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唐太宗深明此理。他认为，应该依靠各种人才的力量来治理国家，而绝不能只靠一个人。有一次，他与大臣议政时，阐明了授权、放权的密切关系。他认为隋文帝虽然事必躬亲，勤政励精，但对下级官吏只封官不放权，以一个人的智慧应付成千上万件事情，就很难不失误。一天决定十件事，有五件不尽合理，一个月就是上百件失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纷繁事务交给手下的人去裁定，而后由宰相统一策划，考虑稳妥后再上报实施。这就是授官要授权，两者要相衬。
其三，事必躬亲会挫伤下级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如果一切事务都由领导或上级包揽，不仅会养成下属的推脱、依赖心理，而且还会因此而失去众多的辅佐人才。我们现在有些企业的领导，宁愿自己处理具体业务，也不肯放手让别人去做，这样，即便是奇才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起早贪黑，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他事必躬亲，对别人总是不放心，总担心手下人不能把事情办好。诸葛亮第一次兴师北伐，魏主曹睿派驸马夏侯懋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迎敌。魏延上帐献策说：夏侯懋懦弱无谋，我愿意领兵五千，取路出褒中，顺秦岭往东，到子午谷往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懋听知消息后，必然弃城而去，我就从东面而来，丞相可长驱兵马，从斜谷进发，一举拿下咸阳以西地方。这实际上是暗渡陈仓计策的新用。而诸葛亮却以“非万全之策”否定了魏延的谋路，魏延因自己的才华没能用尽而叹恨。
其四，事必躬亲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总是担心别人干不好事，事事都要亲自过问，其下属都要围着他团团转，致使蜀汉人才短缺，后继无人。
既然领导者不该事必躬亲，那么，就要善于调动起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手下管理者的聪明才智，让他们来担负起各项繁杂而具体的工作。这样，才会形成“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的局面。
善用“众人之力”，主要是善用各种人才。领导者应在选贤任能上下功夫，而在处理具体政务方面采取超脱的态度。春秋时期宓子贱“鸣琴而治”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和宓子贱曾先后出任单父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巫马期执政时，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昼夜不闲，亲理各种政务，但政绩平平。宓子贱执政时，不仅没有那样繁忙，反而经常弹琴唱歌，却把单父治理得相当好，被称为“身不下堂，鸣琴而治”。当巫马期向他讨教时，他说，我的做法是善于选贤任能，依靠人才；你的做法是亲自劳作，只使用自己的智力，只靠自己当然辛苦，而依靠人才当然安逸了。原来宓子贱在治理单父时，尊他为父的有3人，尊他为老师的贤者有5人，视他为友的有11人。宓子贱就是靠了他们来治理单父的。二者相较，宓子贱的领导方法显然要高出巫马期一筹。
所以说，领导者应该学会“劳于用人，逸于治事”的辩证法，不要走入事必躬亲的误区。
信任，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是对人才的极大褒奖和安慰。它可以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使人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7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人们在用人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准则：对真诚所用的人，要给予充分的信任。信任，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是对人才的极大褒奖和安慰。它可以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使人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能。用人不能三心二意，而要一心一意地信任之。如果用人多疑，则“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有人向唐太宗告发魏征结党营私，太宗就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办。几天后，魏征朝见太宗时说，您应当知道，国家的命运与你我是联系在一起的，您把相位交给我，是相信我会诚心诚意地治国，如果我们之间心存疑忌，那么，我们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太宗醒悟，承认了错误。魏征在上疏中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使国家得到大治。管仲为齐桓公治理齐国以成霸业，就在于用而有信。可见，“用人不疑”是古今明哲众口一词的见解。
