明人作的，因为《序》上有“万历”字样，又有人相信它是元人的东西，因为首页的中缝，有“元人遗本”四字。这岂不也是颠倒了历史的事实了么？所以，“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郑振铎《中国小说史料·序》，见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所以小说文献是从事小说研究的基本条件，文献学的视角与方法也是小说研究的首要视角与方法。
那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对象——文本的面貌如何呢？至少在上一世纪初之前，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小说目录混乱，且时断时续，残缺不全。就唐前而言，小说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内涵，故而造成了小说目录学的杂乱。以《汉书·艺文志》为例，其中所列“小说”十五家，1830篇，既无人物形象，也非完整的故事，不过是“街谈巷语”的杂说一类，没有一篇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且这些篇目都散佚了，造成了文本的一个空白时代。至于后来的史书，直到《四库全书总目》，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与史传、杂传、杂事、杂家等搅混在一起的问题。所以就古代典籍的目录学而言，小说的目录并不那么清晰（私家藏书、著录要好一些），以至于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不得不自己下苦功去搜集、阅读小说，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去弄清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面目。而事实上写入《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小说数量有限，鲁迅因未能读到作品而留下了不少遗憾。如果那时有一本专门的小说目录，就不会如此。可见小说文献对于小说研究史的重要性，也说明，从上一世纪初，对于小说研究者来说，小说文献的研究多么迫切，任务多么艰巨，便可想而知了。其二，读者能见到的小说文本直到上一世纪中叶，仍是十不及一。尤其是通俗小说大量被尘埋或流失境外。其三，能见的小说文本的版本良莠皆存，混乱不明。马隅卿（廉）有《旧本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著录版本9种，赵孝孟有《水浒传版本录》著录不同版本40余种，以后研究版本的文章甚多，然而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金瓶梅》乃至《红楼梦》的版本，直到目前还不是那么清楚。小说版本研究存在着广阔的空间。其四，已发现和不断发现中的小说文本字句脱落者，错字、别字、同音异字者随处可见。以上四个方面问题，使得弄清小说研究对象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首要而艰巨的任务。同时，四个方面的问题使得小说研究者将研究的视角集中于此，逐渐形成小说文献学研究的六种视角与方法，即目录学的视角与方法、辑佚学的视角与方法、分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校勘学的视角与方法、版本学的视角与方法、史料学的视角与方法。为了叙述的连贯性，我们将与目录学关系紧密的辑佚学、分类学的视角与方法置于目录学中加以说明，而将校勘学与版本学合二为一并之叙述。
第一节目录学的视角与方法
小说目录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从古书中整理出一个小说目录，以便确定小说研究的对象和这个对象的范围，给从事小说研究的人指出所应读之书。说得简明点，就是以书的目录形式确定小说研究的对象。由此可知，这一视角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包括： 小说观念的确定；小说文本及相关史料的搜集；小说类型的划分；小说产生时间的界定及历史排序。
一、 小说观念的确定
中国古代传统目录学中的小说观念，从总体上说落后于小说的创作，由此造成的小说观念与小说创作分离的现象十分明显且很严重。就小说创作而言，至少到了六朝时，就有了现代意义的小说，如《穆天子传》和《搜神记》中的志怪小说、《世说新语》中的志人小说。唐代出现的“传奇”，在“有意为小说”的意识方面较之六朝更自觉。唐、宋两代的话本，明、清的长篇、短篇、中篇小说数量惊人。然而，自六朝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史家或四库馆臣们的小说观念一方面依然沿袭着《汉书·艺文志》中的观点，将小说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道”，另一方面，承接史家之观点，或将小说与杂史、杂传类并列（如《旧唐书·经籍志》），或将其剔出史传（如《新唐书·艺文志》），从而使得小说的概念更庞大而杂乱。直至《四库全书总目》仍是如此，仍将小说从史传中剔出，而列入杂史、杂传和杂说的小说家之中。《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序》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迹其流别，凡有三派： 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富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整个思路不出孔子“虽小道，也有可观，致远恐泥”的框架。所不同者，小说的观念更庞杂，除“琐语”外，又加入了原隶属于史书的“杂事”、“异闻”两类，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尚有较大距离。所以小说文献的研究方法，首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确定小说之概念。
确定小说概念首先遇到的问题是： 以西方小说概念为准，还是依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为据？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是杂乱的，需细加甄别和改造。西方小说概念是先进的，但并不一定与中国古代小说全吻合。况且，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既不能脱离中国小说创作的实际，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目录学于一旁而不用，故不得不在方法上要注意两个立足点与两个结合。两个立足点即： 立足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历史实际，立足于中国目录学特别是小说目录演变的历史实际。两个结合即： 将西方的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创作的实际相结合，寻找符合中国小说发展特性的小说观念；将西方的小说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相结合，对传统目录学著作所载小说进行甄别，去非纳是，重新建立符合小说文体的小说目录学体系。