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唐太宗：开创盛世的圣君(5)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加之唐初魏徵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他们君臣关系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古时君王接受批评或规劝，称之为纳谏，臣民规劝或批评君王，叫做进谏。唐太宗曾问大臣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成这个观点。唐太宗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因为敢于当面指出唐太宗的不足并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而深得唐太宗的信任。裴矩原是隋炀帝非常喜欢的大臣，很有些才干和见识，隋炀帝是不喜欢人规谏的，谏臣多遭杀身之祸。裴矩聪慧，处处奉承隋炀帝，很为隋炀帝出了一些祸国殃民的坏主意，如夸富西域，远征高丽等，因此裴矩被称为隋朝的佞臣。可是，入唐以后，裴矩却常常在朝堂上据理谏诤，故而又被看成贞观诤臣。裴矩历经隋唐两代，判若两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显然，裴矩还是裴矩，只是唐太宗与隋炀帝的作风不一样罢了。

唐太宗为网罗人才，非常重视科举制度。古书上记有一段故事：唐太宗在端门上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所以他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徵、李靖、戴胄、王珪等，都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道，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

唐太宗说过，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继续推行均田制，即按人分给一定数量的口分田和永业田，又实行新的租赋徭役制度租庸调法。朝廷注重搞好农业生产，时时注意不违农时。有一年，河东万泉县喜降春雨，县狱中囚有十几名犯人，也临时宽以假日，令其回家及时播种。太宗还亲自身体力行，提倡公卿俭约，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武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己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激情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总体上来说，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统治者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

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屈己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纳谏。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展呢？

作为历史参考书的《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唐玄宗时的史臣吴兢编撰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一部《贞观政要》，既是唐太宗治国安邦之术的观点政策的汇集，更是唐太宗以史为鉴从政的历史经验总结。《贞观政要》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内容均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述的。不论是政治改革，任贤纳谏，还是经济建设，劝课农桑；或是制定法律，奖掖文士；或“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或对外国艺术和宗教的交流，唐太宗都特别重视对前代主要是隋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