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刚进屋时没理会，只是铁生指给我才发现。小屋的西墙上挂着一幅看上去很老旧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两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我先是愣怔了一下。面熟，似乎在哪儿见过，但又一时想不出来。坐在旁边的铁生的妻子陈希米只是看着照片，并不说话。铁生的表情似乎在问：看不出来？我终于明白了，那是铁生和希米夫妻两个孩童时代照片的合成。看着照片，我几乎无法用语言把感触和联想表达出来。这当然不仅仅是夫妻恩爱的写意和象征，而是一个来自“远古呼唤”，抑或它就是我们中国人关于姻缘的那个传说—有缘男女，早在出生不久的时候就被一根红线系在一起了。
第一次见到“史铁生”这个名字时，我们还不相识。那是1979年，我正在《北京日报》文艺副刊部实习。有一天，带我的老编辑赵尊党从抽屉里拿出两篇文稿给我看。一篇是陈建功写的，现今已经忘了题名（似乎是《萱草的眼泪》），但极好的文笔却至今留有印象。一篇题名《午餐半小时》，篇幅不长，却别开生面，和我从前所看过的小说完全不一样。就像一幅画似的，画中描绘的是一个街道厂车间的人物群像。一群老大妈和一个老大爷，还有一个瘫痪的小伙子。言谈话语，活灵活现；一举一动，栩栩如生。但似乎没有什么纠结在一起波澜起伏的矛盾冲突，也没有像过去的小说那样塑造“英雄人物”。我问赵老师，什么时候编发。赵老师笑了笑说，等机会吧。后来他又指了指《午餐半小时》说，有人有看法，说是反面教材。我吃了一惊，但却由此记住了小说的题名和作者的名字—“史铁生”。
认识史铁生是在又过了几年以后。他戴着副白边眼镜，脸也不像后来那样发暗发黑。虽然坐在一辆简陋的轮椅上，但看上去身体还结实。可以想象，没患病前，他当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儿。他很实在，说话的时候常带着几分笑意，很快就把你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时候他也会就某一个问题或看法和人争论，但决不会面红耳赤的。如果听着言之有理，他就会说：那也对。
我在工人出版社下属的《丑小鸭》青年文学月刊杂志和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传记文学》当编辑期间，单位离铁生家的所在地雍和宫大街都不算很远，骑车下班回家也比较顺路。有段时间，上午在班上处理一些事情，午餐后错过午休时间就往史铁生那里跑。当时的雍和宫大街26号成了朋友们的聚会点。我常遇见的有刘树生、晓剑、甘铁生、刘乃康，有时候还有马宗启、陈放、刘建民、刘树华或是其他我不熟悉的。没有人主讲，都是鸡一嘴鸭一嘴地随便聊，天南海北，五花八门，但总少不了说小说，说文坛的事。也常讲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和社会新闻，外带着杂评，讲着讲着晓剑就会笑说：“这就是小说了！”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一直聊到将近晚饭时分，散伙各自回家。老大哥马宗启似乎有点神通，有时会警告我们—“26号”已经被有关部门盯上了。我们大多哈哈一笑，根本就不当回事儿。马大哥当然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特别是对史铁生。
那时家里都没有电话，贸然来访的各路人马很多。由于担心儿子劳累加重病情，史伯父就成了家里的“门卫”。当年的26号屋外有很小的一个小院，小院的门是开合式的宽木条拼成的木门，平时总是上着锁。来人敲门，史伯父先要问一问，见是常来的铁生的朋友，就放进去，若是不认识的，就说“没在家”。
我在《丑小鸭》杂志时，曾经编发过史铁生的短篇小说《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小说写一个冬天的傍晚，一对四十多岁的残疾人夫妇推着童车，边走边谈，按照约定去接他们准备收养的孩子。一辆拉粪的马车从他们的面前过去，女的发现路上的井盖错开了一道缝。她担心有人踩上掉下去，要过去看看。天已黑，路灯已亮，男的急于去抱孩子，拦着妻子不让去。她知道丈夫肝有病，不能生气，只好哭着离开。到了那送孩子的人家，人家又变了卦，他们只好空手而归。回去的路上女的又想起了那个错缝的井盖。跑过去一看，发现那错缝是井盖上的积雪被马车轧过以后颠震下去井盖露出的黑缝。一对残疾夫妇，有着那么多的生活的梦想，同时还有一颗爱的心灵。我想，这也是铁生心灵的写照。
有一天，我和铁生都去参加中国残联及其下属刊物《三月风》召开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讨论会。整整一个上午的发言，各抒己见，但多为纸上谈兵。因为开会的地点距铁生家不远，午餐后我就推着自行车与坐在手动轮椅上的他边走边谈；逢到上坡，我就一手扶车一手推椅，下坡时我就拉着点。到了“26号”，余兴未减，于是再说爱与爱情。我讲起了有时候真心换不回好报的事情，铁生说：真挚的心是一根金条。如果你觉得你这颗金子般的心面对着“酱萝卜”，那么你就会觉得不对等、不值得。不过这样一比较，你这“金条”就会贬值，马上变成了“酱萝卜”，甚至连“酱萝卜”都不如。铁生的话，顿时让我豁然开朗。我又问：“铁生，假如让你选择，一个是得到真正的爱情，一个是身体恢复健康，你选择哪一个？”