后一点好办，不少目录学著作就这样做了。如朱一玄、宁稼雨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前言》明确表示：“在充分尊重与继承古代小说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依照今人对小说概念的理解，确定古代小说的范围，是我们在编纂本书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其解决的方法也很明确：“我们对历代书目中著录的小说家作品，予以认真甄别，选取其中大致属于小说的作品，剔除那些完全没有小说因素的文言笔记。而对于历代书目并不著录于小说家之列或未予著录，但明显属于小说的作品，亦尽量予以收录。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与基本事实，对于一些含有小说因素，并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如一些笔记和诗话等，亦酌情采录。”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前言》，《南开学报》1996年第2期。关于前者，即将西方小说观念与中国小说创作的历史事实相结合，则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历史有明显的变异性，唐前“残丛小语”类小说与西方小说观念相距较远（与传统小说观念较近），唐及其以后小说，特别是白话通俗小说则与西方小说概念基本相合，故以中国通俗小说为契合点，沟通西方小说概念，确定中国小说的概念，便成为一条可行之路径。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今略举几例：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此书将戏曲也列入小说之列，可知作者的小说观念尚不十分明确。但他已认识到，现代小说与古小说概念的差异，其卷一云： 今之小说，非古之小说也。今之小说，其殆出于宋天圣、嘉祐间乎？传言仁宗御宇，国家闲暇，朝臣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平话日出，海宇风靡。说明蒋瑞藻已看到通俗小说即现代小说。不仅如此，他还将小说分为“小说”与“平话”两类。“小说所以敷衍正史，而平话又以敷衍小说，小说间或有与正史相同，而平话则皆海市蜃楼，凭空架造，然其中亦有标异出奇，豁人心目者。”由此可知，他所说的“小说”多指文言小说，而所谓“平话”，则指通俗小说。然进一步追问： 小说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却未予以说明。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无专论小说概念的文字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主要叙述史家视野下的小说概念和著述，认为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然而，他并未阐述自己的小说概念。，然在历史的梳理与陈述中，表达出小说的本质在于虚构、叙事、文采。并以此为标准，论述唐代传奇与此前小说本质的差异，认定唐传奇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故其流可衍为王绩《醉乡记》、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等，而无涉于传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1页。。在这段评述文字中，谈及“文辞华艳”、“施之藻绘”、“究在文采”；“叙述宛转”、“记叙委曲”；“幻设为文”、“意想”、“扩其波澜”；“篇幅曼长”；“有意为小说”。可知鲁迅是将虚构、叙事、文采、篇幅长短和有意为小说五项内容，作为评定是否为小说的标准的。他虽并未专写小说概念的文字，但在他的评述文字中已流露出他的小说观念。
郑振铎在谈及短篇小说时，也有类似的议论，且讲得更明白： 中国的短篇小说，在唐代才开始发展，才有具有很美丽的故事和很完善的结构的作品流传下来。在这个文学艺术的伟大时代之前，我们已经产生了很漂亮、很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还可能已有了完美的短篇小说，但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就保存到今天的唐代以前的故事和传说看来，他们一部分是和古代的寓言分不开的，那就是引用了故事和传说，来说明某些哲学家的论据的；其他一部分，其中一部分乃是宗教徒们……用来宣扬宗教的信仰的。……还有的一部分，乃是记录人世间的嘉言善行或漂亮的言语，可笑的举动的。……但都是相当地简短、质直的记载，只是瘦骨嶙峋的故事和传说，还不能够构成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短篇小说。到了唐代方才产生了描写婉曲、想像丰富、人物的性格写得很真实的短篇小说。这里，郑振铎先生比鲁迅先生上述小说观，又多出了两项内容： 人物性格、结构的完整。再往后一段时间，郑振铎先生还将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加以比较，提出了中国小说的五大特质： 根据口头传说写下来的；第二人称的叙述，中间夹杂议论；说唱相间、诗与文相杂；招揽观众的说唱结构；善设关子，制造惊险，逗引观众兴趣郑振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89页。。
从以上所举数例可以发现，２０世纪对于小说观念的探讨，有三个共同点： 其一，西方小说观念对于研究者的影响是根本的，故而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小说观为标尺来评述中国古代小说；其二，研究者们的立足点始终是中国古代小说，虽对传统目录学多有不满，但也能将其不断改造成现代小说的目录著作；其三，小说观念的阐述以西方小说理论（研究者当时的小说理论）为参照，以古代中国小说创作的实际为研究对象，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体现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中西结合的思维模式。而不仅中国小说观念、小说理论是利用这种模式和方法建立起来的，小说学乃至文学研究也是用这一模式建立起来的。
二、 小说文本及相关史料的搜集
收集流散于各地的书，编录其名目，是一项很艰辛的学术工作。行家都知道，凡在目录学上有所贡献的人，都是该学科、某领域能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大家。换言之，非学有所长的学者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
从使用者角度而言，不仅要求查找书籍方便，更要求目录一类的书可靠、可信。使用者的这种要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尽量做到全而无遗漏；二是一书多目，同而有别，繁而有序；三是每书来自何处，到何地可查阅，使本本有着落。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精神就是让人觉得你的书目信得过，靠得住，可用，方便。