用人，信任人，就可以使被用人与用人把心思和力量共聚于一个焦点，共同创造伟业，取得胜利和成功，这种事例在我国不胜枚举。
战国时期，魏文侯任用武将乐羊攻打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乐舒却是中山国国君姬窟的亲信宠臣，因此大臣纷纷议论，要求撤换乐羊。但魏文侯主意已定，命乐羊领兵征讨。乐羊为争取城中百姓，对中山国包围数月，但围而不攻。于是，猜测、攻击乐羊的奏疏像雪片似地飞到魏文侯案前，说乐羊是在顾及父子之情，建议临阵易将。而魏文侯却相信乐羊，不仅不撤换乐羊，还派人到前线慰问。终于，乐羊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中山国，百姓们都纷纷投奔归顺。乐羊班师凯旋之日，魏文侯为其举办了庆功会，并赏赐乐羊一个大箱子，嘱其回家再打开箱子。回到家中，乐羊打开箱子，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非议、诽谤自己的奏折密信。乐羊为魏文侯的信任所感动。期间，如果没有魏文侯的知人善用、用人不疑的举措，任凭乐羊的军事指挥才能卓绝超群，也不会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在楚汉战争中，陈平在项羽手下不仅得不到重用，而且还险遭不测。陈平归汉后，他受到了刘邦的信任和重用。周勃、灌婴等人曾在刘邦面前诋毁陈平，说陈平是反叛的乱臣。刘邦听后，询问陈平为何先后离开魏王和霸王而投奔自己。陈平说，项羽用人而不信任人，他所选用的人，不是项氏家族及妻室家人，你就是奇才，他也会怀疑你。我听说汉王善于用人，所以才来投奔。刘邦听后，遂向陈平道歉，并给予丰厚的赏赐，命他为护军中尉，监督所有的将领。西汉的建立，陈平是立有汗马功劳的，他是治国的奇才。正是因为刘邦充分信任人才，并用人不疑，才得人得天下；项羽为人猜忌多疑，便失人失天下。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我们的企业领导者对手下人，既想利用他的才能，又对他放不下心，总认为人家与你离心离德，这是管理者用人之大忌。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前总经理松下幸之助说过：用人的关键在于信赖，如果对同僚处处设防、半信半疑，则将会损害事业的发展。他认为，要得心应手地用人，就必须信任到底，委以全权。
用人不疑，是一条重要的用人原则，要真正做到，确实很难，但并非无章可循。
第一，要对所用的成员以诚相见。对于人才一旦委以重任，就要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形成上下“协力同心”的大好局面，才能赢得人才忠心不渝地献身事业；切忌对部下怀有戒意，妄自猜疑。
明末亡国之君朱由检（崇祯）用人猜忌多疑，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的所为，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明代著名将领袁崇焕，文武双全，用兵有方，屡破清兵侵边。努尔哈赤在他的炮火之下曾受重创。朱由检未称帝前就知袁崇焕战功卓著，才能杰出；称帝后便下诏任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并且赐崇焕上方宝剑，委以重兵，镇守边关。但是，朱由检用人猜忌重重，派人暗中监视袁崇焕。当后金统帅皇太极率兵取道蒙古，向北京方向扑来时，袁崇焕急督师回援，想先敌于北京城下，背护京师，并亲自率军抵广渠门。朱由检却疑忌崇焕反叛，不允许他率军入城休息。崇焕只得身先士卒与来犯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正在这时，朝中嫉贤妒能之人散布的流言四起：有的诬崇焕拥兵纵敌，有的诬崇焕引敌胁和。朱由检在疑忌中听了流言与密告，将崇焕逮捕入狱。阉党余孽也趁机起哄，诬害袁崇焕。朱由检不问是非，终将袁崇焕以谋叛罪处死。朱由检为人猜忌多疑，且武断专横，未经调查便冤杀崇焕，这实是自毁长城。无怪乎后人在总结明朝灭亡原因时说：自从崇焕死后，边境的战乱就没有停息过，再也没有杰出的人才能阻止清兵侵犯，明代的亡国与朱由检用人多疑关系极大。
第二，要给受挫者成功的机会。世间任何人的经历，都不会一帆风顺，常胜将军是不多见的。人在孩提时学走路摔跤，在学游泳时喝几口水，都是常事。所以，受任者任务完成得不好，或出现失误，领导者一定不要大惊小怪。只要帮助他正确对待，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下属必然产生有负领导重托的自责感和将功补过的决心，势必为今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受挫者受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客观的，还有领导者决策指挥的原因等。如果一出现失误，领导者对受挫者只是一味地指责、埋怨、批评、训斥，而不给予丝毫的温暖和善意的帮助，定会冷了部下的心，甚至使其产生叛逆心理。
春秋时期，秦穆公派大将孟明率军远袭郑国，在晴山处被晋军击败。按常规，丧师辱国，轻则受罚，重则斩首。而秦穆公却身穿白装，亲自到城外迎接孟明等三位败将，当着军队的面失声痛哭，并安慰孟明等人说，这一次出兵失败是我决策的错误，你们没有罪，请别介意。同时，仍把指挥全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孟明。
所以说，领导者对于失败者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先弄清失败的原因，再看他受挫后的态度，是心灰意懒还是重整旗鼓，是怨天尤人还是引咎自责，是满不在乎还是羞愧难当，再根据其反应对症下药。
