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是我二十年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选编。其中最早的一篇，是１９９３ 年发表的《汉赋与赋诗制度》，实据本科毕业论文删裁而成，若自彼时算起，距今已近三十年，虽然稚拙，毕竟也是一份历史记录，其论点还为当时的《新华文摘》所摘录。
最晚的一篇，是今年发表的《“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那是参加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在中山大学举办的“《文学遗产》论坛：明清诗文的文体记忆与文体选择”提交的论文。本人心手钝冥，集中论文大半都是赖学术会议的交稿期限催生出来的。时迈不停，日月电流，不知不觉中，竟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真正的学术研究尚未开始，心中难免焦虑。记得业师章培恒先生在他最早结集出版的《献疑集》“自序”中，尝引龚自珍“东涂西抹迫半生”说明何以萌发编选论文集的念头，老师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非余辈可及，然那一份自警，却也成为我尝试通过编集检视自己学道得失的动力。
之所以拣选这些论文汇为一编，除了觉得可以反映笔者这么些年来在中国文学史领域相对集中的兴趣与习得，还由于它们基本上皆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尽管贯彻得并不理想，即试图深入中国历史上极为丰钜而独特的文化形态，建立对诸多文学事象（包括在域外产生的影响）的考察与阐述，即便是从单一的作家、文体、现象入手，亦希冀在展开的文化构造关系中，探究并显现其相对长时段的生成、演化轨迹及重要关节转捩。这倒不是说自己向来有这般意识，毋宁说，这样的目标是由研究者身处的研究史所塑造的。在我开始学习如何进行古代文学研究时，正值文化热，文化研究的持续传入以及史学观念的渐次变化，对于我们的知识构成具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当初在章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福建地区城市生活与文学》，就是这方面的一次实践。与此同时，随着学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自觉反省，人们日益强调寻求本民族文学自身的内涵、特质，构建国人自己的学术话语，这至少亦促使我们将视野拓展到古代文学所存在的文史之域，重新检讨传统文学的边界、生长语境及其构成方式，力求在一个更为深广的层面观照其内在演变的历史过程，并据以重建过去与今天的联系。按照我的理解，章先生倡导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就赋予了文学史研究这样的视点与立场。
近年来，我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注于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学术史研究之中，对与近代人文学科相伴而生的文学史学术体系如何在外来知识与传统经验的冲突、调适过程中，逐步确立其自身的品格，又如何在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各阶段鲜明的叙述模式，有了稍更详切的认识。“五四”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主张及其文学史实践，依据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进化论史观以及新的文学价值观念，完成现代学术立场的转换，无疑最能显示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它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人们构建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盘，影响至今犹存。
不过，如今也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发展成就的同时，从各个方面揭示这种历史建构于文学史实态及传统文学批评带来的认识局限。这种省察自然体现了历史观念的进展，而让我们思索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再现真实的过去的任务。现代的文学史家援据实证史学寻求历史的客观性，实际上却无法摆脱当时文化语境下历史叙述的构成性，包括对史料的选择，面对这样的困扰，不如正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愿意在书名中采用“叙事”这一语汇，来表述集中所论是我一己之历史体验与言说，当然，这与趋近历史真实的追求并不矛盾。
论集共十三篇论文，皆已在各专业刊物公开发表过，此次收录，基本保持原貌，个别地方略有修订，博士生侯荣川君费心统一了注释格式。当初这些论文的撰写、修改与发表，得到过众多师友的帮助，现又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得以结集印行，责编张旭辉先生为之付出许多辛劳，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１日于复旦光华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