若要做到全面而无遗漏，自然须有此兴趣、有志在必得的志向，有不怕花时间、气力、财力的勇气，有不怕动腿跑路、动手誊写的勤劳，更须是以寻书为业、以寻书为乐、以寻见书为喜，“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失之，则每形之梦寐”《清代文集目录跋》，《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59页。的寻书家、藏书家。至于寻觅书的范围、途径，也当是愈广方愈全，愈全方愈好。大陆内外，国家内外；国外大图书馆、国家藏书之馆、私家藏书之室；大书场、小书摊，长耙广耧。中国古代小说，地位本来低微，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小道”，受士人鄙视，加之卷帙愈到后来愈大，刊刻费用高，故罕见乐于出厚资收藏者，再加上国内烽烟战乱不断、历朝帝王禁毁，故而能存下来者，九牛一毛。而西方国家一向重视、喜欢小说，日本也历来喜爱中国文化，明治维新后又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再加上天皇之制，国内较少战争，故而在国外，特别是日本保存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数量，特别是通俗小说的数量，比中国本土丰富得多，于是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学者前往访书，或借工作之便进入国外图书馆寻宝。上一世纪不少人倾心于此，搜集的范围相当广泛，力求做到全而无漏。以大家熟悉的几本小说目录书为例，孙楷第先生为撰写《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集一人数十年之力，不仅长时间蹲北平图书馆，访查北平公、私藏书；还跑书摊，希冀意外发现；又东渡日本，细阅内阁文库等多家图书馆；回国途中，入大连再查满铁图书馆内藏书；后来，仍担心日久有遗漏，病中又请学生张荣起先生搜寻补入。虽然他的目光重点在大陆和日本，但也收录了西方图书馆的小说目录，如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明代刘龙田刊本《三国志传》、余氏双峰堂刊本《三国志传》、笈邮斋刊本《三国志传》等。而柳存仁先生的兴趣则在英国伦敦博物院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所藏中国小说，经系统查阅，编出《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的查阅整理工作，则由崔溶澈与朴在渊完成，他们查阅了韩国国会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国史编纂委员会、汉城市立图书馆以及一些大学图书馆所藏中国小说，编写了《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国小说绘模本》附录，江原大学校出版部，1993）。而新加坡所藏中国古代小说，则有赖于辜美高、李金生先生的查阅整理，著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藏中国明清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此外，傅芸子的《东京观书记》（1938）、王古鲁的《日本所藏的中国旧刻小说戏曲》（1943）、刘修业的《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1940）、戴望舒的《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也体现了对国外小说文献的高度热情。但有一种现象，也不必讳言，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批学者，不少是藏书家（如郑振铎、马廉、王国维、胡适、阿英、赵景深等），他们很注重收集私人藏书和民间藏书，郑振铎先生曾言：“几无日不阅市，每见清人集，必挟之以归。”《清代文集目录序》，《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54页。因为中国书籍藏于民间和个人手里的数量不亚于国家藏书馆，大型的书籍的整理编纂（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收集）足以说明这一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民间和私家藏书焚毁、遗失严重，后来的学者在这方面下工夫且做出成绩来的便愈来愈少了。
书目的整理要做到“一书多目，同而有别，繁而有序”，更需要学识，需要态度认真、工作精细。而工作精细，表现于同中见异，故而，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发现不同书的差异的甄别方法、品藻源流的方法，便显得尤为重要。若只是将同一书、不同版本排放在一起，往往造成使用者心中不明。孙楷第先生的学生张荣起先生费了很大气力帮老师整理的书目，孙先生在最后整理中，竟不得不删去“大约三分之一”，甚至不得不自己重新搞一遍。原因就在于张先生在将新目录内容插进原书时，没有做认真比较区分。孙楷第先生在介绍自己的方法时，讲出了其中的原委： 因为我的书目，原有的版本注，并不是遇本即书，把所见本子毫无分别的放在一块，而是阅书时，曾经把诸本大致比较过，略知其异同得失。编目时按次第甲乙写的。所以我的注目，自有条理。张先生所添诸本，既为我所未见，在我的版本注中，颇觉难以位置。而且，我的解题是与所注诸本相应的。张先生所注诸本，我既不详其序跋，现在引用，亦恐与我的解题不相应。所以，我反复考虑，结果是不敢多用。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首《重订通俗小说书目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但求无过”，正是治目录学者的严肃态度与求实精神的体现，而“把诸本大致比较过，略知其异同得失”，正是其眼光、识力、学力之处。著《古小说简目》的程毅中也说：“有的书有多种版本，需要切实比较才能弄清它的源流和优劣。”这一点《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做得较好，从该书卷四《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中的《金瓶梅》一书的目录，可见一斑。孙楷第先生列入《书目》中的《金瓶梅》有13种，他经比较勘对，将这13种《金瓶梅》首次以词话本（包括四种本子）、说散本（包括四种本子）、张竹坡本（包括五种本子）三类将其差异性分开，每类中各个本子间的差异，每个本子的特点都写得详尽而明白。而且三类版本之后，每一类都有孙先生的按语。按语中的述评文字，或追源叙流，或提纲挈要，或测述作者，每中肯綮。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就是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意义在于对各部书皆能比较甄别，品藻源流、择其精要，见其异同得失。
