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节坦诚进谏
据1987年《环球》杂志第五期“编者按”称：“今天是前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尼古拉·瓦维洛夫诞辰一百周年（1887—194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全世界为这位对世界生物学做出过卓越贡献、而本人的命运却充满悲剧色彩的伟大学者广泛展开纪念活动。”若要追问以上问题，那还得从1929年前苏联国内开始的速度、矛盾和抗争说起。
1929年，前苏联国内出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高速度建设。似乎世界上的事情，资本主义世界花了上百年才获得的成果，在前苏联国土上，只要一声自上而下的命令，就可以获得。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按照社会主义方式改造农业。会议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垦1500万公顷的土地！
那时，作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的瓦维洛夫，对这项改革农村落后面貌的计划感到兴奋，但也为之非常担忧。由于计划过于庞大，前苏联的科学还不具备相应的水平与能力。因此，他向党的最高领导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然而，遗憾的是，学者语重心长的意见，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糟的是，第二年农业人民委员部，却反而认为上述计划中的指标已经大大落后，于是又进一步提出开垦1·31亿公顷耕地的计划。
正当瓦维洛夫困惑不解时，又自上而下地传来命令：要求农科院的学者们，在数月内兴建50个研究所和180个地区试验站；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最优良的种子、最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经营农业的方法等。
这使瓦维洛夫再也忍不下去了。他认为“高速度培养”学者，是对科学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庸俗歪曲，急于求成是办不到的。于是，他的观点，被指责为“极限论”。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一刻也没有松懈过自己的工作，从而使他的生物遗传学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世界知名的列宁格勒学派。
那么，瓦维洛夫究竟有哪些研究成果呢？
瓦维洛夫为了寻求他所感兴趣的栽培作物，曾经走遍了50多个国家。他先后到过南美、中美、加拿大、美国、西欧、日本和中国的西部地区。
1924—1929年的5年期间，他行程数千千米，收集了大量的种子标本和栽培作物的果实，从而创办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科研所——作物栽培研究所，并参与筹备和创办了农业科学院。与此同时，他还在国内外发表了500多篇文章。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前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上，他的名声传奇式地在世界各地传播。
尤其是1926年，瓦维洛夫被选入最高政府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得到了列宁奖金。接着，国际上的科学组织和其他国家，也纷纷授予瓦维洛夫多种桂冠。
§§§第2节无辜的罪犯
然而，谁也料不到，瓦维洛夫却由于学术争论，导致了自己身陷牢狱之灾，而且还是被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李森科（1898—1976年）落井下石的。
本来，李森科基本上没有读过生物学名著，并且还特别蔑视对生物遗传学的研究。可是，他所作的作物春化试验还是引起了瓦维洛夫的关注。1934年，作为老师的瓦维洛夫，热情地向科学院生物学部介绍了李森科的春化试验，并推荐李森科担任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委派他担任敖德萨研究所所长。
但不幸的是，老师对学生的扶持，却成了老师本人厄运的开始。李森科利用春化试验作为政治资本，并利用各种场合，为自己树碑立传——声称自己是“米丘林达尔文主义”的继承者。从此，“米丘林达尔文主义”就成了前苏联生物学的正宗派，而现代生物遗传学，则是资产阶级的“胡说八道”。
当然，长期从事生物遗传研究的学者们却并不沉默，他们尖锐地批评了李森科。尤其瓦维洛夫，对于生物遗传学，他鲜明地表达着自己的客观立场。
他说：“我们认为摩尔根和孟德尔的遗传规律，是我们理解遗传性的基础。其他有同样价值的理论，我们尚未发现，所以没有理由抛弃现代生物遗传学。”
就这样，在前苏联生物学界终于形成了两大学派：以李森科为首的进步生物学派和以瓦维洛夫为首的生物遗传学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50年后的科学发展，完全证实了瓦维洛夫一派的基本观点是有科学依据的，而李森科一派意见却基本上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在当年，这场斗争的结果却是可悲的错误结局。
