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连续不断之应变能力的人是有谋略的人；办事过程中不向你隐瞒消息，就可以称作有信用；使一群人杂然而处，看某个人的神色变化，就能发现其人的种种隐情；或者让人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观察出他对什么事情是坚持不变的。仕途顺利时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谁；显达的时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在一个人青云直上时要看他提拔的是些什么人；富裕的时候要看他所抚养的对象；或者看他帮助些什么人。听其言，观其行，可以知道一个人是否仁善；看一个人经常接近些什么东西就能知道他的爱好；或者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居室，就能大致估计出他的亲朋好友是些什么人，志向如何。
知人的难处，最难的是辨别真伪。当一个人静默不动的时候，怎样才能知道他将如何行动？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怎能知道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在他从政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业绩？在他赋闲的时候，他的学识如何？这四种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仔细观察，总能发现他们的不同。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难处。我们所说的难处是，有的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阴谋奸诈找理论根据。看风使舵，八面玲珑，受了侮辱却标榜自己如何品德高尚；贪得无厌却满口清正廉洁；残害众生却偏说自己多么仁慈；怯懦无能却说自己英勇非凡；为人奸诈却要信誓旦旦；淫荡好色偏偏装出坚贞不二的样子。凡此种种的伪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乱真的技巧，会花样翻新地迷惑人们的视听。这在普通百姓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对于当权者来说，却是最为痛恨、忌讳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灵纯洁空灵，虚心平和地待人，任凭外界人欲横流，但永不动摇端方正直的立身准则。明白了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内心有了正确的观察人的方法，对外坚持原则，那些千方百计伪装的奸险小人就无处藏身了。空头高调谁也会唱，但只要以实践检验其实质，那么是非正误马上就暴露无遗了”。
因此，能够明白通过实践考查事情、人物的真伪，是最高明的方法。
领导者知人要深，知人要全，必须通过“日观其德，月视其艺”的全面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8知人力求全面
选用人才不可求全责备，但知人识人应该力求全面。看人要看主流，以他的全部历史中的全部表现为衡量依据，决不可单凭一时一事而以偏概全。
东周时代，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是一位辅佐君王的奇才。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无知，由周公旦摄政。而成王的三位叔叔——管叔、蔡叔、霍叔，却企图阴谋陷害周公旦。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旦图谋不轨。周公旦为避开谗言，隐居于东，不再过问政事，后来管叔、蔡叔谋反，事情败露，才使成王懊悔不已，亲自迎接周公旦归来。成王几乎错识了贤才。
东汉末年，王莽篡权之前，曾经极力伪装自己。他装作谦恭，礼贤下士，经常把家中的马匹、衣服和银两拿出来救济百姓，以至家中的钱财所剩无几；同时，他还常常在汉平帝面前坦言自己克己奉公，诚实待人。当他获得汉平帝的信任而大权在握时，便露出狰狞面目，专断朝政，最后亲自杀害了汉平帝，篡权自立，对百姓施予暴政。
由此观之，领导者知人要深，知人要全，必须通过“日观其德，月视其艺”的全面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识人才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能只见不足、不见长处。
唐太宗李世民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他选拔人才的原则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不论在即位前或即位后，他都重视人才的选拔，注意搜罗各方面的人才为己所用，而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
1包容并蓄