目录书需要交代每本书源于何处，见于何馆，本本有着落，本本可查寻。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但每本书述其版本文字，注明存或佚，存于某人或某馆，而且还专门附有“附记”一篇，总体说明全书目录所载书的主要存藏之处： 我这部书所录小说，以旧孔德中学图书馆、旧大连图书馆、已故马隅卿先生、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书为主。其他中外图书馆或私人所藏，本书著录者，多或数种，少只一种。虽有精品，总不如此数处所藏之富。旧孔德中学所藏书，闻解放后大部分归北京市图书馆。一小部分归国立北京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今改称首都图书馆）。小说具在，并未散佚。旧大连图书馆，今改为旅大市图书馆。近阅旅大市图书馆参考研究部1957年7月所编善本书目，小说唯《隋史佚闻》已失，余大致完整。马隅卿先生所藏小说，抗战前全部归北京大学。我最近看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马氏书卡片，亦算完整。日本内阁文库及宫内省图书寮书，闻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俱保存如故。所以本书所注藏书之地，其重要者大致尚可据。唯私人藏书，则二十余年间必有变化，无从调查耳。著录实实在在，存藏交代得明明白白；而这并非所有从事小说目录研究的人都能做得令人放心的。
三、 小说类型的划分
查明了某类书的书名、数量、范围、出处，接下来需要做的事就是将这些书分门别类，使每书各有所归属，而后分类编排起来，方成目录。分门别类的工作，犹似盖房画图纸，分出厅、室、台、道，厅有几厅，室列几方一样，它是目录书的纲要和结构。纲定目成，目成书录。每一类型下一般可再分小类。类型的划分往往标示对于小说研究的成熟度与深度。对于小说目录来说，要确定小说的类型，至少须具备五个条件： 其一，肚中有千百部小说，且对于小说和小说发展的历史十分了解的学者。其二，找到划分小说所依据的明确标准，且这一标准始终如一。其三，小说类型要在同一逻辑层次，不可交盖重叠过多。其四，每一类型，必须有大量的小说，尤其必须有其中公认的代表性作品。其五，类型的划分在纵向上要显示出小说发展的阶段性，且不可过于细碎。
中国古代典籍的分类有若干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永乐大典》，以书名的字韵分类。此种分法的长处是便于查找，只要知道书名就可以按书名的字韵找到该书，同时反过来也便于查找某韵字下的所有书名。短处是类的意识被遮掩于韵部之中而不那么明显。二是《四库全书》，将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每类下又分若干小类。此种分类的长处是类少而便于记忆。短处是类过大，下面的小类不免过细而难以把握，经类与史类还好些，集类与子类便过于碎细。这些大型典籍的分类，都为小说目录分类提供了标本。
小说分类就传统目录学的分类而言，由于小说观念的不确定性和庞杂，导致了分类的庞杂混乱。明人胡应麟分为六类： 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后两类并非现代意义的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总括前人分法而简缩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子部五、小说家类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82页。，过于简略，有不甚明了之病。譬如“叙述杂事”，乃史家之分法，属于此前史录中的杂事类，不一定是真正的小说。而“琐语”之说，又沿袭《庄子》、《论语》、《汉书·艺文志》中“丛残小语”的概念，这些也并非真正意义的小说。至于“异闻”，也颇含混不清，志怪为“异闻”，传奇为“异闻”，长篇小说中的英雄传奇、世情小说、讽刺小说，乃至短篇小说中的烟粉灵怪类，不也属于“记录异闻”吗？
２０世纪对中国小说分类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分类法，一是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分类法。鲁迅先生的分法依托传统分法，但自创性较大，小说发展的阶段性也较为明显，故一直为治小说的学者所接受，且影响至今。然鲁迅先生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有两点为后来学者存疑。一是六朝之前小说的论述较为简略，分类也不及六朝后所分那么具体明确。二是小说分类的标准存在不那么统一的地方。譬如，志怪、志人、传奇、讲史（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人情、狭邪、侠义诸类小说，都是以小说所写的对象（内容）为标准的，而话本、拟话本则又着眼于小说文体形成之角度，而非所写对象；“讽刺小说”着眼于作者采用的表现手法，“谴责小说”又是依据作者对社会的态度和采用的笔法。正是由于划分标准的不统一，造成所分类型不在同一层次上的偏差。譬如，若从所写对象（内容）的标准划分，被称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处处揭示世相人情之真伪，而谴责小说笔锋所指则在官场之人情世相，所以皆可划入人情小说类。同样，若从表现手法而言，“欲要止淫，以淫说法”，善用讽刺之笔的《金瓶梅》也可列入讽刺小说类中。或者“人情小说”类的划分过于宽大乎？还有讽刺小说类，除《儒林外史》外，又缺少更多作品的支撑，列入一类犹显单薄，人疑或许是善写杂文的鲁迅对于“讽刺”之偏爱所致？（当然偏爱也无可厚非）
孙楷第先生的分法与鲁迅先生的分法有同有异，同者皆以小说旧目为据，且可与鲁迅分法一一对应孙楷第先生认为： 鲁迅小说分类中的“神魔”即宋人说话中的“灵怪”；“人情”、“狭邪”即“烟粉”；“侠义”小说即“公案”小说。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说明》。。异者，孙先生以为鲁迅先生的小说分类，“乃文学史之分类”，而他采用的乃是“图书学分类”。具体讲依据《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载说话分四家，除“说经”、“合生”外，演世间事者，为“讲史”、“小说”两类。而小说再分为：“烟粉”、“灵怪”、“公案”、“铁骑儿”、“传奇”五类。每类小说的内涵，孙先生具体解释为： 而小说子目又有四五种： 曰烟粉，意谓烟花粉黛，男女情感之事也。曰灵怪，神鬼变化及精怪之事也。曰公案，注云“皆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则是江湖亡命游侠招安受职之事，即侠义武勇之属矣。曰铁骑儿，注云“士马金戈之事”，语意亦明。曰传奇，其义难定，或是古今奇节至行，非上四类所能范围者属之。凡此数者，后来短篇小说中皆有其体。孙先生的分类法标准一致，皆以小说所叙之事为标准；两大类，每类下又有细类，层次分明；且大类小类都有大量的小说支撑。然而也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阶段性不甚明了，小说演变的轨迹不及鲁迅的分法来得清晰。二是大类与小类之间，小类与小类之间有混杂不明者。如讲史、铁骑儿，皆为讲史。传奇类究竟指什么，不够具体。鲁迅分出人情类小说，甚是合于小说所写之实际。故而治小说史者多采用鲁迅分类法，而孙先生的分类法，使用者寥寥。
举此二例，在于说明小说分类须遵循的上述五个原则，否则，就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明显缺陷。
