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唐廷不得不实行新的防御政策，在敌可能入侵的要冲地区设置重兵，任命大将就近指挥。其实在唐初期，为应付大规模边境战争，已经开始设置临时战区，其统帅即所谓某某道行军大总管。这种临时战区制度到李治统治后期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已经趋于固定，后来行军道又演变成了边防军区，行军大总管演变成了节度使。
下面我们看一组数据。
开元后期，边疆地区已经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包括：平卢道节度使，治所营州（辽宁朝阳），镇抚室韦、靺鞨，防御契丹，统兵约3.75万，战马5500；范阳道节度使，治所幽州（北京西南），控制奚、契丹，统兵约9.1万，战马6500；朔方道节度使，统兵6.47万，战马1.43万；河东道节度使，治所太原府，统兵5.5万，战马1.4万，与朔方道节度使共同防御漠北的突厥等族；陇右道节度使，治所鄯州（青海乐都），防御吐蕃，统兵7.5万，战马1.6万；河西道节度使，治所凉州（甘肃武威），阻断吐蕃和突厥，统兵7.3万，战马1.94万；安西道节度使，治所龟兹（新疆库车），镇抚西域诸国，统兵2.4万，战马2700；北庭道节度使，治所庭州（新疆吉木萨尔），防御突骑施等部落，统兵2万，战马5000；剑南道节度使，治所益州（四川成都），防御吐蕃，镇抚蛮、獠，统兵3.09万，战马2000；岭南道五府经略使，治所广州，镇抚南方，统兵1.54万。
兵权过于分散的迹象，并没有让玄宗皇帝警觉，反而由于征服四夷的野心，更变本加厉地放纵任用节度使，加长节度使的任期，多年不予调换，如安禄山就担任了14年平卢道节度使；节度使常一人兼统多镇，兵权开始集中，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统兵26.7万余人，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18.3万余人；重用蕃将，747年时，诸道节度使中，有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四个蕃将，此前唐廷对于蕃将虽然百般笼络，但极少让他们担任一方面大员；节度使权威变大，除了独掌兵权外，还握有地方财政和民政大权，更加助长了对中央的离心力。
其实，高力士曾经向李隆基表示了自己对边将拥兵过重的忧虑，李隆基没有太在意，而实际上此时哥舒翰和安禄山两人就已经一共拥兵33.15万人，战马5.6万，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和70%，而且离都城长安都很近。
大唐盛世就像一个大火药桶，问题只是谁去引爆它。
范阳起兵
导火线终究是有人去引爆的，只是玄宗没有料到，那个人竟是他的干儿子。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正式亮出旗帜，乘着铁甲战车，率领15万步骑精锐大举进军，烟尘千里，鼓声震地。以诛杨国忠为名挺进京城，在范阳起兵。安禄山所采取的策略，也就是他举起的大旗，是说皇帝让他入朝征讨杨国忠，这个理由其实就是“清君侧”，安禄山没有直接打出这个旗号，不知是不是因为对汉文化还不是非常熟悉。最早打出“清君侧”旗号的是汉朝七国之乱中的吴楚，“诛晁错，清君侧”；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也是以此为借口。何谓“君侧”呢？就是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清君侧”就是替皇帝把这个小人除掉。景帝满足了七王的要求，但晁错的死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继续作乱；朱棣说是靖难，连皇帝都一块清了，那个“侧”字实在是多余。杨国忠，还真是小人一个，但安禄山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似乎资格不够。说到底，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实实在在的目的，是要取得皇位。
久不闻干戈的百姓们忽然听说范阳兵来，仓皇不安，安禄山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就这样安禄山到达了太原，劫走了太原出迎的副留守。太原方面自然会上报，同时受降城也奏报说安禄山谋反。玄宗虽然这一年已有疑心，但仍然不相信安禄山居然说反就反，还以为是他的对手编造的谎言。其实谋反往往是皇帝敏感的事情，即使没有人告状，仍然会担心大臣们动机不纯，更有甚者，风声鹤唳，一有风吹草动便大动干戈，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而玄宗在众人相继报告说安禄山谋反之后，仍然有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他在这方面的迟钝令人惊讶。但若以为玄宗不在乎有人谋反那就错了，玄宗对他的兄弟们可没这么信任，虽然玄宗素有友爱兄弟的美名，但他曾下诏不允许诸王与大臣结交，便透露出来这个信息。担心别人谋反只怕是一种不自信，而人一般年龄越老越会出现这种情况，玄宗却是相反，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即位，是由于有功劳才得立为太子，并非按照立嫡以长的制度，这就有了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古时就是立嫡以长，而不支持立嫡以贤，所以凭后者得位的人倒成了不合理），所以他才会担心有人反对自己，因之也就多加提防。但他后来当了四十多年皇帝，又是天下升平，所以这种自信就加强了，从玄宗一再的自以为是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圣明天子，别人没理由反他，又何况他对安禄山这么好，安禄山又怎么会谋反呢？