求贤要“五湖四海”，不拘于地域之见，不限于山头之别。最早见之于秦客卿李斯所写的《谏逐客书》。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下了一道逐客令：凡是其他国家来的客人，不准住在国都咸阳；凡是在秦国做官的外籍人，一概免职，限令三天之内离开秦国。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也在被驱逐之列。他在被勒令出境的途中，给秦王政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在文中，李斯首先列举秦穆公、秦孝公、惠王、昭王重用不是秦国人的客卿而获得事业上成功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接着，李斯又列举了秦宫中的美玉、明珠、利剑、骏马、彩饰，以至美女、音乐没有一样是秦国产而得到了秦王的欢心的事实。最后，李斯提出了用人的一项著名的论点，即：“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皇之所以无敌也。”同时，他又指出不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资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李斯的上书有力地表明，在用人上如果排斥异己而又希望国家不遭受危险，事业不致衰败是绝不可能的。正确的用人原则应该是广收“五湖四海”之人。只有“地无四方，民无异国”，“不却众庶”，才能使事业的发展像泰山一样巍峨，像大海一样深邃。
唐太宗李世民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他选拔人才的原则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不论在即位前或即位后，他都重视人才的选拔，注意搜罗各方面的人才为己所用，而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他手下的文武大臣既有隋朝的旧臣，也有来自瓦岗起义军的人员，如徐世责力、秦叔宝、程咬金等。
康熙在这一点上也有他的独到见解。曾经有人以地域为由，提出延安一带并无博学多闻的贤才，还有人说，南方一带大都轻浮不可用。对此，康熙曾给予严厉的斥责。康熙说，选贤决不能考虑地域。深山僻壤照样有贤才，谁说南方一带人全都轻浮不可用？康熙认为，自古用将，从不分南北地域，“惟在得人”。康熙就是抱着“善相马者天下无弃马；善相人者天下无弃才”的信念，通过各种办法进选人才的。即使有些著名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李渔、傅山等拒绝参加考试。康熙经多方面争取无效，他也不予追究、治罪，对他们仍采取宽容的态度。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想得到优秀人才，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素质，做好本职工作，创造一个为发挥人才作用的良好环境，才能吸引有所作为的人才与之共同奋斗。
2良禽择木而栖
山东省龙山店有位古稀老人王荆三，解放前经营过交通、信托、银行等企业，是全省有名的实业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三年内，四乡八邻请他去办工业的人踏破了门儿。老先生说：“要俺出去，合作人要有五个条件，年富力强，有事业心，有胆有识，经济清白，作风端正。”蓬莱县振华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司继双，专程去拜访老人，一下车就对老人说：“王大爷，你提的五个条件我都够。”他俩谈了三天，又请老人到村里转了一圈。看了田，看了山，又看了村办电器厂、塑料厂，都没放在眼里。当他一脚踏进小轧钢厂时，却脱口急问：“你们一个小小村子，怎么敢投资25万元搞轧钢厂？”司继双说：“就是赢不了利，单赚一批技术人才也值。有了人才，我们什么不能上？”老人佩服司继双的魄力，当场决定：“就冲这个厂，我不走了！”三年过去了，1985年这个村已办起了11个企业，年总产值达700多万元，人均收入是1978年的12倍！
市场经济为人才流动大开了方便之门，“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领导者物色人才，人才也同样在物色领导者。刘备在聘请诸葛亮的时候，分析了诸葛亮的条件，认为可用时才聘请了他；同样，诸葛亮也分析了刘备的条件，认为和他在一起有成就一番事业的可能，才同意出山。不仅领导者要考虑人才能否发挥作用，人才也要考虑领导的素质如何，有无魅力，与他一道工作将是否有所作为，然后才能决定去留。“有了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想得到优秀人才，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素质，做好本职工作，创造一个为发挥人才作用的良好环境，才能吸引有所作为的人才与之共同奋斗。所以，在领导活动的实践中，人们能常把通过自身魅力将人才吸引到自己身边的做法称之为“魅力吸引法”。那么领导者自身魅力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第一，道德高尚。由于领导者大都掌握一定权力，所以要耍一耍权威大概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一般来说，单凭权力只能吸附那些趋炎附势之徒，而广大贤才并不“买账”。贤才对那些只凭权力的领导虽然也能够服从，但对领导者个人却总是敬而远之的。他们对于领导，固然不能无视他手中的权力，但是更看重他的思想和人格。因此，只有那些本身道德高尚，有较高声望的领导者，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干部，大家才愿意跟着他干工作。如果一个领导者缺乏道德修养，号召别人大公无私，自己却个人利益第一；教育别人要“五讲四美”，自己却不讲文明道德，别人怎么会服气呢？如果再严重一点，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下级便会有“伴君如伴虎”之感。贤才即使不能“弹劾”，也会纷纷要求调离，还谈什么魅力吸引！