四、 小说书目排列的时间顺序
小说类型划分完成后，将各类小说归属于所属的类型之下，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在同一类型下，各部小说的排列顺序。此顺序自然是以时间先后排列。中国人的历史观念非常强烈，时间排序似乎是大家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也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其难点有三。一是确定一部小说的时间先后较难。这里也存在标准不同的问题。或以作者所处时代先后为标准；或以书的版本先后为标准；或以所写故事的时间先后为标准。后者相对容易，前两种方法则有些麻烦。因为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标准的话，不少小说不明作者为何人，如何确定时代？又如何排次第？正因如此，编纂者往往是以版本先后为标准。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采用了以作者时代先后为主，又兼而用其他标准的方法，成为后世小说目录著作效仿之楷模。他采用的标准和方法，在此书的《凡例》第二条中，作了专门的说明： 诸书除讲史外，皆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其同演一故事或故事同属一系统之书，则不论著者之人，悉附于最初演此故事之后，庶因类寻求，不至先后参差，亦《四库提要》于笺释旧文则从所注之书之例也。又： 说解之书与小说有关，亦一并录入，附原书之后。至讲史书，因子目按朝代分较方便，故著录从朝代次序。而在每一朝代讲史目中，则仍以作者时代为次，其故事属于同一系统者附于最初之书，一如他部之例。以“烟粉类”为例，先以时代先后将此类小说加以排列，如《金瓶梅》、《红楼梦》、《蜃楼志》、《风月鉴》等。以所写故事的时代先后为序的方法比以作者生平时间先后的好处，对于一部小说，即使不知作者，也可从作品的内容而确定其写作的大体时代，可以避开因不知作者而造成的排序的困难。而在每一部中，先列正书，后列续书类。如《金瓶梅》之后列： 《玉娇李》、《续金瓶梅》、《隔帘花影》。正书以版本先后为序列出不同版本，仍以《金瓶梅》为例，该书将九种版本的《金瓶梅》分为三类： 词话本（2种）、说散本（3种）、张竹坡本（4种），次第甚为清晰。至于讲史类，以小说所写历史阶段的先后排序，则可避免以作者时代排序造成的混乱，有令人一目了然的效果。
第二节校勘学、版本学的视角与方法
校勘学、版本学都是以文本为研究对象的，都是对两种以上文本的差异性、原生状态加以校对比勘。所不同的是，校勘学侧重于文本的文字内容之差异，即以文字、句式为观察的主要视角。其基本方法是对两种以上本子的文字逐字逐句校雠、比勘，从而发现其差异处及其差异产生的原因。而版本学，则侧重于对刊刻成书的过程的考察，诸如是手抄墨本还是雕刻本；墨本的字体、字形、墨色、纸张。雕刻本的雕版材质、刻工、刀笔、字体、字形，印刷墨色、插图、版式、纸张、牌记等，意在寻求雕版、印刷的时代、地点、优劣等，甄别它们的真伪、全缺，确定善本，寻其本来面貌。文字是两种视角与方法必用的。校勘学是版本学的基础，版本学离不开校勘学的方法，它包容校勘学，又不限于校勘学一种方法。故而本节主要探讨版本学的视角与方法。
我国版本学的开创者，要算汉代的刘向。他校书之习惯是为“校雠正一书”而“博求诸书”，寻找它们间的差异：“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史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书，用得校雠正一书，则因得广储以待质也。”见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不过其最初目的是校书，而非考定版本，然版本学也悄然而生了。应该说，汉代经学所以分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其间之争，实则源于校雠的方法，源于版本之不同，特别是所用文字与抄写字体的差异。此后历代学问之争，也往往与校雠、版本相关。
版本学研究的目的是鉴定版本、确定善本，其视角与方法主要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版本鉴定的视角与方法一般说来有如下数端：
1． 根据字体，鉴定刻版的时间或地点。刻工采用何种字体，虽情况较为复杂，但也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有某种规律可依循。“古籍字体，不管是抄本还是刻本，多为楷书。宋本字体亦多用楷体： 就时间而言，北宋早期多欧体字，后期多颜体字，南宋多柳体字。就地区而言，汴梁本、浙本多欧体；蜀本多颜体；建本多柳体。”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243页。再查建阳刻本，“宋代建本大部分字体多似柳体……有的似宋徽宗瘦金体……间或也有褚遂良体……‘汤注陶诗’本则是欧阳询体。其总的特点是结构方正，笔画严谨，锋稜峻峭，瘦劲有力”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其原文为：“宋代建本大部分字体多似柳体，如余仁仲刻本《礼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刘元起刻本《汉书》等；有的似宋徽宗瘦金体，如南宋初叶建阳坊刻本《周易注》、《晋书》，王叔边刻本《后汉书》等。间或也有褚遂良体，如黄三八郞刻本《钜宋广韵》。‘汤注陶诗’本则是欧阳询体。其总的特点是结构方正，笔画严谨，锋稜峻峭，瘦劲有力。杨万里有诗赞建本《东坡集》云： 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秋雁点秋云。”。到了元代，全国字体多仿赵孟体，而建阳元初仍多“以颜、柳为主”，元中期后，“才开始大量使用赵孟体”同上书，第207页。。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则“由赵体一变而为仿宋体，字体平直方正”同上书，第438页。。尽管有些差异和变化，但普遍性和共同性还是存在的。所以字体的鉴定方法是先归纳，后演绎。归纳是基础，演绎便于归纳后的应用。运用字体鉴别雕版的时代与产生地，是版本学中一种常见的方法。
2． 依据所用纸张鉴定版本。由于纸张的制造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中国造纸史可为参照，有的造纸原料就地取材，显示出地域性，如建阳多竹，而多用竹纸。建阳盛产毛竹，“而众多的以刻书为业的书坊，家有藏版，随时可以印制，其所用纸张，为图方便，以及从价格比较低廉等方面考虑，都在当地购买，故地道的建阳书坊刻本，应都是竹纸。”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虽然也出现过用永丰绵纸、顺昌黄麻纸等印刷，但那多为应印书主人的要求，才从外地购进的同上书，中引《续东华录》：“彼时外省版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的记载。。