铁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选择爱情。”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这么回答，我一点都不会奇怪。可是……他所经受的痛苦……没有如此经历的人怎么能去体验和想象呢？于是我问为什么，铁生说，如果人生没有真正的爱情，仅仅有健康还有什么意思。后来我在他的一篇关于爱的文章中看到了这样的文字：“爱的情感包括喜欢，包括爱护、尊敬和控制不住，除此之外还有最紧要的一项：敞开。互相敞开心魂，为爱所独具。这样的敞开，并不以性别为牵制，所谓推心置腹，所谓知己，所谓同心携手，是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都有的期待，是孤独的个人无定的倾向，是纷纭的人间贯穿始终的诱惑。”
谈到文学创作时，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搞文学创作不是拳击比赛。拳击比赛要打倒对手，或许还能得到些胜利的喜悦；写小说好比跳高，不是打倒别人，而是超越自己。”后来我在他写的《她是一片绿叶》中见到了这样的文字：“搞艺术的人没有理由互相争什么强弱（更不要说互相使拳脚），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弱小、浅薄。艺术不是为了用来打倒人，而是为了探索全人类面对的迷茫而艰难的路。”“拳击以打倒一个人（一个更弱者）为目的，所以总能得一点沾沾自喜的胜利。跳高却是在与神较量，所以每一次胜利都是以失败告终（把横竿碰掉算结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年，陕西作家协会邀请史铁生去到西安访问，并顺便回他插过队的地方去“探亲”。随行的有刘树生、马宗启、刘乃康等人。我原本也在这个名单里，因工作调动事务缠身，遗憾地未能随行。
铁生又搬家了，越搬离我家越近，隔了一条东三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不到两站公交车的距离，溜溜达达就到了。史伯父还像从前那样呵护儿子。有一天我正和铁生聊天，电话铃响了，史伯父去接电话。铁生笑着对我说，你听，老爷子在说什么。只听史伯父对着电话说：没在家……外出了……去东北了……我也笑了。我知道，史伯父一直担心儿子劳累，也不愿陌生人的电话搅扰儿子谈话的兴致。
那些年，我和铁生共同的朋友姚永正也住在东三环附近，经常到铁生家去聊天。他是报社记者，也是散文作家，但年轻的时候却是职业乒乓球运动员，因此他和铁生经常谈说体育运动的事情。有一天他到铁生家还没坐稳，铁生就让希米找跑鞋给他看。铁生告诉永正，这跑鞋是他最喜欢的田径运动员刘易斯送的。2001年3月，他和来北京的刘易斯见了面，并把自己签名的作品集送给了他心仪已久的人。刘易斯相送的是镶在镜框里的签名照片和一双耐克跑鞋。希米找了好一会儿，不知跑鞋收到了哪里，永正连忙说以后再说。隔了几天姚永正又去看铁生，铁生还没忘上次那碴，又让希米找鞋。终于找到了，铁生孩子般地摸着跑鞋让姚永正看。姚永正见这双蓝色跑鞋的鞋帮上还有用金色油彩笔签的英文字。铁生告诉他，那是刘易斯的签名。姚永正对这特大的鞋感到很吃惊，铁生说，刘易斯有一米八八的个儿，这鞋就是他穿的款式和尺码。谈起这些细节，姚永正说，史铁生没有什么物质爱好，但他对刘易斯的赠品有着特别的自豪感。这使我想起了铁生在1988年所写的《我的梦想》。文中写道：“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虽然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光喜欢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我早晨一睁眼球觉得像过节一般，一天当中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想着它，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他说：“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我常暗自祈祷上苍，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别的，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好身体就行。”他说：“我想若是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变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来世能有那样一个健美的躯体，今天这一身残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够的报偿。”他说：“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辛万苦中靠自己去获取。”