第三，领导者不为俗议所左右。领导者与属下都生活在尘世中间，世俗之众对人皆免不了七嘴八舌、说长道短。为领导者所任用的人自然是被议论的对象。有的出于妒嫉心理或出于自身利害，散布流言蜚语，甚至无中生有，恶意中伤。这时领导者如果头脑不清醒，就会为俗议和谗言所左右，对所信任的人生疑。所以，领导者要真正做到无所猜忌，就必须对世俗偏见、流言蜚语、妒嫉心理保持高度警惕，不受其影响和左右。这样，才能对所用之人坚信不疑。
最后，用人要有广阔的胸怀。有的管理者，只允许手下的人能力、知识、才华低于自己，功劳小于自己。此时，他可以信你、用你；反之，如果你的才华、能力高于他，他就会疑神疑鬼。“功高震主，才高招忌”，正是对此种情况的高度概括。袁绍杀田丰，曹操杀杨修，无不是心胸狭隘所致。它告诫人们：管理者必须气度恢宏，才能做到信人不贰，始终不渝，才能用好那些超过自己的人。否则，手下人就会聪明不可用尽，才能不可使尽，见好即收，略显而止，甚至激流勇退。这样，只能浪费人才的效能，影响事业的发展。
在人才通向成功的征途上，“顺势育才”往往与“顺势成才”相辅而行。就说叶永烈所列举的“顺势成才”的典型吧，对“伯乐”而言，皆可谓“顺势育才”的典型。
1顺势育人
在美国，有一位“树根雕刻家”，善于利用树根的天然形状，顺势雕刻成栩栩如生的人和动物。这门独特的艺术，给研究“人才成败”的科普作家叶永烈予以有益的启示，他写了一篇题为“顺势成才”的文章，指出：“人才也与树根一样，千姿百态。不论是选拔人才的‘伯乐’，还是人才本身，都应具有‘树根雕刻家’的眼光，善于根据人才的特点，‘顺势成才’。”
关于“顺势成才”，严格地说，当指人才本身；对于“伯乐”，应称之谓“顺势育才”。在人才通向成功的征途上，“顺势育才”往往与“顺势成才”相辅而行。就说叶永烈所列举的“顺势成才”的典型吧，对“伯乐”而言，皆可谓“顺势育才”的典型。对此，不妨作些分析：
著名田径运动员朱建华，原是一个苍白而瘦削的“绿豆芽”式的孩子。他虽具备了跳高运动员的素质——脚又细又长，俗称“羊脚骨”，却不喜欢运动。可以设想，若无教练的发现、培育，任其自然发展，运动健将之前的朱建华，很可能是位文弱的书生。
在首都剧坛上轰动一时的“女花脸”齐啸云，本是外贸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她虽有“脑后音”这京剧界难得的条件，却把京剧当做业余爱好，专攻英语。可以设想，若无京剧老前辈的发现、指点，这位年过四十、又有专长的妇女，岂能改行从艺，大放异彩？
这些“顺势育才”的典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前辈发现之前，对已具有的成才之“势”——“羊脚骨”、“脑后音”等，自己竟无觉察。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若无前辈的“顺势育才”，所谓的“顺势成才”也就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本人有所觉察而“顺势成才”，若无名师的培育，难免多走歪路，甚至难以达到可以达到的水平。人才的成功，虽主要在于人才的自我努力——一般表现为“顺势成才”，但“顺势育才”往往以前提或条件的方式为其辅佐，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顺势育才”作为培育人才的一种方法，可简称为顺势法。
那么，如何运用此法而“顺势”育才呢？这还得从“脑后音”、“羊脚骨”谈起。这些成才之“势”，较为独特，很可能因此给人以错觉：把它们视为艺术界、体育界的特例，甚至归结为某些人的得天独厚，望“势”兴叹。若有这种看法，就会在无形之中束缚自己识“势”的眼力。其实，各个领域各有其“脑后音”、“羊脚骨”，只是表现的形态不尽相同罢了。以科技界为例，居里夫人的“非凡的好奇心”、达尔文的“精细的观察力”，堪称为科技人才的“音”、“骨”。不论是生理上的“脑后音”、“羊脚骨”，还是思维上的好奇心、观察力，皆是先天禀赋与后天锤炼的综合效应，尤以后者为重。所以，从实质上看问题，“音”、“骨”等成才之“势”，实乃人才在成长中逐渐形成的某些专长。有了这样的认识，就能增强识“势”的眼力，敏锐地发现那些以各种形态表现其成才之“势”的潜人才。
然而，正在成长中的人才，毕竟有别于任人雕刻的树根，具有自我雕刻的意识和能力。对这个根本性的区别有较深的认识，才有可能真正领悟“顺势”之奥妙，有效地运用此法而育才。“脑后音”、“羊胸骨”等成才之“势”，在未被本人认识之时，是静态的，任其自然，还会自我蜕化、消失；当本人认识之后，则呈动态，化为“顺势成才”的动力，并在成才的实践中逐步给予发展、提高。“顺势”，当“顺”动态之“势”。善用顺势法育才的领导者，一旦发现某人所具有的成才之“势”，立即“完璧归赵”——尽快让本人意识到自己的所有。也就是说，潜人才所具有的成才之“势”，由育才者的敏锐发现转化为被育者的自我意识。与此相应，为振兴中华而成才的使命感日趋增强。两者的有机结合，方能实现这个转化。
造“势”之后，就涉及到如何“顺”的问题了。这都是些育才上的技巧，因人而异，相机行事，很难一概而论。但若把成才之“势”喻为一股激流，就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指导其主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二是引导其支流汇合到主流中去；三是疏导其前进的渠道；等等。其中的具体做法，难以赘述，可在育才的实践中逐步揣摩、掌握。
综观育才上的顺势法，实乃起势法——起动潜人才的成才之“势”，让其自我雕刻。所以，凡用此法育才者，要始终着眼于“势”，“顺”其“势”作些必要的指导。至于一刀一锤的运用，尽可以任其自行发挥。惟其如此，方能“雕刻”成不是“如生”而是“有生”——富有生气、善于创造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