3． 依据雕版所刻版式，确定刻板的时代与地域。一般说来，木刻板的版式不仅具有时代性，也具有稳定性，一旦某坊确定某种版式，很少变化。再者，不同地方的刻书，往往也有自己的特色，这为依据版式来确定版本刻印的时代或地域提供了可能。宋代建阳版本在版式上，特色很鲜明。最突出者就是较早采用图文各半，上半叶为图，下半叶为文，以图辅文。版式中的字体多是半叶十行。官府因资金雄厚，所刻之书多是字大行疏，有半叶6行、7行、9行不等。私宅、书坊所刻之书，则因资金不足，而往往是密行细字，多为半叶10行、11行、12行、13行。再者是左右双边，细黑口，且在边线外左上角刻有“耳子”，“耳子”内刻篇名或小题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到元代中期，版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行格趋密，出现四周双边，版心从宋代的细黑口发展为大黑口”同上书，第208页。。而到了明代中后期，“书口由大黑口变为白口”同上书，第438页。。对于历代图书版式的了解，便可以此为据，大致推定某书刊刻的时间、地域。
4． 根据牌记文字，确定雕刻者、时间、地点等原本情况。牌记是出版商为了强调刻书者对该书拥有的版权，或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路等目的而刻于书前或书后的文字，颇似今天图书中的版权页。这为考查书的出版者、时间提供了参照，成为弄清版本原貌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牌记出现的时间较晚，可能是宋代。“宋代的建阳刻本大部分都有刻书牌记。牌记又称书牌、刊记等。有长条状的，可称为条记；长方形状的，称为木记，但通常多以牌记统称之。牌记多在序文、目录之后或卷末，内容主要记录刻书的时间、地点和书坊主人的姓名、堂号等。”如余四十三郎宅刻本《初学记》，序后有牌记四行： 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
将监本写作大字校正雕开
并无讹谬收书贤士幸详
鉴焉绍兴丁卯季冬日谨题简单者也可标明何人刊刻于何地。如蔡琪一经堂《汉书集注》刻本的牌记：“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这是确定版本原貌的好方法，也是鉴定仿本、伪书的方法之一（详见后）。
5． 根据书中避讳之字，确定年代。古人写书注意避讳（皇帝名讳、王爷名讳、父讳等），而所避之名讳，有的可以确定大体年代，故成为确定著作时间的一种有效方法。譬如《韩集举正》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本纸墨精好，内‘桓’字缺笔，避钦宗讳，‘敦’字全书，不避光宗讳，盖即淳熙旧刻，越五百载而幸存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高常侍集》的提要说：“此本从宋本影抄，内‘廓’字阙笔，避宁宗嫌名，当为庆元以后之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根据所避之讳，寻找刻书者或刊刻朝代是版本学常用的方法。
6． 依据书中序跋所署人名或时间，确定此书的版本刊刻时间。有的书，特别是小说戏曲等通俗作品，作者通常不署姓名，而序跋中或谈及作者姓名，或序跋就是作者所写，如是可借用序跋中文字确定该书付梓时间。如《金瓶梅词话》前有东吴弄珠客所写一篇《金瓶梅序》，序文篇末落款：“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由此可知，这个词话本《金瓶梅》刊刻时间为万历丁巳（四十五）年。
至于善本的确定，首先须搞清善本的概念。关于何为善本的问题，经历了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宋代论定善本的标准大致有三： 一是完整而无缺的足本。这种观念始自北宋末南宋初。宋末陈振孙认定： 原来本子完整当最佳，即使是经校订或补缺而最终使得篇目、卷帙完整无缺的刻本、墨本都是善本。二是刊刻较早的原本、旧本。这里有两个含意： 一是版本最早、或较早，而非离初刻时间太长的；二是未经人随意删改，保存着原本面貌的。苏轼说：“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和者众，遂使古书日讹舛，深可忿疾……自余少时，见前辈皆不敢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三是既保存原貌，又经精心校雠，使得文字内容无误的本子。欧阳修论及善本曾说：“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善本观，就形式、内容合而论之约有八项： 纸色墨香神明焕发；行款字画一仍其旧；字画端劲清楷；刀法椠锲精工；编排精密；引据典核，足资考证；去取精审，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不妄改旧文；精校精注，绝无穿凿附会之失参见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250—256页，笔者在参照时略作提炼。。每一种书，在鱼目混杂的诸种书中，能甄别出善本，是校勘学、版本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任务。
第三节史料学的视角与方法
史书文本所记的都是邦国大事、帝王将相的业绩，那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写在书上的历史。比此更丰富、更鲜活的却是写在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和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历史是死的，小说是活的。而比小说更鲜活、更丰富的则是小说文本产生之背后的秘密，诸如作家的故事、小说故事的源渊、历代评价、版本源流等等。这些比小说本身更丰富的活历史、活小说，是进行小说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而这些有研究价值的材料，并不像小说那样成为一种完整的文本，而是散见于个人文集、笔记等各种著作之中。需将它辑录出来、收集起来，编辑成书。而这项工作是小说研究中历史材料的补充，故而称其为史料，对史料研究的学问，称之为史料学。
由是说来，史料学的视角在历史之外，在小说文本之外，即比小说文本的视域更大，它所看到的是小说文本因何而生的更大而深层的领域。故而其最大的特点是阅读的范围比史书、小说要广泛得多；最大的难点在于非广涉猎、博阅览不能成其事。与阅读范围广泛相联系，从事这项工作需要更宽广的学科知识结构： 史学、哲学、文学、文献学、美学等。所以，史料学的研究视角也是一种广视域、多变换的动态视角，其研究的方法也同样是以史学的方法为主（即能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能辨伪、能确定时间、能辨明新旧等）兼及内容的提要、文学批评、图画审美等方法。故而史料学的视角与方法具有灵活性与综合性。
较早系统地从事这类工作的要算南宋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计氏编撰此书的目的，主要为保存唐代诗歌文献，力求无失漏。据他自序所言： 凡唐代“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云云。其内容略约有四： 一是凡唐代的诗人、诗歌，有名必录，以纪诗为主，记人为次。二是考证作者。凡其人可考者，便撮述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经历。三是记述每一首诗的本事源流。四是记录他人品评的文字。此后的《宋诗纪事》、《明诗纪事》也多受他的影响。