不知杨国忠等人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几天后玄宗终于相信，原来安禄山真的起兵谋反了。于是玄宗找杨国忠商议，杨国忠得意洋洋，意思是：看，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安禄山果然谋反了。他对玄宗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听了点点头，认可他的这个看法。其他大臣听后则是相顾失色。无疑杨国忠把眼前的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了，他没有想到安禄山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远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因安禄山的行为是谋反而众叛亲离，当然更不会几天就能“传首诣行在”。
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理由，再加上他十几年在范阳地区的经营，经济、军事实力都非常之强，兵士们令出即行服从调遣，战斗力又强，一路上的顺利无疑又鼓舞了士气，种种情况都有利于安禄山，他此时没有必败的理由。杨国忠没有看到这些，他只想到了唐朝的强大，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因此他才会大胆地逼安禄山谋反，否则如果知道是那样的结果，他也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貌似有理由的，但却是建立在一个虚像之上——人们都被唐朝此时的虚像所欺骗。物理上，虚像往往比原像要大。本来，唐朝几乎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人们都忘记了经过十几年的挥霍，它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好像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却几天没有吃饱，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因此对南诏的战争中，唐朝冒出了虚汗，与阿拉伯的怛罗斯之战也以失败告终。
难逃的宿命
宿命，如果存在的话，那一定是本原和唯一的秩序，因为既然万物的轨迹都是既定，其它的秩序便可有可无甚至不称为秩序了。宿命与时间是很有趣的话题，首先是“现在”之前的所有宿命都是历史，是被熟知的宿命，而在之后才是更加具有宿命意义的宿命。
安史之乱后，玄宗皇帝带着儿孙和杨氏兄妹等人，凄凄惨惨地到了马嵬坡，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中国古典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香消玉殒。
玄宗清楚，国事剧变，已经演变出新的政治格局，他将难以逆转地退出历史舞台，民心所向，新的政治权威，已非太子莫属。此时此景，需要有一个明智的态度，既可以免除群龙无首的局面，也可以作个顺水人情，另外，还可以试探一下太子的政治意向。于是他向太子发出了传位诏书。
太子不接受。无论他心里怎么想，形式上却怎么也不能贸然接受，否则将显得野心勃勃，其实暗里，早已对皇位觊觎已久。便在表面上回绝了。
玄宗别无选择，最后决心入蜀。车驾起动，却被当地父老拦住，请求留下，担负起领导军民抗叛的重任。可是，如果不去蜀地，他又去哪里呢？自己年事已高，也已失掉军心，民心，哀莫大于心死，不能不走。
玄宗走了，太子留下，这一留，留出了皇位的更迭。天也！
夕阳即将消失的瞬间，一切被湮没。无声无息也许是最美的状态。
黑色的风。灰色的海。黑暗笼罩。一种叫宿命的东西降临。
玄宗众叛亲离，途中遇雨，雨淋着檐下的铃儿，或许还有杜鹃“不如归去”凄凉的啼声，令人闻之恻然。于是玄宗想起了贵妃，想起了以前的快乐生活，又想到眼下的凄凉，悲从中来，做成一曲雨霖铃。后来著名的词牌《雨霖铃》即由此而来，还有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说的便是这件事。当时他还仔细地听铃声，竟然听出来铃儿唱的歌词是：三郎郎当。一笑。
不过却是很恰当的，如果玄宗后期能够像前期一样励精图治，就不会听到铃儿的讽喻了。但是，人都是有局限的，玄宗也不例外。柏杨先生说李隆基是个“人渣”，原因是安史之乱使唐朝一下子从天跌到了地，而且人口锐减。虽然不同意这么刻薄地评价玄宗，但他后期的昏聩确实是一件至少令我们表示遗憾的事。如果说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而盛极必衰的话，那么按正常规律也应该是逐渐下滑，比如汉朝在汉武时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折期。而李隆基开元与天宝的函数却是不可导的，可以算是阶跃函数了。数学上的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实例，这既是数学的幸事，也是唐朝的不幸。而这个不幸，不能不说与玄宗个人因素有关。唐朝总是会衰落下去，总要有一个皇帝来承受导致衰败的指责，不巧让玄宗赶上了，但他个人为此作出的“努力”却是功不可没，李林甫、杨国忠不管真心假心，都曾提过安禄山要造反，但玄宗就是不听，看来真的是“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