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冬天，我们全家遵循国家计划，兴建东江湖区，举家移民到一个叫龙溪的小乡镇。这是一个偏远的山区，这儿的常住居民都是散居，有时候要隔好几里地才可以看到一户人家。因为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家庭收入极其微薄。加之生父过世多年，继父异常粗暴，常年醉酒，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无形地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1987年，我们姊妹仨开始陆续上学，原本贫寒的家似乎大雪过后又迎来了一轮冰冻！为了学费和生活费，母亲起早贪黑地劳作，田间地头，时刻都有母亲疲惫的身影。也就是这一年7月，乡政府决定开放农贸市场，每逢农历3、6、9定为赶圩日。为了换取现钱，母亲决定每圩都去农贸市场卖菜。
开放农贸市场那天，乡里请来了花鼓戏团，我便囔囔着去看戏，母亲拗不过，带我去了。一路歇歇停停，走过5里地捱到上午8点多才到圩场。母亲独自去农贸市场卖菜去了，我则挤进戏团的人堆里，穿插在人缝里看戏。
时间很快就到了中午12点，母亲卖完菜后寻得我：“东儿，农贸市场碰到一个熟人开了家面馆，有包子还有面条，还有很好吃的酸辣面。我们去尝尝鲜。”
吃完酸辣面，我和母亲急急忙忙往回赶。我却一直回味着那面的味道，酸酸甜甜辣辣还香着咧，心里期盼着下一次同母亲赶圩……
再后来的日子里，生活更是异常艰辛。每逢赶圩日，我要么在学校读书，要么被母亲安排放牛，要么得去拾薪火。等到初中时候，我和大哥又不得不去琢磨着赚钱，为学费而付出自己微薄的劳力。和母亲一起去赶圩也逐步变成了一种奢望，由奢望变成了遥不可及，因为不可及而又淡忘干净。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每次赶圩卖菜回来都会带上好一袋各式各样的包子，虽然那抵不上酸辣面的味道，但也着实让我们解解馋。当我嘴角留着包子馅末的时候，母亲则是站在一旁微笑着，不言不语。我不解：“母亲，你怎么不吃包子呢？”
“呵呵。”母亲笑得更灿烂了：“我在农贸市场的面馆吃过酸辣面了，还不饿。”
“母亲真是运气好，每次赶圩都可以吃一回酸辣面。”我很是羡慕地嘟哝着。
一眨眼功夫，我就中专毕业了，独自离开家乡走上了社会生活。世事难料，2006年那场7.15洪灾，来势凶猛，造成山体滑坡，无情的泥石流毁掉了我们那几间栖息的土砖屋。母亲含着泪珠，购置了一间县城郊区边缘的红砖房居住。
年迈的母亲却总是提起龙溪农贸市场的酸辣面。有时候讲着讲着还流下了泪水。去年冬天，我拗不过母亲，恰逢赶圩日，便陪母亲去了趟龙溪。
乡村的中巴车行驶在鸡肠般蜿蜒的山区公路上，满车的人都欣喜地看着窗外的风景。母亲却低垂着脸，若有所思。一下车，母亲蹒跚着直接朝农贸市场走去。这儿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市场里几个卖菜的妇人悠闲地打着纸牌。市场里的物件也显得破旧不堪。
“老姊妹，你怎么舍得来啊？”眼尖的面馆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母亲。
“恩，舍不得你啊，特地带东儿来看看你，东儿还惦记着你煮的那碗酸辣面呢。”母亲悠悠地说来：“这不，快来两碗酸辣面哦。”
母亲找了个空座坐下。面馆老板娘却愕然了：“你不要糠馍馍（用谷壳米糠做的包子）啦？你以前都是吃糠馍馍呢。”
“糠馍馍”？不是酸辣面吗？这回我像一尊木雕立在冷清的农贸市场，心里提起了七八个吊桶：“我母亲不是赶圩都来吃一碗酸辣面吗？”
“你啊，你母亲怎么舍得吃面呢？一个糠馍馍才3分钱，一碗面要7角钱。一担菜顶多卖10来块钱，碰上价钱低落时才卖得五六块，你们姊妹都读书，开销地方多，哪舍得呢？唉……这不刚好省着几角钱带回几个包子……”面馆老板娘叹着气。
“别说了，老姊妹。每次你都故意多数几个包子给我，怕我嫌弃，还说成是数错了。我都惦记着呢，这不东儿出息啦，带他来回你个人情。感谢老姊妹的那份情啊！”母亲泪如潮涌。
“不还也罢！我都是要入土的人啦，这些年依仗这面馆日子也算红火，哪像你，孤儿寡母地寄人篱下。忍气吞声不说，就东补西凑地送孩子们读书也不易啦。”
“不说，不说。看看老姊妹的手艺长进了么？”母亲打断了话题。
听着这段话，我惊诧得半响无法做声，只是呆呆地待在那间早已破旧的面馆里。桌上那碗热气腾腾的酸辣面，我不知道是怎么吃下去的，我分不清那是酸还是辣，哪是泪水，哪是面。
我猛然想起老舍描写母亲的那段话：“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