就小说史料的搜集而言，20世纪较早者为蒋瑞藻。早在1911年3月，他就在《东方杂志》上刊发《小说考证》一文，并在其卷首“引言”中说： 顾（小说）作者往往以游戏出之，著书之由，不以告人，甚则并姓名而隐之。读者亦徒赏其文章之工妙，事迹之离奇，书之义例若何？原委若何？不过问焉。善读小说者，当不如是。今取各家著述之言小说者，略次其时代之先后，类为一编，条分缕析，本末井然。熟乎此者，其读各小说也，如土委地矣，度亦大雅君子所不弃乎？作《小说考证》。蒋氏写此《小说考证》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明了小说作者的姓氏、著书之由、原委如何、义例若何。于是凡谈到小说的文字，他都搜集起来，分其时代先后、别其类式，叙其本末。《金瓶梅》条，作者所引材料，多论作者兼及内容。所引材料先后次序如下： 《寒花盦随笔》、《阙名笔记》、《秋水轩笔记》、《顾曲杂言》、《茶香室丛钞》，最后有蒋瑞藻《按语》： 瑞藻按： 《金瓶梅》之出王弇州手，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时代不远，当知其详。乃以名士二字了之，岂以其诲淫故，为贤者讳與？实则《金瓶梅》乃惩淫之书，淫者见之谓之淫耳。金沙滩上马郎妇，岂见金夫不有躬者哉？又案： 《玉娇李》书，仆外舅何乃普先生家有之。曲园谓世不复有，殊非。然仆亦尝披览一过，用意用笔，都不甚佳。事实亦与沈氏所纪不类。岂好事者伪撰，袭其名以行耶？ 足见蒋氏的著述虽重搜集，然并非述而不著者；不单单是搜集叙述，述之外也偶有自著。怪不得鲁迅曾说：“取以检寻，颇获裨助。”
蒋瑞藻之后的另一位从事这项工作的是钱静方先生。他于1913年4月，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丛考》，从其序言中可知，他与蒋瑞藻相比，不在搜集本身，更侧重于比勘：钩玄撮要，刮垢磨光，剖析毫厘，甄别原委，如阅吕览无一字可增减，读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盖网罗百余种之奇书，乃始能成此数万言之钜制，虽功止于述，而实较诂经注诗为难，洵古训之所式，多识之所资也。凡文学家历史家以及弹词演剧者流，欲得考镜而助谈资者，知必有取于是矣。事实上，“剖析毫厘，甄别原委”正是此书在方法上与蒋氏《小说考证》的一大不同点。正如胡从经先生所言：“此书则对每一著作都拿来和正史、野史、私家笔记相比勘，为考证它的来源是否有据，而这些稍嫌芜杂的考证对于研究小说史者，当不无参考价值。”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稍后，颠公所辑《小说丛谭》、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两书，就视角与方法而言则长于历史眼光，善于补前人小说史料之缺，书中所录不少是蒋、钱或鲁迅书中所未见。如《小说丛谭》关于《蟫史》、《儒林外史》、《品花宝鉴》、《西游补》、《野叟曝言》、《海上花列传》等的史料，特别是还发掘了一些险被沉埋的小说故事，如写董其昌父子鱼肉乡里引起民愤的小说《黑白传》的情节，便因此书而得传。《中国小说史料》关于《红楼梦》、“两拍”、《水浒后传》、《西游补》等所补充的材料，为此前所未见，并且还增补了诸如《彭公案》、《九尾龟》、《希夷传》、《海上繁华梦》等有关的考证资料。
鲁迅的《小说旧闻钞》则就研究视角而言，扩大了一个视域——禁黜小说。而列“源流”、“评刻”、“禁黜”、“杂说”四类，后面附有“引用书目”，以见其“锐意穷搜”之广。就方法而言，此书更重评辨，而时见灼识。譬如，指出有关罗贯中因作《水浒传》，而致三代子孙皆哑的传说，实初倡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指出俞樾《春在堂随笔》误将《西游补》作者董说为董斯张之子（斯张子），说成了董说的号为“斯张子”等等。
赵景深《小说丛考》，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两个特点： 一是视角更宽，补鲁迅《小说旧闻钞》之所未录的一些小说史料，如《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集》、《前汉书平话续集》等。二是更注重史的方法，追源溯流。
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史料学的发展走向可概括为视角、方法日益专，视域日益广，体制越精而日趋完整体系化。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出现了以一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资料，如《三国演义研究资料》、《水浒传研究资料》、《西游记研究资料》、《金瓶梅研究资料》、《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红楼梦研究资料》、《聊斋志异研究资料》、《老残游记资料》、《孽海花资料》、《歧路灯研究资料》、《三言两拍研究资料》等，而且还出现了个人的研究资料，如《吴趼人研究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等，甚至出现了某部小说某方面的专门研究史料，如《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新编红楼梦脂砚斋评语辑校》（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1972年版）、《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更引人注意的是，还出现了对于小说焚毁历史史料、序跋史料、版本史料、以及对于小说版画史料等整理、研究的专书。如《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古本小说版画图录》（线装书局1996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版面集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古本红楼梦插图绘画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微缩中心2001年版）等。不仅显示出小说史料学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学者们的青睐，也说明了小说史料学的研究方法日益专一而精微，并开始建构自身的体系。20世纪上半个世纪，小说史料著作的体例一般以小说书名立目，每一书名下，则以作者、版本、本事、评议分段撰写。而后半个世纪，由于大多史料著作以一部小说为考察对象，故而形成一种较普遍的以作者时代、版本、故事源流、评论为主体的编写体例。譬如《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的体例次序为： 卷一是关于曹雪芹和高鹗的材料……
卷二包括《红楼梦》的各种版本的序跋、续书、戏曲和仿作的序跋……
卷三为专著，即专门评论或考据《红楼梦》的作品……
卷四勉强可说是杂记。计有笔记题识、诗注曲话、日记尺牍、公文善书等等……
卷五为诗词……