第二，大度容人。春秋时期，齐桓公要去征服宋国。路过貂山。遇见一个牛倌，名叫宁戚。桓公对此人很欣赏。哪知宁戚当面指责了齐桓公许多过错，惹得齐桓公要“绑出去杀了”。宁戚面无惧色。桓公觉得此人是个有本领的人，赶快命左右松绑，并说：“我只不过试试你的胆量而已。”这时，宁戚才拿出齐桓公宰相管仲的荐举信，原来是来投奔齐桓公的。桓公埋怨他不该不早拿出信件来，宁戚笑着说：“国君用人得挑选挑选，还得试试他的胆量，我要帮助国君也得挑选挑选，试试他的度量啊”度量确实是衡量一个领导者有无魅力的重要因素。“胸中天地宽，常有渡人船”。作为领导者大度容人，首先要容人小过，容人小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于他人的小过，需要有点“糊涂”。“宽小过，总大纲”，“以纲行律己，不以纲行取人”，这些都是值得记取的经验之谈。相反吹毛求疵，就会失去恢弘气象，这样是最容易失掉人心的。另外，领导者大度容人还要善于容纳异己。容人的要害之点在于“容异”，就是能容纳不同意见的人。特殊地位决定了领导者最容易犯的一个缺点，就是喜欢顺耳之言，甚至喜欢阿谀奉承之辞。就是历史上许多英雄、伟人，在这个问题上铸成大错者也不乏其例。所以领导者只有做到对人宽宏大度，容人以德，才能感人肺腑，令人敬重，也才能吸引大批贤才。
第三，学识渊博。领导者的魅力不是领导权力带来的，而是凭其本身学识才干赢得的。没有学识才于，有了权力也不会产生多大魅力。比如红军时期，共产国际曾一度把王明及其追随者推到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但由于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懂军事指挥艺术，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战略战术上都死搬教条，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很快失去了红军将士的信赖感和领导资格。由此看来，一个领导者只有具备所管业务的具体知识和领导工作的规律等方面学识才干，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戴，贤才才有可能向你靠拢。
第四，礼贤下士。所谓“礼贤下士”，意为降低身份，敬重贤人，延揽群士。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尊贤思才、礼贤下士的轶事掌故，至今仍被人们传为美谈佳话。除了众所熟知的文王渭水访子牙、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请孔明、孙策登门拜“二张”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外，一些政治家思贤、论贤、礼贤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周公姬旦“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楚庄王经过申侯之地时，一心思贤而“日中忘食”。魏文帝“思贤甚于饥渴”，他对陈群“待以交友之礼”。这些有作为的帝王将相之所以获得了大批治国安邦的贤才能士，使之在政治舞台上能够大展宏图，正是由于礼贤下士的结果。作为封建阶级的政治家尚能如此，那么我们无产阶级领导者就更应该“礼贤下士”。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全国各个层次的领导者中也不乏其例。实践证明，只要我们领导者放下架子，求才若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实践中树立礼贤下士的形象，你的身边就会吸引大批人才。
以资历取人弊端很大，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应力求戒除。
3不限资历择人
择人之道，应以德才为本，而以资序为末。只有这样，才能使才者毕至，能者来归，刻苦钻研，踊跃进取，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以资历为序，择人而用，多有发生。有的甚至成为一些领导者的习惯做法。因此而带来三大弊端：
一弊：贤愚不分。人之才能各不相同，而人之时日，不差分秒，假如循序渐进，等授其职，必然造成职同而才不同，位等而能不均。有的能当其位，事半功倍；有的则勉为其难，事倍功半；有的甚至敷衍塞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事毕功成必需各方配合，既然有勉为其难，敷衍塞责者，必会出现左进右退，前松后紧，上急下缓状态，那么，成事之望，又谈何容易。宋代的章得象，“终日默然，如不能言”，一向以无所作为著称，也居然一步一步地做到丞相。南宋时陈亮就指责这种用人法是：“凡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跌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进；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若都以循序进以章得象等庸碌之辈，则必国弱民穷，“朝纲”尽失。
二弊：赏罚不明。南宋通议大夫叶适曾说过，如果选拔人才只是“计日月，累资考”，“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那么，“贤否混并而无所别”，人们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因为，虽然不能把升迁擢用作为奖赏的手段，但是，不能否认，升迁本身确是对贤能有功者的信任、重用，确能对人产生一种鼓舞力量，尤其是那些心怀大志，事业心强，待机一展宏伟抱负的贤能之士更是如此。所以，古人说：“大贤不待次而举，大恶不待次而诛。”否则，将造成赏罚不明、法制不存的混乱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