2007年夏天，忆石中文网的总裁老牵邀请该网“微型说大奖赛”的评委、顾问到大连长兴岛去谈评奖事宜并连带着休息，我才得以和铁生同行外出。老牵考虑得很周到，连铁生的每两三天一次的透析问题都安排好了。在岛上，每当到海边去散步时候，铁生都像孩子似的高兴，这时候他的妻子陈希米总是不忘给他带上一件备用的外衣，生怕他受了风寒而感冒。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和掠过海面的水鸟，铁生兴奋地把轮椅转出好远。忽然发觉妻子不在身边，他就会转着头四处寻找：“希米呢？希米呢？”其实希米就在远处一直望着他。发现了希米，铁生才会如释重负一般地继续去寻找他喜欢的大自然风光，然后再一次问：“希米呢？希米呢？”看着如影随形的铁生夫妇，我们感慨，感动，也羡慕。
2010年最后一天的早晨，我打开手机，发现一则铁生妻子陈希米在早上6点多钟发来的短信。短信上说，史铁生已在凌晨3时46分病逝。先是震惊，呆呆地好像在梦中—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在脑海里闪过，忽儿又感觉他就在我的眼前，和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吃饭，和朋友们在海滨的沙滩上观望碧蓝的海水和不时卷起的雪一样的浪花，看掠过水面的精灵一般的白色海鸥忽远忽近地飞翔，或是在冬天的小屋里伴着炉火上洋铁壶吱吱的哼唱，谈过去、现在和将来。二十多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他给我们留下了《我与地坛》《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务虚笔记》《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他做人低调，谦虚，真诚，童心不泯，从不张扬，充满爱心。他的人品和文品都是第一流的，没人能取代……接连不断的电话打过来，络绎不绝的短信震响在耳边，或告诉我这一我已经知道又不愿相信的消息，或诉说他们的震惊、难过、悲痛。
不久我接到《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的电话。他哽咽着说起老朋友史铁生，并且告诉我选刊准备重发铁生的短篇名作《命若琴弦》，然后又嘱我写一篇怀念铁生的文章，连带着给小说写一评介。得知消息的女儿首先捧读起她铁生叔叔的小说。读完以后她泪水涟涟说：“铁生叔叔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再一次流泪。铁生的家离我的家很近，近些年，我总怕去多了会打扰他休息，使他劳累。他每周要做几次透析，每次做完透析都很累，没有精神。我不能去消磨他的生命。虽然我知道，他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喜欢和孩子在一起。我们父女俩在泪水的浸泡中说起了铁生的许多事情。女儿说，铁生叔叔病魔缠身，可几次见到他都没听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和自叹不幸的话。他已经说了，“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2011年1月4日这一天，是史铁生的生日。这一天就像他所说的“降临的节日”那样降临了—“与铁生最后的聚会”的追思会在798时态空间画廊于下午3点举行。不到2点，许多人都赶到了，其后不断涌入的人们在瞬息间挤满了一个偌大的厅堂。有从上海赶来的，有从陕西赶来的，有从山西赶来的，更多的来自北京城的四面八方。人群中，我看许多作家、诗人、剧作家、学者、教授、艺术家、记者和数不尽的生活中的朋友和热心读者。上千人来为铁生过生日，向陪伴着铁生度过多少艰难时刻的铁生夫人陈希米致敬。
60枝红烛燃烧着，墙上的一张张照片与每个人心系相连。铁生的话再次响在我的耳边：“古往今来，真正的艺术家多是尝够了世间的艰辛与苦难的，但他们总是对人类充满了爱的，他们的作品中因而没有报复的色彩，没有狭隘的怨恨，没有歇斯底里的发泄，没有自命圣洁的炫耀。在他们看来，灵魂残疾了的人和双腿残疾了的人是一样的，都是不幸的‘羔羊’，而‘主’不是神祗而是‘羔羊’们的不屈、自新与互爱。他们叙述苦难乃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沉思，他们剥开人类的弱点，本是为着人类趋向完美。”
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铁生小屋西墙上挂着的那一幅看上去很老旧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是铁生和希米夫妻两个孩童时代照片的合成。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翻开了脑海里的史铁生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的书页。在这追溯爱情本源、探寻爱情真谛和意义的作品中，有一个名叫“娥”的女孩。书中写到：“哦，娥四岁时也是这样吧？娥四岁时夏蛙还在远方，我也刚到丁一不久……那时候，未来是否已经写好？或正藏在一个微小的细节里等候时机？命运终于看中的那个细节是什么呢？一个‘情’字—比如丁一”……“只要娥是爱我的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以后吧，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想，这段文字就是铁生屋墙上挂的他和妻子希米孩童时代合成照片的意象抒写，也是对那幅小男孩和小女孩合影的“远古呼唤”神话的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