卷六为文论。这六项就体例上说分别为： 作者、序跋及版本、评论、杂记、诗词、文论。黄霖先生的《金瓶梅研究资料》仅以卷一、卷二的方式排目，而实际内容则为序跋、评点（张竹坡）、杂记、影响、文龙回评。即评点占据了明显的篇幅。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分为： 作者生平、版本和序跋评点、创作素材、评论等四部分。栾星的《歧路灯研究资料》则分为李绿园传、李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三部分。看来，小说史料编辑的体例并无定制，一般说来是依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呈现其差异性的。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南开大学的朱一玄先生是位竭毕生精力专治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专家。他所选编的七大小说名著的研究资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小说史料体系。就体例而言，往往分为六编： 本事编、作者编、版本编、评论编、注释编、影响编。但偶尔也稍有变动，如《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则将影响编汇入评论编，去掉了注释编，变为四编： 本事编、作者编、版本编、影响编。由于这种分法，囊括了小说史料的几个主要方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故而为广大研究者所接受。
第四节《四库全书总目》对
小说文献学的影响小说文献学的真正成熟是小说受到普遍重视之后，虽然说早在明代中叶后，小说便开始受到文人的青睐，但毕竟还不甚普遍，明中叶后的大多数文人依然将诗词文等雅文学置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之上。而将小说置于诗文之上则是在西学大量进入中国大陆之后的20世纪。就文献学而言，无疑是受了中国史学影响的，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文人文献意识的影响尤甚。《四库全书总目》已成为从事古代学术研究的向导，是研究某一领域弄清研究对象，弄清今存书目及每本书的主旨大意所必读之书。譬如研究明代文学，就需要查寻《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人的文集及其每本文集的提要，并以此为指引，再对文集作精细的研读。正因如此，《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方式便成为文人们认可而乐见的方式，成为刻印在文人心里的一种文献学的模式。《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学意识与模式如何，对于文人文献学影响怎样？让我们先以《汉武故事》为例，略加分析，以见其一斑。
《汉武故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旧本题汉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书。《隋志》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出于王俭。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然如《艺文类聚》、《三辅黄图》、《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甲帐珠廉，主母青雀，茂陵玉椀诸事，称出《汉武故事》者，乃皆无之。又，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汉武故事》二条，其一为柏谷亭事，此本亦无之。其一为卫子夫事，此本虽有之，而文反略于善注。考《隋志》载此书二卷，诸家著录并同。钱曾《读书敏求记》亦尚作二卷，称所藏凡二本。一是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本，一是陈文烛晦伯家本，又与秦本互异。今两存之云云。两本今皆未见，此本为明吴馆古今逸史所刻，并为一卷。仅寥寥七八页。盖已经刊削，又非两家之本。以其六朝旧帙，姑存备古书之一种云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由此例可知《总目》撰写者所关注的侧面及其书写顺序： 先考辨作者真伪，继而解题——提要、品评书的内容，再者略考本事，随之辨明版本流变，最后指出此书存在之价值。这五个方面成为进入20世纪后小说文献研究者关注的五种方法。20世纪初的黄人，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意识运用于小说目录学的研究之中。他在开小说目录学之先河的《小说小话》中曾言：“中国历史小说，种类甚夥，几与《四库》乙部相颉颃。”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51—357页。且往往不仅在每书目下，缀有解题和提要，如《东周列国志》条，黄人解题云：“亦见惨淡经营之功，惟《左》、《国》、《史记》之叙事绝妙千古，妄为变换铺张，不免点金成铁。”而且，辨明版本之差异及其流变，如《鼎盛万年青》条：“此书有真赝二本。真本与《南巡纪事》相出入，沿有稗乘价值。今坊间所发行者，盖赝者也。”1925年，郑振铎则将“提要”的名字用之于小说目录学研究之中，在《时事新报》副刊《鉴赏周刊》（第2—18期）发表《中国小说提要》，明言“中国小说向来没有人加以系统的整理”，故而“颇有野心欲对于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先下手做一种‘提要’的 工作”。其目的就是要补《四库全书总目》通俗小说之缺。马隅卿（马廉）和孙楷第两位先生负责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小说部分工作，在1929年度《第一次报告书》中提出，要搞一部中国小说的《四库全书总目》。其思路是： 须设立“近代语文库书目提要小说之部”。要求“就所知见之‘小说’”，编成“书目提要”，“详载版本，略考时代，审其内容，评其价值”参见胡从经先生《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1930年的《第二次报告书》讲得更明白：“本年度已共搜集宋元以来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计及千种（现代新著译之作品不在内），略依《四库简明目录》，兼采各大藏书家目录之体例，编成此书。”1931年的《第三次报告书》，告之副产品——《近代小说书目提要》已于“上年度成稿”。而其直接成果，就是后来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在补《四库全书总目》中通俗小说之缺的思想指导下的产品，其受《四库全书总目》影响之痕迹甚明。当然，孙先生的这本书，除受《四库全书总目》影响外，也接受了他亲眼目睹的当时其他著作体例的影响。如王国维先生《曲录》附注“轶闻掌故”、朱竹垞《经义考》、谢蕴山《小学考》注存佚、附题记等，显示出这本书所特有的文献体例与治文献学之思路（更注重版本面目与源流）。然而受《四库全书总目》体例的影响痕迹依然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此后的小说书目类的著作，也大多留下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刻下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